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儿上大学是人生最重大的抉择。面临着对未来的焦虑，承受着父母的重托，加上对投资回报比的一知半解，大学新生可以说是商家最梦寐以求的消费者。
一个18岁孩子，对于自己将要耗费200个周的青春，花费高达8万4千美元（平均）的高等教育机构，到底了解多少？可能还比不上他们对自己脚上潮鞋品牌的熟知度。
这不是孩子们的错。最基本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高中生亲身去参观要申请的大学校园，可以看看校园植被的绿色是否是自己中意的色调，校园建筑外观够不够古旧，但除此之外，他们对学校的了解几乎只有一个来源：卖家（大学/学院）。
想象一下要在7000英里之外做出这个（选择大学）的决定，从未踏上前去求学的国家的国土，英语也不是母语。面临这些挑战，在美求学的34万中国留学生，相信勤能补拙，于是他们转向教育消费者报告——大学排名。
再谨慎周密，也难免百密一疏，学生们对于所谓大学排名的欺骗性和欺诈性，知之甚少。不光是排名不准确或者具有误导性的问题——当然事实是，排名系统本来就既不准确，又具有误导性。真正的问题是更深层的。
美国高等教育在现如今实际上问题重重——不公平的招生录取，学术不端，终身教授制度的瓦解，这些症状表象最终都可以溯源到一个巨大的互相交织的欺骗之网。
每10名美国人有7名上的是公立大学。他们不得不支付公立大学每年2万1千美元多的州内学费和住宿费，但学生缴费只占公立大学财政预算的五分之一。公立大学的大多数预算，约四成，是由州政府、联邦政府，以及少部分当地政府的赠款、合约金和拨款。这意味着公立大学很大程度上受其所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意志左右，而政府反过来又依赖于稳健的财政收入来源。
在“正常”时期——当然要追溯到挺久以前了——公立大学和政府的这种依赖关系不是什么大事儿。公立大学体系，尽管有其不完美的地方，但还是平缓发展。直至2008年经济危机，大学才痛苦地领会到其立校之基，不过是“纸牌屋”而已。大批人失业，政府失去财政收入，大学失去资金来源。缺钱是一方面，大学能否在缺钱的情况下合理花钱又备受舆论拷问。
当然是做好合格资本家的本分——将教育商品化，放长线钓大鱼，寻找未开发市场。大学在出口产品，满世界将大学标志印在模块化的（分校）建筑上的同时，也进口消费者。
走向国际市场的契机，起初只是大学一种救急的速效解决方案——为了填补预算缺口。但是大学很快意识到了潜在的无限商机。如今中国在美留学生的数量位居首位，是位居第二的印度在美留学生数量的2.5倍，而印度在美留学生数量又比美国留学生第三大国的韩国多出2.7倍。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口最多。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但中国留学生却在美国所有国际学生中占比35%。换言之，需求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巨大未开发的供给。基本上，美国大学能吸引的中国学生没有上限。就算中部荒无人烟的州立大学，也可以凭借其美国品牌、美国地址加上“国际视野”而赚得盆满钵满。
回到中国学生的视角。从未来过美国，在对美国这个国家甚至特定城市或州都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该怎么选一所学校?
那就要从大学排名说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家长和学生都渴望客观的结论——指引他们做出所谓“正确”的选择，然后回头还要担保所最做出的选择是对的。
大学排名正是利用了家长和学生的这种焦虑，尤其是对美国教育知之甚少的国际学生的双重焦虑，使其成为排名系统待宰的羔羊。
尤其是中国留学生，是最信服大学排名和声望的最庞大的国际学生群体。然而现有的排名系统，存在诸多问题。
Goshen 学院，这个印度农村地区的门诺派学校，总共827名学生，和阿拉巴马大学这种学生人口多于整个Goshen镇人口的大学，被放在同一个排名系统中接受比较，多么不可思议。或许这两所学校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都承载着相同的使命——增进知识。
到头来，人们就是喜欢对事物进行排名。然而社区大学和MIT之间仍然存在着无法否认的差异。就算学校可以被量化成一个数字，应该具体采用哪些标准？也许你会想到，学生满意度、师资质量、毕业生就业率，以及，怎么能落下教育支出这一指标?
大错特错了。排名系统考虑的是国际学生的比例，将我们带进一个正反馈循环。大学每招收一个新的国际学生，就会拉高其国际学生比例，反过来就会改进其综合排名。
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国际学生就是自愿放弃大学声望以及放弃学费收入。这种无法抵抗的自我延续的循环，鼓励大学招收那些英语水平不足以胜任大学学习的国际学生，明知道他们会被退学。
采取这种策略的学校，往往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常常导致学生的校园生活实际上被困于“社交泡沫”——4年大学生活，他们最后交到的非中国的当地朋友寥寥无几，而他们来读美国大学的初衷，却正是要“国际视野和经历”。
很少有人的大学学费实付的是谷歌检索出来的学费数额。州内学费半价，就算是付州外学费，奖助学金也会抵消若干。
付全额学费的，只有国际学生。此外，他们还要支出额外费用，和质量不成比例的高额住宿费和餐饮费等。
德州的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曾于2008年通过对新生提供的每人1千美元的奖励，鼓励学生重考SAT，争取多考50分，由此学校整体的平均录取分就会提高，学校排名也就被人为地抬高。
发表QS世界大学排名的公司QS（全称Quacquarelli Symonds）甚至提供有偿的咨询服务，显然是利益冲突、有失公允。
对于国际学生带来的额外收入，最好的情形，是大学用于雇佣更多教师，以改善师资比例，而师资比例在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占20%的权重。引进更多师资和研究人才，也会增加学校的学术引用数量，这又占了权重的20%。
也许有人说，事情本来就该如此运转。金钱提供质量。富者更富，无需惊讶于对大学之间的贫富鸿沟。大学之间是不可能全部平等的。
很多学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门课最多20名学生封顶。那是因为U.S. News大学排名，会统计学校有多少门课堂只有20名甚至更少的学生。
结果就是，学生能选上最好的教授的课程的机会更少了。如果优秀教师无限量供应，那么小班教学当然更理想。但是，只要上过大学的人就知道，真正优秀的教师还是有限的。
还有一个更差劲的评估教学质量的参数，教职人均被引用次数。一个大学学术期刊发了多少，几乎跟本科生的体验没任何相关性。
事实上，教职人员花在研究上的时间越多，意味着他们对教学的侧重就越少。很多人对大学的回忆，更多是有趣的社交环境，或者一两门特别棒的课程。他们才不会记得学术引用总数有多少。然而讽刺的是，在不经意间，成千上万的学生选择大学时，会参考学术引用。
然而招生官眼中的大学排名又有多少用呢？认为排名系统能“卓有成效”地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学校的招生官，仅占2%。大学排名真正奖赏的是那些愿意参与这个游戏的听话玩家，像新加坡的NTU，突然间涌入了大批研究成果，一举实现大学排名榜上的。
以学术引用衡量大学质量，其前提假设是，被引用的学术研究本身是好的。有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写的是“疫苗和某种神经障碍的关联”......以学术引用数量作为衡量大学质量的参数，其不合理性可见一斑。
有人又说，学生不能太较真，不要认为学术排名真的会精准地量化学术实力。然而，大学排名不但不能“精准地”量化学术实力，连能不能“量化”都成问题。
换言之，排名量化声誉，而声誉又取决于排名。Imanol Ordorika教授把大学排名称之为 “Harvardometers” （“哈佛测量仪”），暗示大学排名仅仅测量大学与人们心目中最优秀的大学之间的距离。任何没能把哈佛大学排在前列的大学算法，都要打回去重新设计，直到能把哈佛放到排行顶尖位置才行。
这还不是最坏的。大学声誉被测量的方式更成问题。比如发放在线大学声誉调查问卷，会对填写问卷的人进行“赠品”奖励。U.S. News曾让大学校长为其竞争学校打分（1-5分，五分满分），结果显示，普林斯顿的商学院被诸位大学校长打分成各大学最强竞争对手的前十名，而讽刺的是，普林斯顿根本没有商学院存在。
同时研究发现，第1名和第10名之间，排名并没有足够的准确区分度。只不过看排行榜的人们太把前十名的前后排序当真。例如，马来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laya）的管理层就因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倒退80名而被开除，仅仅是因为一个定义发生了变化。
那为什么不把学校分组排名，至少可以避免让大家过于迷信个体排名的准确性？因为对学校个体排名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恰恰是排名系统给的商业模式——每年的排名都产生一场好戏，都赢得了一圈曝光度。
“哇，这所大学降了10名”，和“这所前进了5名”，诸如此类的戏码每年上演。然而，学校排名的前进或后退，对在校学生而言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和影响。
所以大学不能被缩减成一个数字。即便有可能把大学浓缩成一个数字，也不应该是现在排名系统的做法。即便采用现在排名系统的算法，也不能把所有因素加起来，产出一个没法精确量化声誉、质量和学术的结果。
然而人们不能因此觉得大学排名不过是寄生性公司而轻视他们。想象如果消费者报告垄断了所有对手机、电视或汽车的公共信息，苹果或者丰田的新产品设计，将会基于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消费者报告公司的武断衡量，而不会根据我们消费大众真正想要的去做产品设计。
如上所述，有些学校从这种排名系统中受益。但是没出现一个（受益于排名的）哈佛，NTU和匹林斯顿，就有更多的大学违背意愿地被劫持。排名机构以威胁来强制学校服从：要么乖乖交出我们要的数据，要不然排名给你好看。这并非夸大其词，例如U.S. News, 给拒绝参与他们排名游戏的学校小鞋穿——打出低于平均的分数。
最终，每个人都因此遭殃。教授被激励制造更多引用才能保住工作，学生被欺骗，国际学生被利用，管理层也被鼓励作弊。
然而每个人又都活跃在排名游戏之中。发论文大批排名系统的方法论的那批教授，却在大学招生手册上大力推介他所在大学的U.S. News排名有多高。就连在读这篇文章的你，尽管从理智角度同意大学排名毫无意义，但读完文章关上窗口，你也许还是会继续关注排名。
这有点像是心理学的金字塔式骗局。即便你不相信排名，明智的做法是，你也得装出一幅相信的样子，因为不管真真假假，排名对于其他人来说真的有意义。
为了给不堪重负的学生贷款合理化，为了让别人知道你上了一所“好”学校，我们不去“推广”自己的学校（排名），似乎真说不过去。将“排名其实是有意义”的信念逐渐固化下来。
但是，事情可能随时起变化。记住，这一切的中心，曾经是国际学生。大学好像从国际学生身上找到了收入的无限供应来源，即便这可能是大学招生体系的一个暂时的故障，修复之前，大学可以借此无限生财。
随着美国大学从放长线钓大鱼、广纳中国生源的尝试中赚得越来越多，那些最理性的大学面对这些唾手可得的钱也按捺不住了。况且，如果自己大学不招中国学生，总有别的学校会招，怎能轻易把赚钱机会拱手相让？
如今，这种依赖出现了翻转。2020年春新冠疫情依赖，各国纷纷关闭国界，一直延续到2020年夏，而大学开始担忧会不会永久失去了一项收入的重要来源。国际学生数量下降看起来并不是灾难性的。
然而如果只看最新入学的国际学生数量，情形就不那么乐观了。已经在读的国际学生很可能是要无论如何也完成在美学位，因为他们几年前在国内就做好了人生选择——考SAT而不是参加高考，这类要读完学位而必须留在美国的国际学生，给大学留下了不足几年的缓冲跑道。
然而当未来世界大多数地区恢复疫情前的常态，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地——中国学生的出国意愿却很难回到从前了。中国人对于在海外求学乃至定居中不确定因素的担忧，不仅仅是针对新冠疫情。对海外安全因素的关注，已经成为中国人择校考量中压倒性的因素，甚至超过了对教学质量、职业前景以及生活成本的考虑。
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前所未有地缺少安全感。对于美国高等教育而言，如果其商业模式、学术和激励结构的核心——国际学生的来源被阻断，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将会突然间永不复存？
有人说大学终归是逐渐式微的模式，将会被大规模的线上教育取代。但是学校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也在许网上什么都能学，但只有学校能提供问责、体系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