泄密事件让美国“法治”基础面临严重挑战，也令本已“二元分化”的社会加剧撕裂。
▲美国是个海洋法系国家，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裁定可引申作为一切类似案件的司法判决依据，因此其每次判决的社会关注度都极高。资料图。图/新华社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调查内部文件泄密事件，仍在持续发酵 。
当地时间5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就借此攻击共和党，称争议不止在于堕胎，“MAGA群体已经是美国近段历史中最极端的政治组织”。“MAGA”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简称，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使用的政治口号。在此前的一次演讲中，拜登公开把共和党称为“MAGA党”。
此次事件，源于美国《政治报》网站5月2日晚刊登了联邦最高法院一份多数意见草稿以及相关报道。该草稿由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撰写，认为联邦层面确立女性堕胎权的判例站不住脚，应该被推翻。
报道旋即引发了席卷全美的政治巨浪和强烈社会“地震”。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密集发声，呼吁采取行动保障女性堕胎权；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则大力谴责泄露行为，称之为对联邦最高法院独立性的攻击。
当地时间5月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发表声明说，他已下令调查该法院内部文件泄密事件。
同一天，世界各国领导人，甚至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纷纷发声，对美国最高法院可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前景表示震惊，并警告说美国和其他地方女性的堕胎权或将面临威胁。
但实际上，也正如拜登公开宣称的那样，就美国当前的国内政治语境而言，此次事件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堕胎权博弈。
▲美国总统拜登借泄密事件攻击共和党，矛头直指前任总统特朗普。资料图。图/新华社
堕胎权与党派政治高度捆绑
在1973年以前，美国各州或受天主教、或受新教清教徒运动影响，对孕妇堕胎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当时全美50个州中允许堕胎合法的仅4个，另有13个州允许孕妇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前提下”堕胎。
但严格的堕胎限制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秘密堕胎导致各种女性后遗症甚至生命危险，以及被强暴怀孕女性不得不生下子女等。
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司法裁决，裁定美国孕妇有权在妊娠前3个月内享有“绝对堕胎权”，此后3个月内则享有“限制堕胎权”。
199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帕伦托德诉卡西案”，裁定各州不得对在胎儿能在子宫外存活前寻求堕胎的怀孕妇女“增加不适当负担”。这意味着美国怀孕妇女几乎可以“无限制堕胎”。
而美国各州也相继通过州立法方式，赋予州内妇女自由堕胎权。这也被大多数美国人和主流社会学家视作“女性权益保障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典范。
但近十多年来，美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二元分化”局面。一方面，少数族裔占比的增加和女权、生态等所谓“进步派”思潮的崛起，让支持“更自由”的人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将之视作“动摇国本的洪水猛兽”的白人保守主义影响力也同步增长，并以更强的凝聚力抵消了“进步派”人多势众的优势。这也使得美国传统的民主、共和两党博弈与之高度捆绑，从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非传统政治家出身、深受福音派保守白人思潮影响的特朗普上台后，打破许多以往心照不宣的“政治游戏潜规则”，采取了更“简单粗暴”的方式，力图打破“进步派”和白人保守派间的平衡。其中，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在其任内连续成功提名3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造成9名大法官出现保守派和自由派6:3的严重倾斜。
此次围绕“罗伊诉韦德案”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裁决草案一旦通过，将赋予美国各州自行制订本州堕胎法案的全权。
古特马赫研究所数据称，一旦草案通过，美国可能有至少20个州会立法限制或取消妇女自由堕胎权，影响将波及约4000万美国育龄妇女，占美国育龄妇女总数的58%。
与之相反，约有15个坚决抵制剥夺妇女堕胎权的州，如加州、纽约州等预计会针锋相对地通过更宽松的“支持妇女自由堕胎权”地方性法规。这无疑将令美国社会的“二元对立”变本加厉。
▲2022年5月3日，泄密事件发生后，支持和反对堕胎权的人们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外集会。图/新华社
民主党想把“坏事”变成“好事”
连日来，支持妇女堕胎自由的群体在全美掀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其中以民主党“进步派”、少数族裔和LGBTQ（泛指非异性恋人群）等特殊群体最为积极。
与女权主义者及普遍支持女性自由堕胎权的文艺界人士相似，民主党“进步派”公开声称，“是否堕胎是孕妇不容剥夺的自由权”，是“第14修正案所赋予的宪法权利”，认为“剥夺自由堕胎权势必导致非法堕胎激增，从而严重影响孕妇健康和生命”。
但其背后的深层理由则是，“进步派”乃至整个民主党日益和少数族裔选民群体、女权主义者群体和LGBTQ等特殊利益群体相互接近，必须积极为这些群体代言，才能换取后者在选战中全心全意的支持。
诡异的是，保守派大法官推翻“罗伊诉韦德判例”的理由居然是同一条宪法修正案——规定禁止国家“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及财产”的第14修正案，理由是“胚胎也是生命”。
阿利托大法官在草案中宣称，“第14修正案生效时美国绝大多数州都不允许自由堕胎，3/4的州甚至视之为犯罪”，所以“该修正案理所当然不应保护自由堕胎”。
少数族裔支持妇女堕胎自由，是因为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国家，堕胎费用需要自理。1976年“海德修正案”禁止动用联邦资金补贴堕胎，尽管堕胎费用可能只需要几百美元，但对于穷人或未成年女性而言同样是一笔巨大费用——而这些人恰恰是堕胎最大群体。
有统计数据显示，非洲裔仅占美国人口比重13%，堕胎占比却高达34%，而人口占比高达60%的美国白人，堕胎占比仅39%。
为此，有社会学家指出，少数族裔所上的学校通常教育质量不高，性教育水准也差，最容易产生堕胎需求的中学女生意外怀孕率远高于平均水平，而她们的贫困率又比平均水平高得多，一旦“罗伊诉韦德判例”被推翻，对她们及其家庭、社区的影响无疑更严重。
不仅如此，可能立法支持限制自由堕胎权的州大多数是支持共和党、主张“低福利低税收”的“红州”，不能堕胎对低收入的少数族裔意外怀孕者而言，将注定是雪上加霜的一件事。
LGBTQ群体则更担心“罗伊诉韦德判例”被推翻后的“溢出效应”。因为，诸如“同性结婚”等已通过或争取通过的“进步性法例”，其司法立足点都是“第14修正案”。而此次草案一旦通过，也将成为一个新的判例，未来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比例维持现状不变的态势下，保守派极可能“再接再厉”，继续在“进步派”的地盘上“攻城拔寨”。
对于共和党而言，在“特朗普光环”因乌克兰问题有所褪色的当口，如果能借推翻“罗伊诉韦德判例”凝聚核心支持者，激励本方士气，对年底中期选举力争重夺参众两院控制权也是一个极大帮助。
但对民主党而言，如果此次失守，无疑再度凸显其面对司法体系掣肘的虚弱，并令本方支持群体大失所望。正因如此，连日来，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民主党各派政要几乎倾巢而出，力争“把事炒热”，把坏事变成“好事”。
▲2022年1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行人经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图/新华社
泄密事件加剧撕裂美国社会
民主党“变坏事为好事”的策略，首先是试图借此推动美国社会对现行大法官体制的质疑。
毕竟，大法官组合内保守派和自由派票数的对比和美国社会实际情况反差太大，而这种极大的反差居然是在一届总统的四年任期“凑巧”造成的。
与此同时，民主党也希望能借此“反向提振选情”。
一些支持民主党的名人，如好莱坞女星萨兰登正极力倡导将“妇女自由堕胎权”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联邦法律，提交参众两院表决通过，一旦通过，则最高法院大法官也难以再从根本上进行掣肘。
但要让一则新的、独立的联邦法律草案在国会山闯关成功，民主党就需要确保在年底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众院优势，并夺回参院多数席位。
连日来，与“妇女自由堕胎权”存废同样火爆的相关选题，则是“谁向媒体泄露了这份草案”——《纽约时报》5月3日称“自水门事件后，美国媒体还从未有过对‘谁是曝料人’如此感兴趣的时候”。
当地时间5月4日，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著名保守派人士克鲁兹在福克斯电视台上大骂“某个左翼小白痴”是泄密“罪魁祸首”，并认为其“可能是最高法院12名书记员中的一个，他这样做是希望未来民主党提名的大法官可以保住其饭碗”。
另一些“进步派”同情者，如专栏作家希特则认为，泄密者更可能是一名保守派人士，如极端保守派法官托马斯的妻子金妮。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犹豫不决的保守派大法官“坚定立场”，从而令推翻“罗伊诉韦德判例”的“大计”更加万无一失。
但对于后一种观点，很多人也不以为然。如《卫报》就认为，这样做只会帮保守派倒忙。因为，此次草案起草人阿利托法官本就是保守派大法官中相对温和的，事情闹到如此大的动静，他很可能迫于社会压力收回联署，从而令保守派“大计”功败垂成。
正如此次独家爆料的《政治报》所言，美国历史上联邦最高法院绝密草案被提前曝光的先例几乎没有。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已在5月4日启动特别调查，以追查“泄密黑手”。这令此场围绕“堕胎权”的社会风波更加混乱。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最高法院的调查结果如何，此次泄密事件都让美国的“法治”基础面临严重挑战，而围绕于此的两党政治争斗，也必然令本已明显“二元分化”的美国社会加剧撕裂。
撰稿/陶短房（专栏作家）
编辑/何睿
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