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的名词解释：
北洋水师，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成立。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
北洋水师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中国政府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给予海军建设。舰队实力曾是东亚第一，世界第九(采用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前八名分别为：英国、法国、俄国、德国、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意大利、美国)。后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落后日本。
在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它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也因此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北洋水师的创建背景：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将之占据，清兵以仅有之战船赴台将之驱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的紧急机宜，原浙江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北洋水师的覆灭原因：
削减经费
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颐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300万两(还有几种说法，数字略有上下)修建的。这种说法的最初依据来自梁启超《瓜分危言》、王世和《造陶庐日录》、池仲佑《海军大事记》等私家记载。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光绪十四年二月上谕改名，修园工程公开化，但相当部分在这以前已经完工或加紧施工。李鸿章于光绪十三年六月致函奕劻：“万寿山各坐落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尽筹。鸿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有断定“截长短补”即为挪用海军经费，并认为海署十二年春定将南北洋海防经费按“二两平”核放，系扣除平余用于园工;又说十二至十四年海防捐输亦挪于园工。这些推论似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明。
海军衙门在光绪十四年的一份奏折中提到，每年所入不及300万两，而放款必须330万两，是以奏请由户部每年添拨洋药加厘税银200万两，“臣奕譞发意以30余万两补放款之不足，以20万两分年缴还赏借三海修工之款，其余40余万两，一半修建颐和园等处工作，一半留为续办第二枝海军经费。无如郑工不完，户部无可添拨，现又奏请筹拨银数10万两，即使部议照办，仅能补放项正款之不足，于赏借之款及工作，海军一时均无从顾及。……所有颐和园等处接修各工，臣等惟有将现存之457500余两闲款，尽数撙节动用”。38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奕劻又奏：“通盘计算，海军经费果能按年全数解清，尚能勉强挹注，从今岁而论，即可每年腾挪银三十万两，拨交工程处应用”。这两条材料是颐和园公开施工期间挪款的证据。十四年十二月，海署曾奏：“余平、捐输两项，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这笔款项究竟多少，当前是笔烂帐。据统计，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海署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薪粮及东三省练兵军饷的平余银共约80万两，皆被挪至园工。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劻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劻、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
虽无法找到颐和园挪款的全部细帐，但以上几条材料是有其内在连续性的。从中计算，海署挪款共400余万两。此外，据考证，海署自光绪十二至十四年共收海防捐157.7万余两，光绪十五年至甲午战前共收海防新捐200万两，也都流入园工。
应该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五至二十年间，北洋海防协饷收入基本稳定，平均约137万两，高于前十四年的平均数。奕譞、奕劻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给人以海署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修园经费却非海署独任。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太监王世和言，海军各堂司仅为贪污中饱而“谋修清漪园，动款300余万”。这些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自在于鼓动反对慈禧的专制统治，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海军发展受阻固然与园工有关，但是还应从清政府整个财政状况去作进一步的分析。园工而外，十四年光绪帝婚礼耗资达500万两，户部又拨郑州河工600万两，山东河工200万两，及新铸制钱工本……”经费窘迫，可想而知。十四年《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朝野普遍认为北洋舰队已经成军，李鸿章也吹嘘“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户部于光绪十七年规定南北洋两年内停购外洋船炮。撇开全局不论，把海军扩充停滞完全归咎于慈禧太后个人纵欲奢侈，是不符台历史真实的。
260万两“海军巨款”事件。十四年九月，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报粤督张之洞、江督曾国荃、湖督裕禄、鄂抚奎斌、川督刘秉璋、赣抚德馨等人，布置各地报效。他对张之洞说：“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每年得20万，五年积成100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益，便可观成”。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为了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称为“海军经费”，“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不久，御史林绍年上奏要求停止报效，竟遭朝旨严行申斥，而李鸿章、张之洞及所有参与筹解“海军巨款”的督、抚、藩、臬、运司却受到奖叙。这一事件充分暴露清廷的腐败，吏治的黑暗。确切地说，这260万两巨款是不能算在海军账上的。
党派争斗
清朝后期，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早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1894年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腐败原因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腐败，福建人把持着整个舰队日常职能，甚至在战斗中，管带还在岸上嫖妓。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1879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留学英国，船政学堂毕业的刘步蟾，为人性格跋扈，对屈居于丁汝昌之下感到不满。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还曾经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而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把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其次是关于炮台的位置和守军人数的安排，戴宗骞和丁汝昌也意见不同，刘含芳对此评价二人关系：“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最后则是关于龙庙嘴炮台，日军连续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毁炮台，以避免日军占领炮台，攻击港湾的北洋水师，但是戴宗骞执意反对。结果在日军的猛攻下，守卫炮台的山东巩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炮台，随即用大炮猛轰北洋水师的军舰。
随着陆军最后的堡垒：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均被日军占领，守卫炮台的绥军全部战死。戴宗骞已成了无兵之将领，戴宗骞哀叹：“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效朝廷而!”这次丁汝昌没有和他争执，安排几个水兵将其架走，一同撤入刘公岛。当晚，戴宗骞自尽。至此，协同北洋水师作战的陆军，全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