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十七世纪欧洲人的文化大发现
真正懂得中国这个“历史奇迹”的，另有其人，他是莱布尼茨。
在了解他对“中国”的看法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他是17世纪的德国人，在此，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欧洲的“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汉斯·波塞尔（HansPoser）在《莱布尼茨的与欧洲对中国的兴趣》一文中，这样说道：十七世纪，欧洲人在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是认识了中国，他们从中国，发现了一种与西方文化旗鼓相当的文化，发现了一个高度发达而又陌生的帝国。
此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多半是从丝绸与瓷器等物质文明的成果上来确认的，从17世纪开始，通过传教士的传媒，欧洲人已从思想文化上，发现了一个与他们迥异其趣却可以并论的中国，这是欧洲人继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一次文化大发现。
这一片文化新大陆，不但以形而下的器，还以形而上之道，吸引着欧洲人的眼球，使其目光，从中国文明的样式，转向中国人的思想，开显出理性的模样。
这要归功于耶稣会士，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启迪大量欧洲读者。也就是说，当莱布尼茨思想成熟时，中国已成为欧洲日常话题。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其著作《科学和现代世界》中，称欧洲人的17世纪为“天才的世纪”，而“天才中的天才”，有法国笛卡尔、英国牛顿，德国莱布尼茨，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写到莱布尼茨，竟然情不自禁称赞他为“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其思想，简直出神入化，所到之处，无不放出理性的卓越光华。
但凡学问所在，皆为其思想之宅，无论哲学、数学、神学以及其他种种科学，无不卓越，其卓越处，或多或少，亦可见中国因素的影响，透露出中国的思想。
李约瑟认为，莱布尼茨的有机论哲学，就含有中国思想，他指出，当有机论来临的时候,人们发现，许多思想家，已经为它开通了道路，回溯一下它的历程，从怀特海到恩格斯，到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然后，它的灵感就不再是欧洲的了。
莱布尼茨是欧洲有机论哲学的一个来源，但源头，并不在他那里，而是在东方。李约瑟确认其灵感的源泉来自中国思想，受益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
汉斯·波塞尔说，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又增加了两条，一条是对文字的兴趣，另一条是对伦理的兴趣，这两条，均与莱布尼茨有关。
陈乐民在《莱布尼茨和儒学》一文中，也提到了莱布尼茨对文字的兴趣，但其不是语言学的兴趣，亦非对汉语和汉学的兴趣，而是对数学与形而上学的兴趣，他要为数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找到一种“新方法”——符号，以之为“普遍文字”。
此种文字，非一隅之用，亦非一国所用，而是举世通用。这还不够，还要能表达思想，非汉语思想，亦非拉丁语思想，那是不被任何一种民族语言及其国家观念所局限的思想——“普适思想”，这样的思想，只能用惟一文字来表达，那就是“普遍文字”——符号，它不属于现行文字，无论表音，还是象形，作为符号，它属于纯粹理性。
语言，是人类分歧的根源，那分歧，在“巴别塔”里就已发生。
文明初现时，人类还没有语言，他们通过自然发声和手势表达需求，故天南地北之人，相逢一处，彼此之间，很容易进行交流，可以说，那是一个真正的人类性时代。不幸的是，语言接踵而来，据说，那是神的安排，因为神不愿意人类团结起来。
也许，语言的出现，就是神对于人类的一个恶作剧，或者说，是神之于人类的一个文明实验，神把语言的种子播种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使之分别生长，长成不同的文明样式，形成异样的民族与国家，造就差异化的社会与阶级，以之为文明标志。
人类的原始统一性因之而解体，文明的进程，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历史态势，形成了争奇斗艳的文明样式——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
但神还是留了一手，将这一手留在了东方。那是怎样的一手啊！保留了人类的原始统一性，使之自然生长，长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中国”模样。
真正的西方文明，不是从西欧开始，而是从西亚开始，从巴别塔出现的那个地方开始，也就是在古巴比伦地区，那里是两河流域，西方文明的源头就在此。
东方也有两河流域，中国文明也是从那里开始，河出昆仑，水源于此，文明的源头也在此，两条大河，天南地北，由西向东，从世界最高的山——昆仑山到地球最大的海——太平洋，高原与平原，江湖和江海，还有草原与大漠，丘陵和山脉，为原始统一性的文明进程，预留了自然生长的历史地理空间，非以分化竟进，而以统一兼取。
那保留了原始统一性的文明，在黑格尔看来，便是“非历史”，本来为世界历史的起点，终因其裹足不前，被遗落在世界历史的局外，然自谢林看来，则为“非神话”，中国自居于未开化的自然状态的“天”，始终未能迈出通往“神”的那一步。
可莱布尼茨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他这样说道：在地球两端的东西方，出现了全人类最伟大和最发达的文明，我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大概是天意要让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地域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使得位于它们之间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为此，他称“支那”为“东方的欧洲”。
令人惊讶的是，莱布尼茨竟然把欧洲与中国称作“两个民族”。这与近代以来欧洲分裂为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形正相反。
中华民族，可以说是多民族的统一，而欧洲人却非统一民族，近代欧洲人，被分解为国家形态的多个独立的民族单元，就连基督教的统一性，也被他们的民族性分解了，所谓“近代性”，就是国家的民族性，所谓“近代化”，也就是国家民族化。
民族性的根源，在于语言发生，可民族性的自觉，要到了近代国家形成，那才真正出现，此前，欧洲有城邦国家、封建国家，还有帝国，虽与血缘和地缘相关，具有民族性因素，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兴起，要靠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便是民族性自觉的标志，它要立个民族精神的文明根柢，获取主权国家的政治样式，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从教会神权的束缚中解放人性及其个人权利，那么宗教改革运动则是以政教分离来摆脱教会神权的控制实现国家主权的目的。
用了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这样两根历史的杠杆，终于撬动了教会神权，而第一个来撬动者，便是马丁·路德，他是16世纪的德国人，当其主张“上帝在我心中”时，我们便会想起早于他700年的中国唐朝僧人马祖道一说的一偈：“即心是佛”。此两者，是何等的惟妙惟肖啊！当马丁·路德指出，信徒能以个人阅读的方式，通过《圣经》体认并信仰上帝，而不必经由教会及其宗教仪式时，我们发现禅宗之于佛教也正是如此。
这本来是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是他作为神学家的个体性对于“上帝的义”和“人的信”的宗教感悟和信仰体认，其“因信称义”的宗教个体性，同教会神权起了冲突，使得教会以致命的自负开除其教籍，并对其个人权利及其生命安全进行侵犯。
此时，国家主权便参与进来，对他施以援手，同教会神权对抗，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兴起，缘起于个人权利与国家主权的一次结合，也可以说是两者之间的一个神圣同盟，可国家主权一介入，就不仅是教会分裂了，还带来宗教战争。
基督教分裂了，分为天主教和新教，新教问世，天崩地裂，从路德开始。莱布尼茨的父亲，就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信徒，他自小耳濡目染，受父亲影响，亦自不待言。从其家国来看，家是新教之家，国是新教之国，他本人，当然也是新教之人。
刘钢在《莱布尼茨与德国的现代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的按语中，特别提到莱布尼茨对德国建国的贡献，还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莱布尼茨感兴趣”。一穷二白的普鲁士，从“帝国的沙瓶”里崛起，靠什么？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靠了新教伦理精神，但刘钢在此指出了另外一点，那就是根据莱布尼茨的哲学提出的“统计立国”。
普鲁士的出现，在欧洲可谓独一无二，别国兴起，均其来有自，于政教两面，皆有所本。独普鲁士，其盛世，非由历史传承，而从蛮荒突起，其立国之本，非以物质文明，而以精神原力，原力之表现，亦大约有二，以“二德”为代表，一曰路德，为神学代表，二曰康德，为哲学代表，国有“二德”，为绝对精神之国，纯粹理性之国。
然“二德”之间，还有一人，承上启下，兼而有之，追求神性与理性统一，那人便是莱布尼茨。或曰，路德以其宗教个体性，不但引发宗教改革，使得教会分裂，而且引起宗教战争，使得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如此个体性，在哲学上该如何表达？
做一枚通往前定和谐的快乐单子
对此，莱布尼茨也许会首先想到“原子”，那通过拉丁语和希腊语，他早已熟悉了的“原子”，对那独立不二，作为宇宙本体的物性论的“原子”，他突发一问：“原子”真的不可分割？这一问，就使他的哲学突破“原子论”，向着“单子论”飞跃。
“单子”，也是希腊词，它与“原子”的区别在于，“原子”还有物质属性，而“单子”则是纯粹精神性的。莱布尼茨认为，任何物质，都有广延性，所以，“物质的原子”一说，其实自相矛盾，那么单纯的实体，还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单子。
单子，是单纯的实体，只有精神性，没有物质性，故曰不可分。莱布尼茨认为，“单纯，就是没有部分”，而物质，因其广延性，而有部分，故非单纯实体，欲求“单纯”，惟有精神，精神没有广延性，也就没有可分性。
单纯的实体，还得能动，而物本性，恰为受动，故非宇宙本体。惟精神能动，此能动之实体，即为单子，它没有部分，不能生成，由上帝创造，突然产生，突然消灭，这一切，都取决于上帝。它自身，并无生死和成毁，因创造而生，由毁灭而亡。能动的实体，还须独立，单子“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口”，而与外部绝缘，无论何者，“都不能从外面进入一个单子”，作为实体它绝对封闭，各自独立。
独立的实体，惟有单子，非以量存，须以质在，否则就非存在了。若无性质，单子如何分别？若无质的反差，又怎能见其变化？单子各异，绝无相似，故曰“世界上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究其根柢，不过单子的差别而已，此为个体化原则。
单子运动，非由外力，其变化动因，皆由自身，其存在形式，为“形而上学的点”，其变化，或以几何方式，由点而线，由线而面，由面而体，由体而物，转以物理方式，成为一个“力的中心”，莱布尼茨称它为“隐德来希”——亦即第一推动者。“隐德来希”，亦希腊语，出自亚里士多德，它指潜能“实现”，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又指运动“完成”，从动机到目标，皆以自动达成，其变化源于一个内在原则。单子自动，动因为欲求；单子不灭，恒在以知觉；单子变化，由欲求推动知觉。
知觉，在单一实体中包含并表现多样性，应该将它与意识区分。知觉非意识，不能因为意识觉察不到知觉，就认为知觉不存在。推动一个知觉向另一个知觉转化的内在原则的活动，可被称为欲求。不过，欲求不能总是达到它所指向的全部知觉，但它总有所收获并达到新的知觉。
此外，还必须承认，知觉及其所知，非机械原因能解释，也非图形和运动能表达，即使机器被制作得若有所思和所知，使人可以像走进磨坊一样进入它，我们也找不到可以解释知觉的东西，因为，寻找知觉，只能在单一实体中，而非在复合物中。
那么，灵魂呢？它也含有知觉和欲望，虽然也能被称之为“单子”，但因其所含比知觉更多，故“灵魂”这一名称，属于知觉更为清晰且伴有记忆的单子。
如果说灵魂是有记忆的单子，那么记忆就为灵魂提供一种连贯性，其类似于理性，却须与理性区分，若仅就记忆原则的经验而言，人之行为，类似于动物，惟有真理，能使人与动物区分，并予人以理性，使人认识自身，并提升灵魂到上帝的高度。
面对必然真理，当思“反求诸己”，我思故我在，是为“反思”。人以“反思”，开启自我，经由自我意识，通往最高存在——上帝，故曰“上帝在我心中”。
人的理性运用，建立在两大原则之上——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与之相对应，也存在着两种真理，那就是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推理真理，是必然的真理，其反面为不可能；事实真理，是偶然的真理，其反面则是可能。
当真理为必然，就能以分析而发现，且能将它化简，直至其基本面，因而，在数学上，思辨的原理和实践的法则可通过分析而被归结为定义、公理和公设，但基本原理不能证明，也没有必要去证明，终极原因，必须蕴含于一个必然实体之中，这个实体就是上帝，上帝是所有特别事物之纷繁多样的充足理由，只有一个上帝，这就足够了。
莱布尼茨著《单子论》，从单子到上帝，逐一道来，计有90条，先论述单子，再论证上帝，上帝创造单子，让单子分享其属性，将唯一性和能动性赋予单子，单子据之，以形成世界，生成万物，产生自我意识，且以反思，认识自己，回归上帝。
以此来看路德，路德岂非芸芸众生中这样一枚特立独行的单子？他以一人对抗整个教会，那坚不可破和不可分割的实体性，岂非正是由单子的本质规定？
莱布尼茨本人也是这样一枚单子，但他与路德不同，如果说路德是一枚身怀沉重末世感而欲救世的“原罪单子”，那么，莱布尼茨就是一枚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快乐单子，他相信这世界的一切上帝早已安排好了，他要做的，就是证明上帝的存在。
据说，他生平从未进过教堂，却竭尽全力，要来证明上帝存在。
在他看来，上帝与教会、教堂的关系不大，作为一枚形而上学单子，一个灵魂的实体，他充满乐观的自信可以直通上帝，无需经由教会中介，并从教堂中转。
有关这一点，路德早已声明，尽管他们都相信“上帝在天上，也在心中”，可通往上帝之路，还是不同，他们虽有同一目标，但走向上帝时，却各走各的路。
路德以“原罪的个体”走了一条信仰救赎之路，而莱布尼茨则以“形而上学的单子”走了一条回归宇宙本体、探寻创世原理的理性自救之路，不是通过《圣经》的启示走向上帝，而是从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出发，经由同一性与唯一性的原则通往上帝。
矛盾律要求同一性，充足理由律基于唯一性，这两条原则，最终，都被归结到上帝，矛盾律早就有了，充足理由律则由莱布尼茨率先提出，成为其哲学基础。
人的世界，由语词构成，充满了矛盾，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人处其间，排列组合，环环相扣，真伪莫辨，善恶难分，美丑相争，其衍生物错综交织，使文明呈现出矛盾的嘴脸，虽然据血缘地缘能形成共同语言，达成局部共识，因而有民族国家产生，但民族国家的出现，反而将语词的分别，上升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变成文明之争。
矛盾之甚者之尤者，莫过于文明的分裂与冲突，国运为之一变。
分裂，均由内部引起，如基督教内部，先是分为天主教与东正教，接着又从天主教分裂出新教，冲突，则就外部而言，如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之于伊斯兰圣战。
一般来说，文明的分裂与冲突，都会导致战争，通过战争，有时也能达成共识，如近代欧洲为了结束30年战争，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欧洲共识。共识有四：一是，国家主权至上，教会神权退出；二是，以开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三是，关注人权问题，确立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原则，以及为战争受难者提供人道主义待遇和援助等；四是，对违约国的集体制裁以及协约各方一致行动原则。
自该共识建立以来，至今已有300余年，在此基础上，各国又签订了许多条约，形成新的条约体系和国际组织，如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但共识归共识，体系虽好，矛盾依旧，共识难守，即便条约国都能恪守条约，也难免会因各自的国家利益乃至于因语词差异，而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和解释。
然就其时代性而言，莱布尼茨可以说是欧洲30年宗教战争的产儿，他产生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体系里，在新教信仰和国家主权兴起的共识中成长。
但他并非那共识的拥趸，亦非那体系的护法，他有自己的想法。试问，那共识，经得起矛盾律的推敲吗？那体系，能满足充足理由律的需要吗？若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共识里的矛盾，若要能全面满足国际体系的需要，是不是还得回到上帝那里去？他确认，只有在理性指向的最高的同一性——上帝那里，所有的矛盾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只有在灵魂归依的终极的唯一性里，一切需求才得以根本满足。
既然人能从无穷无尽的现实矛盾中发现同一性原则，还能从万事万物的存在理由中发现唯一性的原由，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样的两个理性原则，必有其与之相对应的存在，如此存在，除了上帝，还是上帝，他用这两条原则，证明了上帝存在。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有上帝存在，为什么这世界还会成为人类不幸的源泉？他没从原罪上去考虑，而是认为罪恶产生于缺陷，人本身就是个有缺陷的万物之灵，因为上帝创造人类，不可能如其自我般完美，不论有意无意，都必然留有缺陷，而且正是由于缺陷，人类才会意识到上帝，若人类如同上帝一样完美，那它还会需要上帝吗？
所以，人类世界，即便有缺陷，也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它毕竟由上帝创造，更何况，人类被上帝赋予了自由之思想的理性，通过理性，人不仅能认识到上帝存在，还能在对上帝的无限认同与趋近中，不断改造自己，同时也改良着世界。
这就要求世界有联系机制，作为一枚单子，无“窗口”可供出入﹐与他者如何联系？彼此间又如何协调为一个整体？他认为，此由上帝“前定和谐”所致。所谓“前定和谐”，有如乐队演出，乐师各按曲谱演奏，遵循前定乐律；有如人心身之于生命﹐人心与人身，如两具时钟﹐各走各的，却能维持生命一体。
由此看来，上帝早已安排好了一切，缺陷不可怕，罪恶不足惧，因这一切，都能从“前定和谐”中得以根本解决，故其确信“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当作“前定和谐系统”，其本人也成了一枚快乐的单子。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