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当被问及今年的大学录取情况时，洛杉矶一位富裕的白人家长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上面有三个表情符号：一个悲伤，一个蓝脸发抖，还有一个看起来要吐了。
后来在电话中，这位家长选择了“暗淡”这个词来描述孩子所在著名私立高中12月在ED（Early Decision，具有约束力的提前录取）、EA（Early Action，不具约束力的提前录取）中的表现（常规录取结果在3月底和4月初公布）。这个孩子成绩顶尖，课外活动非常丰富，而且担任了很多领导者的角色，但申请的一所常春藤盟校给了个延后决定的结果，尽管他们家族跟学校有渊源——这位学生的结果还算好的，几位同样申请该校的学生直接在ED中被拒了。
远大前程大学预科（Great Expectations College Prep）的创始人珍·卡菲什（Jen Kaifesh）说，EA/ED的结果就像“垃圾箱里的火”。卡菲什的客户来自贝弗利山、贝莱尔和布伦特伍德等洛杉矶的高档社区。“一些曾经拥有骄人录取成绩的私立高中刚刚被淘汰。家长们很生气，”卡菲什说，她对春季的常规招生仍抱有希望，但“ED一直是富裕家庭入学的方法，因为你不用担心经济援助。你可能有钱去访校，确保这是你梦想中的学校。在这个环节中血流成河，这不是一个好迹象。”
今年的情况与前几年类似，也证实了大学录取军备竞赛越来越令人焦虑。事实上，这一进程在过去两年经历了比最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多的结构性变化。
由于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大学录取过程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彻底颠覆了；现在的ACT和SAT是可选考试，这使得申请大学的人数激增；此外，“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社会抗议活动之后，大学投入了更多精力招收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学生，以及由于孩子们展示自己的方式越来越少（记住，不再有SAT），他们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GPA和高中课程上，这引发了广泛的焦虑：9门AP课程够吗？
向招生体系注入更多公平的努力表面上受到了赞扬，甚至那些已经从现状中受益的家庭也表示赞赏。这些家庭理解布朗大学的社会和公民意义——事实上，这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说它最近的ED批准中录取的学生中，有51%是黑人、拉丁人、美洲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岛民或亚裔。或者是加州大学宣布，这个录取季收到的拉丁裔和黑人申请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的调整不会让人感到左右为难，尤其是对那些正在争取入学，而且拥有的财富和影响力仍然被认为可以改变天平的家长——比如一个可以捐赠图书馆的人，或者一个可以给大学校长打电话、安排个人面试的人。
这些家长突然感到有点……无助。正如这位使用表情符号发短信的家长所说的那样，“学校表示，他们的申请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还在说，‘顺便说一下，全世界的人，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们真的在努力培养一个多样化的新生阶层。如果你后退一步，你会说，‘太棒了。非常非常好。’但如果你碰巧是中上层阶级的白人家长，有个中上层阶级的白人孩子，你会说，‘哦。现在真是糟透了。’”
为了适应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富裕家庭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入学策略。来自家庭友人兼首席执行官或名人的推荐信已不复存在。正如另一位洛杉矶的家长告诉我的那样，“一封来自上流人士的信不再管用了。”另一名家长说，她孩子就读的私立学校的辅导员建议学生“找份工作”。这可能是在咖啡店或餐厅工作，以了解低薪劳动的价值，或者志愿成为一名急救车护理员，这是一份条件艰苦又能帮助人的工作。不管怎样，“我的感觉是，‘不要再去秘鲁扶贫，找份真正的工作吧。不要再做那些富家子弟做的事情了’。”
卡菲什说：“你要讲述的故事，一定要谈到如何利用你的特权使世界变得更公平、更美好。我有一个学生想上医学预科，我说，‘不要只是在医院做志愿者。这很好，但现在这还不够。如果你考虑去在一家诊所做志愿者，在贫困危险的市中心练习西班牙语，或在市中心服务不足的社区工作，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马特·巴特勒（Matt Butler）是大学咨询公司巴特勒方法国际（Butler Method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曼哈顿和伦敦都设有办事处。他认为课外活动的转变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可以让孩子们成为更好、更有自我意识的公民。“我认为，考虑到BLM运动和反亚裔仇恨事件，学生们正在经历很多涉及社会正义和多样性的思考、体验和活动。这是一个动态的时代，学生们正在做这些工作。我有一个学生要求人们向养老院捐赠口罩，因为他的祖母死于新冠。这种经历就能写成一篇很好的申请文书。因为当很多学生都感到无力无助自暴自弃的时候，这里有个学生在行动起来，忙着给老人筹募口罩。”
问题是，有时这些举动也会显得做作。洛杉矶精英女子马尔伯勒学校的校长普利西拉·桑兹（Priscilla Sands）说，她的学校鼓励学生在从事打造履历的活动的同时，表现出真诚的同理心。
桑兹补充说，相比孩子，通常父母对录取结果更在意。对于这一点，非裔作家克里斯蒂娜·西蒙（Christina Simon）也有同感，她有个儿子在洛杉矶北部的Viewpoint学校读高四。西蒙的儿子ACT考试成绩为35分（满分36分），是篮球队的副队长，全美数学荣誉学会成员，还是乐队的小号手（还有其他许多荣誉），今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提前决定录取，她说她开始听到一些杂音。西蒙说：“有几个人暗示说，他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是因为他是有色人种。他们谈论的是‘学校试图引入更多样化的班级，所以他们招了更多少数族裔学生’。我的回答是：‘如果他不能被录取，那还有谁能？’”
事实上，这些父母的悲痛感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只是因为找到了新的替罪羊？大学招生真的被颠覆到这样的地步，特权阶层将被拒之门外吗？运动员仍然站在金字塔尖，他们在高二的时候就被大学教练招下了。没有人会相信那些非常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比如盖茨和贝佐斯——的孩子们会去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学习（这是美国中西部一所排名靠前但有时被忽视的学校）。
卡菲什说，即使大学招生已经出现了很多变化，但也没有动摇到根本，其中一条便是对“家族关系”的看重。当一个校友的孩子与一个同等水平、但没有任何关系的学生进行比较时，一个VIP星号就会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校友子女排在前面。
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负责学院与校友关系的前副校长米奇·芒利（Mickey Munley）说：“比起校友推荐，我认为‘有影响力的人’推荐对招生部门更重要。如果学校校长有一个好朋友的孩子想要来，校长可能会打电话给招生办或董事会成员。”
现在，最让高中高年级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感到震惊的是录取率。“当哈佛的比率是3%时，你就得计算了，”一位父亲说。“如果你扣除了第一代大学生、所有运动员和校友子女所占的名额，那么这3%还剩下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