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乡霸丈夫逼死的天之骄女

  2018年年初,我陪妻子回娘家。那日大雪初霁,我俩出门散步,在妻子的母校门口偶遇了她的初中同学美霞。久别重逢,她俩自然是欣喜不已。一番问候过后,已经人到中年的两人便忆起了校园往事。临分别时,美霞突然幽幽地说:“日子真不禁过啊!一转眼,白老师去世都20多年了。她当年走的时候还不到30岁呢。”说着说着,美霞的声音哽咽了,妻子的眼眶也泛了红。回去的路上,我问妻子那位白老师那么年轻就走了,得的是什么病?她听了,垂头怔了半晌,才缓缓地说道:“白老师没得病,她是上吊自杀的。”

  1990年秋,我进入乡里唯一的一所中学就读。开学第二天,当英语老师走进教室里的一瞬间,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

  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老师,她身材颀长,足有1米7,皮肤白皙,柳眉杏眼,还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彼时乡村女教师大多穿裤装,偶有穿着裙子的,也是深色系,只有这位女老师白衣飘飘,像是刚从挂历上走下来的美人。

  从这天起,白老师就成了女生宿舍夜聊的焦点。大家都憧憬着自己长大后能成为她那样的人:有一份好工作,穿美丽的裙子,举止优雅,幸福地度过一生。

  相处的日子久了,我们渐渐知晓了白老师的一些个人情况,比如她已经结婚生子。可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秘密:白老师好像从未笑过。绝大多数时候她的脸总是僵硬的,冷冰冰的,偶尔会流露出一些茫然、哀愁的神色。

  一次,班里的一个男同学摸黑起床,误将鞋油当牙膏,弄得满嘴漆黑被送去医务室洗牙,隔壁班老师听后都忍俊不禁,但白老师只是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依然没有笑模样。

  后来我们又惊讶地发现,白老师在学校里好像没有朋友。每天晚饭后,没有工作任务的女老师都爱搭伴去操场上散步、聊天,唯有白老师从食堂出来后就径直回宿舍。在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是独行。

  到了初一下学期,我们学校放麦收假,学生们都回家帮父母干活。我在割麦间隙和堂姐聊天,无意间说起了白老师和她的白裙子,在县高中读书的堂姐很惊讶:“啊?她现在敢穿裙子了?”

  她说,白老师以前带课的时候一直穿长衫长裤,连教师节、学校开庆祝大会这种女老师都穿裙子的日子,她也穿长衫长裤。好像是因为男人老打她,白老师怕露出受伤胳膊和腿遭人笑话。

  我们学校位置偏僻,周边多是茂密的树林,上下学不方便,所以采用寄宿制。入学时,很多学生会推来满满一车小麦抵餐费,每个宿舍住50多名学生。

  1991年9月的一天深夜,大家睡得正熟,我猛然听见一个恶狠狠的男声:“都别动,老子带着刀呢,谁出声,老子宰了她!”

  深更半夜,女生宿舍进流氓了,50多个女生一时吓得六神无主,都像鸵鸟一样把头紧紧地埋在被子里。坏人的脚步声十分清晰,大约几分钟后,一个女生突然哭出了声,随后更多的人哭了出来。几分钟后,宿管老师慌里慌张地跑进来,坏人早从窗户跳出去了。

  第二天早自习,学校领导临时决定给男女生分别上生理卫生课。我们的班主任、教导主任都来了,他们先安慰了被流氓猥亵的女生,随后保证说学校一定会加强管理、秘密调查,“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领导语重心长地劝诫我们,不要将昨夜发生在女生宿舍的事情说出去,除了会损害学校的声誉,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最终,女孩们都选择了沉默。

  在之后的日子里,学校的确加固了女生宿舍的门窗,还在周边的围墙上插满了碎玻璃。女生就寝前也会再三检查,确保安全。

  彼时,学校政教处有一群“老师”,他们大多是乡里的干部子弟,都很年轻,穿得花里胡哨,除了在操场上抽烟喝酒,有的还留长发。政教处的工作很清闲,主要负责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如果有学生胆敢在校园里抽烟喝酒打架,他们就会把犯错的学生抓进政教处的“小黑屋”里惩罚。

  之前,我们宿舍的女生从来没有和政教处打过交道。自从发生了深夜猥亵事件后,政教处就开始秘密调查,50个女生都成了被询问的对象。一天晚自习,我们班的小红被带走了,她的床位就在宿舍的窗户旁边,政教处的人说有话要问她。

  等我们回到宿舍,发现小红正呆呆地坐在床边,眼眶泛红。大家忙问怎么了,她垂着头,沉默半晌才说:“他们净问一些让人恶心的问题,临走时还故意碰了我一下,气死我了。”

  说完,她就趴在床上哭了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这天晚上,很多女生都没有睡好,害怕自己也会被政教处的人拉去盘问。

  第二天晚自习,白老师突然来到教室,说之后的一段时间,她负责看晚自习。大家都很讶异,因为按照惯例,自习的值班老师都是班主任。

  几天后,政教处的人来到我们班,点名让正在上晚自习的美霞去政教处一趟,“了解情况”。我和美霞是前后桌,也是好友,她生得俊俏,就是皮肤有些黑,外号叫“黑牡丹”。被点名后,美霞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但我也无能为力。

  这时候,白老师走了过来,主动说陪美霞一起去。不到10分钟,她俩便回来了。夜里我们问起细节,美霞长吁了一口气,说她们到了政教处,那些人看到白老师都客气得不得了。只简单问了问,就让美霞回来了。

  “白老师还让我转告大家,说之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政教处来领人说去调查,就让咱们赶紧去办公室找她。她陪我们去。”

  之后的日子,白老师果真又陪几位女生去了“小黑屋”,只是政教处的秘密调查毫无进展,最后无疾而终。

  3年的初中时光转瞬即逝,1993年盛夏,我毕业了。一天上午,我去邻村赶大集,在集市上遇见了一个小学同学,她一眺见我就兴奋地喊:“你们班的美霞考上中师了!”

  那个年代,能考上中专或中师,对农家子弟而言,是比现在考入重点大学还令人振奋的。因为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就有工资贴补家里了。听到这个好消息,我连东西也顾不上买,就骑车去了美霞家。当时正是农忙时节,但美霞家里已聚集了不少来道贺的亲邻,一片喜气洋洋。

  我们吃罢午饭,美霞父母就叮嘱女儿,让她下午带上礼物去班主任李老师家取录取通知书。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毕业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会统一邮寄到学校,再由各个班主任分拣、分发。

  我和美霞收拾着她父母准备好的东西,正准备出发,院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位乡邻引着白老师走进来,她急匆匆地推着自行车,风尘仆仆,衣裤上还溅了不少泥水。

  进屋后,她顾不上喝水,就从皮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牛皮信封,又从中缓缓抽出一张纸郑重地递给美霞。接过一看,正是市中师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白老师。之后,我去了一所普通寄宿高中读书,听上初中的表妹说,白老师依然不笑,而且身体好像不大好,经常犯头痛。

  到了1996年农历新年前夕,我突然得知白老师上吊自杀了。人都说白老师是被她男人逼死的,她的娘家人去乡政府告状,之后又想去县里,但半路被人拦住了。

  出殡当天,白老师的丈夫马文贵披麻戴孝跪在队首。一些老人说,在我们乡里,近几十年,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按照本地传统,亡者的晚辈要披麻戴孝,但夫妻之间是不用的。除非生者曾犯下大错,对亡者心中有愧,才会披麻戴孝以期求得原谅。

  几个月后,马文贵就被调到外县工作,又过了几年,马文贵的父亲也从乡长的位置上退休了。没多久,他就去了外县,和儿子一家团圆。

  饭毕,大家在母校的操场上合影留念,当摄像师让我们高喊“茄子”时,坐在前排的美霞突然低下头,满脸泪水:“对不起,我突然想起白老师了,要是她现在还活着,那该多好啊。”

  1996年秋天,美霞从中师毕业,被分配到初中母校做老师。在一次闲聊中,她好奇地问前辈耿老师:“白老师当年为什么要嫁给马文贵那种人?过不下去,离婚不就行了么?”

  耿老师和白老师是同村人,曾是师生,后又成为同事,他几乎是看着她长大的。耿老师听了美霞的话,勃然变色:“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是有人在故意作贱小白。但其中细情你们就别问了,前些年我因为替小白鸣不平,没少被人报复打击。我倒不怕他们,可我老婆孩子怕啊。”

  当时的耿老师还没退休,有所顾忌,所以不敢在白老师的问题上多说什么。时隔多年,马家人都搬走了,既然有学生再提起白老师,耿老师索性说了个痛快。

  雪梅长到七八岁,就能给全家人做饭洗衣了,上了小学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父母本打算像村里其他人家一样,待女儿小学毕业就让她回家料理家务、照顾弟妹,但看到雪梅成绩优异,再加上老师们极力劝说,就拼尽气力供她读初中。

  雪梅进了中学,同届学生500多名,她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前几。任课老师都说这个女娃是个考大学的苗子,但父母实在没有能力供她去县里读高中了——如果让雪梅继续读,家里的两个男孩就读不成书了。

  当时,村里的一些小伙子听说雪梅不读高中了,纷纷回家央求父母托媒人去白家探口风。这时的雪梅十五六岁,已经是十里八乡数得着的俊俏丫头了。但这些有意结亲的人都被白家婉拒了,他们说雪梅要考中师。

  在80年代中后期,若谁家的孩子考上中专或中师,可是光宗耀祖的事。不但户口可以“农转非”,毕业了还能捧上铁饭碗。相较于中专,提前录取的中师更受寒门学子的青睐,因为免学费,国家还补贴生活费,毕业了直接分配做老师,收入稳定还受人尊重。

  这直接导致考中师的竞争更大、录取更难。在这所偏僻的乡镇中学,很少有学生能考上中专,更遑论中师了。可雪梅做到了,经过几轮考试和体检,她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考取了市里的中师。

  得到消息,整个学校都沸腾了,校门口贴上了大红喜报,雪梅家所在的村庄也放了很长的鞭炮,大家还准备在村部放一场露天电影——自从十几年前,村里的大耿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后,雪梅是本村第一个考进城的读书人。

  那天,雪梅笑得很开心,同村的耿老师嘱咐她赶紧去班主任马老师家领取录取通知书,“一定要多带些东西,多说些好话”。

  当时,雪梅的班主任就是马文贵。他在十里八乡颇有恶名,做老师是“迫不得已”。他的父亲是乡长,生了几个女儿才得这个独子,从小对他溺爱骄纵,百般呵护。马文贵读书不行,长大一些就和狐朋狗友们四处打群架,到了1983年,“严打”开展得轰轰烈烈,乡长父亲担心儿子撞到枪口上,就动用关系将他安排到乡中学做团委干事。但马文贵秉性未改,常借势欺压同事,大家敢怒不敢言。

  那天晚上,马文贵突然去了白家,说是来送录取通知书的。雪梅父母赶紧热情招待,他却说不麻烦:“这录取通知书我可以给雪梅,但你们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雪梅父母震惊不已:首先这两人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了近10岁,论辈分,雪梅还得管马文贵叫“叔”;再有,马文贵的父亲是乡长,而自家是种田的泥腿子,门不当户不对。

  马文贵不理会雪梅父母的婉拒,直说自己当时去学校,一眼就看上雪梅,“要不然,我为啥非要当她的班主任呢?”

  “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雪梅突然抢了马文贵的包,疯狂翻找,但里面空空如也。马文贵笑了,说自己压根没带通知书。

  雪梅父母说孩子考学不容易,求马文贵不要为难他们,马文贵却说只要雪梅答应嫁,他明天就把录取通知书带来,领着她去办各种手续,“雪梅跟了我也不亏啊,我保证你们全家以后都吃香的喝辣的——但咱们丑话也说在前头,如果你们想到上面去告我,那我就说我今晚已经把录取通知书给你们了,是你们自己弄丢的。”

  “另外,在咱乡里,我大(方言:父亲)若站着,没人敢坐下。之前咱乡里那些告状的人,哪个有好果子吃了?”马文贵还提到了雪梅的两个弟弟,说他们长大也是要读书的,就算不读书也要在这庄上讨生活,“哪头轻,哪头重,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夜里,雪梅抱着母亲哭了很久,第二天一早,马文贵就领着她去乡公所办各种“农转非”手续。一路上,他逢人便说自己和雪梅处对象了,雪梅低着头,一言不发。

  不知情的乡亲都感到非常惊讶,议论纷纷,有的觉得雪梅瞎了眼,竟跟这个孬种处对象;有的则认为她看上了有钱有势的马家,是提前给自己觅了个金窝。

  1984年秋天,雪梅去市里的中师读英语专业。马文贵每个月都要去市里一趟,逢人便说自己进城看对象。尽管到了学校,他总是吃闭门羹。

  1987年,雪梅毕业了,按当时的政策,她被分配回自己的母校教英语。彼时的马文贵已经是学校的团委书记了,自从雪梅上班后,之前很少到校的马文贵就像变了一个人,不仅每天都来,还恨不得粘在雪梅身边。

  一次,学校召开茶话会,马文贵借机当众宣布自己和雪梅要在年前举办婚礼,欢迎大家去观礼。大伙儿面面相觑,有人想说几句祝福的话,但雪梅却一脸冰霜。

  几天后,马文贵离校办事去了,雪梅的心情看起来很好。晚饭后,大家去操场边的大杨树下乘凉,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小伙子捧着一束花向学校走来,还喊着雪梅的名字。

  雪梅有些羞涩,欢快地迎了上去,之后跟同事们介绍,说他叫小郝,是她中师的同学,也是她的男朋友,现在在湖东镇中学教英语。大家惊得合不拢嘴,雪梅就将马文贵当年如何威胁、强迫自己的事和盘托出。

  同事们听了,都义愤填膺,但有几个老教师表示担忧,说雪梅不嫁容易,但日后马文贵肯定会在工作上欺压她,甚至还会弄些下作手段破坏她弟妹们的前途。

  一旁的小郝忙说,自己已经把雪梅的遭遇告诉了做校长的姑父,恰好湖东镇中学缺英语教师,姑父就给县教委打了紧急报告,申请把雪梅调过去。教委的领导是姑夫的战友,已经口头答应了,“如果快的话,下个月雪梅就能调过去,等我俩站稳了脚跟,就把雪梅的两个弟弟全转到我们镇里的小学……”

  可是一个月后,雪梅并没有如愿调到湖东镇中学去。又过了一个月,高材生小郝竟被调到湖东镇最偏僻的一个村小去教副科了。

  马文贵气呼呼地来到大办公室,站在雪梅身边说:“一个小小教书匠也敢和我马家掰手腕,也不撒泡尿照照。他要是再敢纠缠你,我就让他连老师都当不成,你说呢?”

  婚后,马文贵被调到乡政府,分到了政府大院里一套住房,但雪梅却坚持住学校的单身宿舍,不愿和他同住。为此,马文贵常殴打她,以至于在酷暑炎夏,她都要穿长衣长裤遮伤。

  那段时间,马文贵经常跑到学校闹事。有时,雪梅正和男同事讨论业务问题,疑神疑鬼的马文贵远远看到就会大骂对方“勾引别人老婆不要脸”,甚至还会动粗;有时,雪梅和女同事聊天,马文贵看到就会怀疑她们在说自己的坏话,让别的女老师“离我老婆远点,别带坏她”。

  就在这年冬天,雪梅怀孕了,马文贵才放下拳头不再打她。后来,她生下一个儿子,马家办了上百桌宴席来庆贺。儿子出生后,马文贵继续和一群狐朋狗友鬼混,有时彻夜不归,等雪梅休完产假,儿子就被送到马家祖宅,由爷爷奶奶和保姆照顾。

  在产后的那段日子里,雪梅依然常住学校的单身宿舍,而小郝一直没有结婚,90年代初他选择停薪留职,去南方打拼。到了1995年,小郝衣锦还乡,希望和雪梅再续前缘。

  雪梅提出离婚,但马文贵一口回绝。他说白雪梅生是马家的人,死是马家的鬼,这辈子休想和那个孬种光明正大地在一起。若是她不管不顾地跑了,他就会到十里八乡说白家不要脸,出了个私奔的女人,“让你爹娘和弟妹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还会告诉儿子他有个私奔的娘,“让他一辈子都恨你!”

  雪梅买了一刀肉,一些点心,准备回娘家。她原本想带着儿子一同去,但小家伙有些发烧,她只得将马文贵唤回来照顾儿子,自己独自回去。

  依往年的惯例,雪梅是要在娘家住一晚的,但她实在担心儿子,晚饭后就心急火燎地赶回去。到镇政府大院时还不到晚上8点,送她的大弟骑车回去了,她取钥匙开门,发现门竟反锁着。

  敲了很长时间,里面也无人应答,她担心煤气泄漏了,忙敲左邻右舍的门,请他们帮忙撬锁。正当大家准备将房门踹开时,门却开了。马文贵披着棉衣出来了,问:“你不是要在你娘家过夜的么,怎么跑回来了?”

  雪梅和众人道了谢,正要进门时,屋内却突然走出来一个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刺鼻得很。雪梅怔怔地站在那里,一言未发,马文贵在众目睽睽下,搂着那个女人大摇大摆地走开了。

  第二天上午,保姆带着孩子回家找妈妈。刚打开门,就吓得魂飞魄散,拽着孩子跑出来,一路摔了好几个跟头。大院里的人见状,忙围上去问怎么了。后来有人说白老师自缢时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也有人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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