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腊月二十九的中午,我迎着南面群山驱车前进,山下是我长大的地方。斜上方白晃晃的太阳一动不动,仿佛被冻结在了天上。
我眯着眼睛将车子开下柏油路,又开上进村的水泥路,小路蜿蜒在一片不着边际的农田里,路边偶尔有几座挂着锁的砖房,房子旁边是直径3米的机井,泾河断流的时候,村里就靠它们灌溉。
机井修建于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是2000年。在此之前,没有沙船的泾河只会发水,不会断流。再往前又出现了一排粗壮的水泥电线杆,直通向后山的石料厂,只是电线杆的顶端没有一根电线。
我想起之前在家乡群里看到的消息——“石料厂厂长李健被查判刑,石料厂被封停”——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电线杆下有一个耸动的黑影,影子是背对着我的,单膝跪在电线杆下,左手掌钎,右手抡锤,叮叮当当地砸着电线杆的底部,灰色的水泥屑溅进他的头发后再消失不见……
那是1994年,一个没有风也没有云的夏日午时。麦地里干燥坚硬的麦茬,把刚满14岁的三叔脚腕和小腿上戳出了道道白印。足足45斤重的麦草包让他后悔自己不应该不吃午饭就跑来干活。被汗水濡湿的头发贴在头皮上,让他额头发痒,而湿漉漉的脖子和胳膊上沾满的麦皮,又让他浑身刺挠。
和三叔一起装车的,一共是三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雇主坐在不远处的树荫里,骂骂咧咧地嫌弃他们速度太慢。
八百多包,整整一个半挂车,终于在太阳偏西的时候装满了。顾主骂骂咧咧地从驾驶室抽出一沓防水布扔在地上,“一人30,拿去!” 此时,三人整个下午滴水未进,已支撑不住,也顾不上麦茬扎人,齐溜溜地躺在车边的麦茬里喘气。但听到这句话时,三叔突然就清醒了。翻起身来问:“不是说好一人50吗?”
“2个小时的活,被你们干了5个多小时,还想要50?”雇主冷冷地说:“来,都上去,把防水布盖好再滚蛋。”
三叔从地上捡起一张20的和一张10块的,深深地塞进裤兜里,又从旁边的地垄上拔了一大把青草,团成个球,把钱严严实实地堵在了口袋里面,然后转身捡起地上的防水布扔上了车顶,随后顺着草包缝隙爬了上去。
他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两个伙伴,又收回目光看了看脚下金灿灿的麦草包。每一个包都是长约1米,宽和高都约50公分的长方体。他提着防水布走到车尾,此时的雇主正在驾驶室里寻找捆扎的绳子。三叔猛地扔掉防水布,像发了疯一样将麦草一包一包扔了下去,他的两个伙伴见状后,也都爬上了车。
装得太高的草包本来就摇摇欲坠,再经过他们的一番折腾,就像金色的雪崩一样,呼呼啦啦地滚下车来。雇主听到声响后拽着绳子跑了出来,一边跳骂着,一边抡起绳头去抽打他们,三个伙伴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就卸掉了约1/3的草包。随后一个个像蚂蚱一样从另一侧跳下车,跑了。雇主追了几十米就放弃了,只是弯着腰伸着脖子破口大骂。
两年后的一个下午,三叔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四奶奶正做着午饭。三叔的父亲走进厨房,将高中录取通知书递给正在拉风箱的三叔,三叔看都没看一眼,就用火钳夹开灶火门,径直把通知书扔了进去。四爷爷赶忙夺过火钳去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三叔嘟囔到:“这最烂的高中有啥上的,不去。”
四奶奶一擀面杖擂在三叔的肩膀上:“你个亏先人的!我和你爸一天天起早贪黑的供你读书,结果好不容易考上高中了,你还不去?那你早说呀,我累死累活地在造纸厂里捞草,一叉草就要三十好几斤,一捞就是一晚上……”四奶奶话没说完,三叔则扔下风箱就走了。
四奶奶以为他还会像以前一样,天一黑就会回家,还在锅里热着饭等他。可谁都没有想到,可能就连三叔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扒上去包头拉煤的火车,远远地离开了村庄。
三叔说,他是上了火车后才知道扒车容易跳车难的,除了饥饿之外,就是满腹的愧疚——只要一想到四奶奶着急的样子,他的心脏就一揪一揪地痛,好几次都想拼死跳下去,可一想到如果四奶奶见到了他的尸体,那可就真的要了老人家的命了。
到了城里,三叔很快就被一家兰州拉面的老板收做学徒,也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段雅琴。她是距离我家两里路的段家村人,面馆老板的侄女。
三叔和段雅琴是在2000年确定的关系,在此之前的整整三年,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三叔都会帮段雅琴煮面。
我第一次见段雅琴是在三叔家里,那时我还很小,只记得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一把拽住疯跑的我,摸着我的头给了我两颗水果糖,我也没顾上多看她几眼,抓着水果糖就跑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念书住在外婆家,所以很少见到段雅琴,以至于我现在回忆起来,总是不能清晰地描绘出她的模样,只能想象在三叔口中,她只生在左边脸颊的酒窝,想象三叔经常提起的,第一次见到段雅琴时,那两条粗黑油亮系着红头绳的辫子。想象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背影,令心气高昂的三叔只看了一眼就沦陷了一生。
2001年,三叔学成归家,四爷爷卖掉了积攒了几年的粮食,又去贷了款,给三叔在镇上开了一家饭馆。开张那天,段雅琴和三叔并排站在一起迎接客人,他们一年多的恋情就此公布于众。
四爷爷曾经告诉我,自那天以后他就坐不住了,他说:“儿子带着媳妇回来了,当爸的能不着急?”于是没过几天,他就带着烟酒进了段雅琴的家门,段雅琴的父亲段进财是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贩过粮食,贩过水果和蔬菜,最后又做起了收废品的买卖。四爷爷曾在人民公社时期做过队长,所以段进财认识他。
寒暄几句后,四爷爷表明了来意,他说:“既然两个娃娃情投意合,又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不如就把事情定了吧?”段进财不说话,四爷爷又续道:“况且雅琴也是个女娃家,整天在饭店帮忙,也该有个说法,莫等时间长了别人说闲话。”
段进财却不着急开口,慢悠悠地回了句:“等等吧,老哥哥,等娃娃饭店里的事情稳定下来了再说嘛。”
四爷爷走后不久,段进财就去了三叔在镇上的饭店,待了整整一天,碰见了很多熟人,算是给自己的女儿正了名。临走之前,他叮嘱段雅琴每天下午早早回家,又给三叔撂了一句:“侄儿,你爸也是太老实,当了十年队长,连一间砖瓦房都没弄下。”
一语道破天机。三叔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缺陷”,只是之前,它只和三叔的一日三餐有关,所以他从来没有在意过。
时间很快过去,三叔的饭店生意一直很惨淡,只能维持每日用度,少有余钱。眼看着房子一时半会不可能修出来,段进财也没有丝毫松口的意思,段雅琴只能每天回家后编造谎话拖延时间。可三叔知道钱是硬头货,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就这样到了2002年底,一场大规模的禽流感席卷而来,牲畜一死一大片。街上到处都是卖羊卖牛的人,卖的人多,买的人少。降价、再降价,这也总比死了强。到后来,一只羊才卖二十多块。
三叔和段雅琴决定赌一把,他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在少有人去的山上承包了一大块荒地,买了三百多只羊。三叔认为,只要和外界隔绝,羊群就不会有事。他和羊群住在同一个窑洞,十多天才下一次山,每次下山后就径直去饭店带上段雅琴准备的干粮,然后马上回山,尽量避免和别人接触。
尽管如此谨慎,病毒还是侵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三百多只羊剩下不到一百只。好在禽流感终于平息了,羊肉价格有所恢复,三叔虽然没有赔钱,只是赔进去了大半年的时间。村里人笑他,他只能跟着强颜欢笑:“没事没事,路是人走的嘛。”
一天下午饭店关门后,三叔站在门口看着段雅琴低着头幽幽前行的背影,想起自己之前总是嗔怪她不会好好走路,老是蹦蹦跳跳的。再看看如今的段雅琴,总会委屈地嘟着嘴说:“哦,知道了。”三叔立在台阶上,感到喉咙一阵一阵发紧。
这些都是后来三叔给我父亲说的,他说,也是从那天开始,才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无力,他就是想拼命,也找不到方向。
如果说段雅琴的出现是给三叔的生命里注入了取之不竭的动力,段进财的出现是给三叔摊牌了生存之道,那么此刻李健的出现,则是让三叔感觉,自己人生终于找到了方向。
李健找到三叔,说自己在南方一家工厂旁开了家中介公司,工人要进工厂得来找他,工厂要招工人也来找他,“一个萝卜两头削,挣钱就跟玩一样”。现在他计划在另一家工厂旁边再开一家公司,可是资金不够,只要三叔肯投资3万块,就带着三叔跟他一起干。
等四爷爷知道消息的时候,三叔已经卖掉了饭店。四爷爷气坏了,这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好的事情。照四爷爷的说法,就像要把汗滴进土里才能长出好麦子,“人哄地,地哄人,很简单的道理嘛,挣钱哪有这么容易!”
四爷爷把住大门不让三叔出去,当时我正趴在四爷爷家院里的杏树上摘杏子,看到三叔焦急地在院里转圈,满眼都是眼泪,一遍又一遍恳求:“你就让我去试一下吧,爸!开饭店不挣钱,真的不挣钱……”四爷爷不理会,只是锁了身后的大门,坐在门槛上抽烟。
李健久等三叔不来,本想过来看一下,可他刚一敲门,四爷爷就骂道:“滚!你今天要是把我儿拐走,老子砸了你家的锅!”
李健跑了,三叔攥着卖掉饭店的3万5千块,对把在门口的四爷爷吼道:“你当初当队长的时候,把我妈堵在田垄上,当着全村人的面从她怀里掏出了她偷掰的两个玉米,让我妈几年都抬不起头!你害了我妈不够,现在又想害我!你是想让我打光棍吗?你看看这土房烂院,你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干出来,你凭什么管我!”他刚一喊完就冲进了厨房,再次出来时,左手的小拇指已经不在了,三叔伸着血淋淋的左手吼道:“你再不让我走,我就剁光它!”
三叔走之前对段雅琴说,一年后,一年后他会修一个全村最好的房子,然后风风光光地娶她进门。段雅琴哭得像个丢了玩具的孩子,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焦急地跺着脚说:“不要大房子,我不要大房子!我就要你快回来娶我,我等你回来娶我……”
三叔给他擦眼泪的时候,她扬起脸说:“你别走了好不好?你别走了,我这就回家找我爸,他要是还不同意我就喝农药……”
段雅琴每天都会来四爷爷家打听三叔的消息。她总是满怀期待地来,唉声叹气地离开。有时候,她会长久地坐在他俩曾经的那个饭店的台阶上。只是那时候,饭店已经被一家药店取代了。
一年转眼就过去了。2004年一个夏天的傍晚,段进财在我们村口的棋摊上看棋,我在不远处和同伴们玩弹球。
段进财的眼睛盯着棋盘,手却一直捣鼓着身后三轮车里刚收来的废品。随着天色渐晚,他越来越低地弯了腰去看棋盘。段进财敞开的衬衫衣襟一直在下棋人张丰年眼前晃悠,张丰年烦躁,不停地用手去撩那满是汗味的衣襟。
张丰年后来说,自己感到有沙土掉进他的衣领与头发里,他愤怒地抬起头,看见段进财左手拿着个改锥,不停地剜挑着拿在右手里的一根小拇指粗细的黄铜管,沙土便从那铜管里淅淅沥沥地撒下来。他刚想大骂,忽然眼前一闪,耳边响起一个炸雷。
经警方调查后,大家才知道,段进财手里拿着的是一根雷管。段进财的右手被整个炸飞,左手只剩下了三根手指。张丰年被抢救了过来,但他失去了双眼,额头上也留下了一块核桃大小塌陷下去的坑。
四爷爷去医院看望段进财的时候,段雅琴的眼泪又一次濡湿了早已哭肿的眼睛。四爷爷临走时翻空了口袋,将120块钱偷偷塞在了段进财的枕头下面。
段进财出院时已经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出院没过多久,张丰年的老婆就开始上门索要赔偿费,起初还缓和些,后来越催越紧,不止一次翻了脸。段进财没有办法,只能打起段雅琴的主意。他知道附近的人都清楚段雅琴和三叔的事情,所以偷偷托关系,打算将她远嫁外地。
段雅琴要远嫁贵州的事情,当时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临走时,她来四爷爷家留了一封信给三叔,又塞给四爷爷120块钱,说这是还给四爷爷的。
她一个人在三叔的土房里待了很久,洗掉了三叔所有的衣服,只有那件满是油污的围裙,段雅琴临走时带走了它。
段雅琴走后1个月,三叔就回来了。不像当初他自己想象的那样,他什么都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了自己和一身破旧不堪的衣服。
三叔一到家倒头就睡,刚一睡醒就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四爷爷知道他要干什么去,低声说道:“别去了,人走了……”
三叔想连夜奔赴贵州,尽管他完全不知道段雅琴究竟是在贵州的哪里,尽管他身无分文,可他一秒钟都待不住。
那个夜晚,三叔蹲在那条曾经段雅琴蹲过无数次的台阶上,无声地哭了一夜,他的身后是他和段雅琴曾经嬉笑打闹,真真切切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4年了,从活泼开朗等到郁郁寡欢,从人生的朗朗晴天等到阴雨绵绵,他让她输得一干二净,赔掉了清白名声,只落下个远嫁他乡。他想要挽回一切,可现在的他就是拆掉一身骨头,也不够一张车票钱,更别说拿出9万块钱彩礼,还掉她家里欠下的债。
是啊,钱是什么呢?他自问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任何人,可偏偏就只因为钱,就要让他遭那么多的罪,就要让两个明明互相喜欢的人彻底分开。人人都说情比金坚,可没人在乎,人人都说金钱粪土,可谁都离不开。所以,钱是什么啊。
从那天起,三叔成为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完货”。在别人眼中,他活着仿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等死。
他年年外出打工,年年空手而归,当别人问起他时,他就拍拍肚子说:“全进这了。”那时候我不懂,以为三叔天生就是一个只知道混吃等死,直到我长大后,才知道三叔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活法——他虽憎恨钱,但又不屑受嗟来之食,所以只能一边生活在世俗里,一边和世俗抗争。这难免不被人理解。
2008年年底,李健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每天都带着各种各样的人进出我们镇的后山,不久后,那片曾经叫做长沟的地方就建起了一个石料厂。
往后,那里总是传来爆炸声,路上的车辆也越来越多,它们不分昼夜地疾驰在村外的混凝土小路上,小路很快破碎塌陷露出黄土,随后黄土又被车上颠下的石子覆盖,就这样层层叠叠,短短一年时间那条路基就高出了十来公分。
到了2010年,政府补助村民修房,补助金额由本人家庭情况决定。政策刚一下来,四爷爷就扑上去努力争取,这个曾经以“傻队长”著称、一辈子不占便宜的老人,此刻却开始倚老卖老起来,他坐在镇长的办公室里,高声诉说着自己的贫穷与困难,最后甚至搬出了自己当年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种种功绩,说他一辈子没占过国家一毛钱的便宜,自己已经是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现在一定豁出这个老脸去。他的眼角挂着混浊的泪珠说:“我再不能害了我的儿子……”
补助金下来后,四爷爷用我父亲的手机打了好几次电话叫三叔回来修房子,可三叔不愿意,只说:“把补助金让给别人吧,我不需要。”
最后四爷爷气急败坏地说:“你以为老子是给你修呢,老子是不想死在土房里,老子要死也要死在砖房里!”
三叔还是回来了。那座曾经被段进财嫌弃的土房终于还是变成了平地,原先的房基上码起了层层红砖。生活似乎还是有希望的。
也是在那一年,村里的“小康屋”纷纷投入了建设,这基础建材价格随之水涨船高。村里人为了省钱,纷纷去后山的石料厂去拉石粉代替沙子——说是石粉,其实那都是一些混着土和石块的边角料,拉回来以后要过好几遍筛子才能用。
起初,石厂的人也都任由村民去拉,因为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废料,反正是要处理掉的。拉的人多了,沙厂的老板找到了李健,商量一番后,决定禁止村民再去后山拉免费的石粉。
村民却认为,这整个山都是村里的,凭什么由他李健说了算。日子仍旧继续,李健眼看没有办法,最后动了恶念,雇了几十个外地的混混,打算一举断掉村民们拉石粉的念头。
三叔对我说过,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的情景,当时的他都已经装好车走远了,突然听见后面响起乱哄哄的打喊声,他回头看到宝娃父子和其他村民被人围住殴打,想也没想就拽起铁锹冲了回去。在混斗中,他看到远处的李健用手指了指自己,给身边的三人交代了什么,那三人就提着钢管朝他冲了过来……
三叔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那时正是农闲时节,我父亲每天都会抽空去替换四爷爷照看三叔。所有拉石粉的人中,三叔是受伤最重的一个,肋骨断了两根,右手小臂骨折,左侧颅骨开裂,左耳永久性失聪。
李健见事情闹大了,一边用钱堵住混混们的嘴,和他们撇清了关系,一边挨家挨户给受害者塞钱。其他人本就受伤不重,此时见有钱可拿,也都答应了不再追究。只有三叔,他躺在病床上把十万块钱扔到李健脸上,恶狠狠地骂道:“杂种,只要老子还活着,这辈子你都别想好过!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你等着。”
三叔康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公安局撤了案,父亲极力阻拦也拦不住他,他对民警说:“我可以不要任何赔偿,只要让李健也和我一样在医院躺一个月。”
民警们好心规劝了他一个上午,告诉他现在是法治社会,打人是犯法的,不要一时冲动犯错。三叔见他们不肯放自己走,只能保证自己不会寻仇。可他刚一出派出所,就揣着一把刀去了李健家里,李健仿佛知道三叔不会轻易饶了他,早就跑去了外地。三叔扑了个空,但仍不死心,他天天守在李建的家门口,四爷爷劝了他好几次,可白天把人硬拉回家,一到晚上他就又偷偷溜了出去。最后四爷爷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报警,警察们又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三叔,直到他写了保证书才被允许离开。
三叔却说:“李健那个杂种就是我的日子,你们的日子是为了自己活好,我的日子是为了让李健活不好!”
第二天,三叔拎着把锤子和铁钎出门了,他来到麦田里,来到矗立在绿油油的麦苗中的那根电线杆下面,他看着电线杆顶端通向后山的高压线,在电流的嗡鸣声中,隔壁麦田的朱守仁看到了接下来的一切。他听到三叔喃喃道:“对,山是公家的,可人家包了,这地是公家的,可老子也包了!”
三叔说完就半跪在地上,然后把铁钎搭在电杆的底端,抡起铁锤砸了起来。他左手掌钎,右手抡锤,叮叮当当地砸着电线杆底部,灰色的水泥屑溅进他的头发后消失不见……
天色微沉的时候,电线杆的底部几乎被整个掏空,三叔撂下手中的工具,微微助跑后一脚蹬了上去,电线杆晃了几晃,三叔再次助跑蹬了上去,电线杆轰然倒塌,电线被扯断时,几千伏的高压电在断口处抽出了一米多长的耀眼电弧,随着电弧断裂,本来泛着微光的后山刹那间一片漆黑。
李健不敢亲自来要赔偿金,只能叫厂里的副厂长来要。副厂长每次回去后,都会非常无奈地对每一个人说:“一个连电线杆都敢拔的人,我他妈能有什么办法。”
“那怎么能说是你的呢?那是公家的!”这个来自南方的男人说他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接这么一句话,尽管他知道接下来三叔会说:“那山是不是公家的?他李健那个杂种凭什么打我!”
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期间四爷爷突发脑溢血去世,这个老人到底没有听到新房上梁时的鞭炮声。
四爷爷过百天的时候,我被父亲要求去三叔家住几天,表面上说是陪陪三叔,实则是为了盯着他别干傻事。
我过去的那天下午,副厂长又来到三叔家里,这是他第五次来了。他告诉三叔,如果不服从审判,他们就会告诉法院,让三叔去坐牢。三叔躺在炕上,语气平静地说:“我不会坐牢,我会杀了李健,然后吃枪子。咱们重新洗牌,重新来。”
副厂长走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清明节的前一天,段雅琴也来了——离开6年,这是她第一次回来——两年前段进财死她都没有回来。
那天,三叔正准备做饭,段雅琴的突然出现让三叔显得很拘束,他望着眼前这个有些发福的女人,扭扭捏捏地说了一句:“回来啦?”
段雅琴笑着接过他手里的改锥和饸烙面床子的底子,坐在了就近的台阶上。她一边熟练地通着底子,一边说到:“回来给我爸扫墓。”
那天,他们就在院子里说了一下午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知道时隔6年,三叔再次吃到了段雅琴做的饸烙面。
第二天一早,三叔就去了石料厂,他问副厂长自己能不能来石料厂上班,每个月只要给点生活费就行,其他的用来还债。这个南方男人思考了良久,最终答应了他。
三叔从小聪慧,学什么都比别人快。父亲还记得他们小时候,不管什么玩意三叔只要看一遍就能模仿着做出来,时不时地还会自己创造一两个新的玩意,他小时候做的筷子枪、链子枪,还有什么滑轮车、弓箭、木刀木剑,现在还在他家废弃的牛圈里堆着。最让我佩服的,是那柄四爷爷一直都在用的、可以伸缩的烟锅,听说那是三叔看了《铁齿铜牙纪晓岚》后得到的灵感,这个灵感又从孙悟空的金箍棒中得到了升华。
于是三叔就偷偷掰掉了电视上的一根天线,当天晚上,当一家人都望着屏幕上的雪花发呆时,三叔嘴里噙着他新发明的烟锅走进了家门,他一边走着,一边炫耀似的推拉着,使它变换着长短。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三叔就学会了开挖掘机,并且开得非常好。人们总是可以看见他开着挖机在别人不敢去的陡坡上工作。
那是2011年,三叔的工资已经涨到每月8000块了,全村人都替这个过去的“完货”感到高兴,甚至都有人开始张罗着给他说媳妇了,忽然有一天,石矿出现了坍塌,三叔和他的挖机被整个掩埋。村民们在消防兵的帮助下,前前后后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找到了挖机。
当时,人们看着渐渐露出来的驾驶舱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驾驶舱并没有变形太过严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三叔在驾驶舱里,多半能保住一条命。可随着挖掘的深度越来越大,人们发现驾驶舱里空无一人。
段雅琴拿到钱后,还清了三叔之前所有的欠款。然后,用剩下的4万块钱彻底盖完了三叔家里那座新房,那座迟到了11年的婚房。
段雅琴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她嫁过去九个多月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的丈夫虽然怀疑她婚前就已经怀孕,但又不排除早产的可能。在这种疑神疑鬼的状态下,他们充满暴躁的婚姻只维持了4年,段雅琴带着一身的伤痕离了婚,独自一人带着这个被怀疑的儿子在外奔波讨生活。
当年段雅琴结婚的时候,三叔正挣扎在以李健为头目的传销组织里,而这个同样命运多舛的女人,遭受了太多不该遭受的罪。令人安慰的是,现在她回家了,回到了本该就属于她的家,虽然一直在等他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突然想起人们挖出三叔时的情景,当时他的脸虽然蒙着厚厚的灰土,可仍旧掩盖不住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他的左手护在头顶,右手紧紧地捂在胸口处。父亲在给他擦洗身体换寿衣的时候,从他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保存得非常平整的信封,封口里掉落下的信纸上只写了短短两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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