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再拱火酿成乌克兰危机，坐视无情的战火烧到别人家门口，在精心布下的天罗地网中让两个斯拉夫兄弟自相残杀，让欧洲冷战后30年孜孜以求的安全框架瞬间坍塌，以穷凶极恶的制裁向世界输出多重危机，而自己却坐收渔利，实现“弱俄”、“困欧”，顺便让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无论怎样利用话语霸权将全部脏水泼到俄罗斯和普京身上（顺带捎上中国），美国终将作为这场地缘政治悲剧的始作俑者而受到世人良知的审判。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历史悲剧的重演。美国这一招“离岸平衡”的运作，见证了多少治乱兴衰、霸权更替，却仍作为霸权自我维护的罪恶工具，在大国政治博弈中写下又一个血淋淋的例证。
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这样定义：“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
请注意，这里指明了离岸平衡国家寻求的高案是将责任委托给该地区大国，低案是仅在威胁太大而该地区其他大国无法应对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目前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就是在按着高案的剧本走。
简单说，隔岸观火、借刀杀人、分而治之这些词有助于理解“离岸平衡”概念。对其追根溯源，不能不提“大英帝国”对欧战略，即“大陆均势政策”。
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大英帝国”，始终担心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统欧洲，把自己边缘化甚至吞并，因此不断对欧洲搞离岸平衡。
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用上世纪80年代英国政治喜剧《是，大臣》中的一段经典台词说就是，“英国的外交目标500年来没有变过：创造一个分裂的欧洲。因此，我们联荷兰制西班牙，联德国制法国，联法国和意大利制德国，联法国制德国和意大利。分而治之一贯效果很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转换。美国不仅承接了英国的霸权地位，也接手了新的离岸平衡玩家角色，并且新棋局的范围大大拓展，毕竟30英里宽的英吉利海峡，显然无法与3000英里宽的大西洋甚或一万英里宽的太平洋相提并论。
于是我们看到，二战期间的盟友关系在战后迅速发生变化与重组，铁幕很快降临。彼时苏联崛起，英法虚弱，为防止苏联主导欧亚大陆而无国家与之抗衡，美国走上前台，历史上第一次于和平时期在欧洲维持大量驻军，欧洲国家由于自身的虚弱，也乐见美国的保护。
值得玩味的是，冷战序幕拉开，似乎也遵循从英到美的承接顺序。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对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次年，杜鲁门总统进一步发展了丘吉尔的“冷战理论”，提出“杜鲁门主义”，冷战正式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同以往霸权国家相比，美国挟两洋之地利，借“民主自由”之幌子，玩起这套离岸平衡更是风生水起，得心应手，并将这一套推广到全世界，主要方向有三个：欧洲、中东与亚太。
中东自不必多说，就没有真正消停过。战火纷飞、混乱动荡的背后，都是美国的身影。扶植以色列制衡地区国家、挑动逊尼派与什叶派国家宗教冲突、支持代理人战争、煽动国内叛乱、提供武器弹药、培训武装、策动“阿拉伯之春”、制裁、暗杀乃至直接的轰炸、入侵……造成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沦为难民，美国却牢牢控制了中东的能源。
欧洲方向的演变，就是今天俄乌冲突。冷战后，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再次提到，美国的欧亚大陆战略仍旧是阻止出现反美的大国联盟。美国绝不愿看到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挑战自己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也绝不容许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国家有战略自主的外交，更绝不会坐视俄欧能好好玩到一起。执意推动北约东扩，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打断欧俄经济合作与构建和平框架进程，最终导致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离岸平衡战略实施步步紧逼的结果。
亚太方向，美国为维护霸权而制衡打压的目标从始至终就是中国。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利用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企图把中国控制在“第一岛链”内并将台湾武装为西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还在朝鲜和越南进行了两场“热战”。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仍是对中国搞离岸平衡，在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对抗同时，保持美军有限前沿部署以威慑中国，并扶植和借助中国周边盟国及其他国家力量制衡中国，维持美国霸权地位和单极世界格局。
这一战略成形于小布什政府时期。早在竞选时小布什就主张加强与亚洲“民主”国家的盟友关系，并以此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有着强大的民主联盟的地区中的大国”，这样中国“既不感到威胁，也不感到能够为所欲为”。2002年小布什政府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直接视为美国正在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者”。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都是对小布什政府以制衡中国为中心的亚太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离岸平衡特征。
2011年11月，奥巴马在夏威夷主办APEC时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美国政府开始寻求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撤出，同时在“巧实力”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在2012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时任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东海、南海争端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对平静，却在那几年风波骤起。
特朗普2017年11月的东亚之行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政府新的亚太战略。其目标就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以维持美国霸权地位。
拜登政府实际上接盘了上届政府的“印太战略”，公然称中国为“唯一一个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方面能够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的国家”。
从拉拢七国集团、强化“五眼联盟”，到升级“四边机制”、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完善双边同盟，美国硬是排出“七五四三二”的“群中群”“圈中圈”。话说建立联盟是“离岸制衡”战略的最重要操作方式。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就指出，联盟是维护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均势或权力均衡分配的有效工具。拜登政府煞费苦心的阵型显然深得其精髓。
这些年，尽管美国国内党争激烈，矛盾极化，政策不断在“翻烧饼”中恶性循环，但唯独的最大共识不断固化。我们讲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演变至今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其实看看美国这些年来围堵遏制中国的亚太战略、“印太战略”，何尝不是层层加码、步步紧逼。
最近，美国发布新版“印太战略”，列出十大印太行动计划，摆开架势要“画地为牢”，把中国钳制在“第一岛链”，并毫不遮掩地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它所处的战略环境”。
这正是企图如法炮制“印太版北约”。学者郑永年指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正在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北约东扩已在欧洲导致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后果，如果复制在亚太又会给地区国家带来什么呢？现在，欧洲已经有人承认他们犯了错误。我们鼓励欧洲的觉醒，更呼唤亚洲的警醒。
亚太是中国和地区所有国家的安身立命所在。为了一己私利，美国可以搞离岸平衡，在搞乱地区后可以置身事外，坐收渔利。而我们呢？要将发展的热土变成战火纷飞、衰败凋零的焦土吗？要将合作的高地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沙场吗？
反对一切冷战、热战、新冷战，拒绝选边站队，不愿大象打架草地遭殃，绝不能让亚太中东化、乌克兰化，这是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亚洲人民的共识，也应是地区国家从乌克兰危机中汲取的最大教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离岸平衡也恰恰反映出霸权的自私本性与虚弱本质，用别人的鲜血为自己霸权续命，既最大限度维护自身霸权，又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损失。
于美国而言，欧洲与亚太两块离岸平衡的阵地相互关联，其正打着在欧洲实现高案以便为介入亚太拉紧阵线、预留资源的如意算盘。而越是拉帮结派希望别人分担对华制衡的负担与风险，越说明过度扩张的霸权越来越有心无力，也恰恰是霸权在腐朽没落中仍要垂死挣扎的表征。
“霸权的困惑即在于其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21世纪不是20世纪，也不是19世纪，而是全球化深度发展、人类命运与共的新时代。新冠疫情以生命为代价昭示，非传统安全威胁下谁也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俄乌冲突则以生命为代价继续证明，传统安全威胁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难民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都将产生外溢效应，最终反噬自身。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与时代诉求背道而驰，终将为时代大潮所淘汰。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东西方兴衰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会成为世界的引领”，他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终将彻底打破西方国家长久以来的地缘政治博弈模型，彻底摒弃大国政治博弈的悲剧，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