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推进，博士生扩招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很多人担心博士生招生数量的增加会带来人才培养质量的下滑，不时发出反对之声。但从中国人口规模、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来看，适度扩招仍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博士生如何扩招？可以选择的路径多种多样，如在现有情况下整体扩招、向科技实验人才倾斜性扩招、对专业博士进行扩招等。“相对于这些路径，基于博士类型多样化的扩招是最优选项。”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胡钦晓表示，除目前的学术型博士、专业型博士之外，我国高教界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实践博士、论著博士、新制博士等多种学位类型。
在高等教育先发国家，博士学位类型的多样化早已先行先试。事实上，从哲学博士到专业博士，再到一系列专业博士，这本身就是博士学位类型多样化的发展明证。
上世纪90年代，仅英国大学就设有哲学博士、课程博士、论著博士、新制博士、专业博士、实践博士、远程博士等多种类型。在培养模式和方法、学位要求等方面，这些类型各具特色。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类型，也是英国政府应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与挑战等诸多方面的结果。
我国博士有学术博士和专业博士两种类型。但只有两种类型既不能适应知识生产转型的需求，也不能适应终身教育的需求；既不能适应博士学位规模扩张的需求，也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需求。
不能适应知识生产转型，缘于知识生产不仅涉及英国学者吉本斯提出的“模式1”（学术型）、“模式2”（实践型），还涉及“模式1.5”（学术实践混合型），甚至涉及“模式3”（纯粹实践型，比如大国工匠培养）等。
不能适应终身教育的需求，缘于目前的博士教育大都实行学历、学位教育。一名本科生或硕士生即使将来在工作中作出再大努力，取得再多的成果，如果不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也很难获得博士学位。
不适应博士学位规模扩张的需求，缘于目前的扩招往往基于单一类型，如教育博士一次招收50人甚至上百人，这会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归根结底，博士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的培养类型。
而要想适应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需求，一定要看学位的最高层，即博士生的培养类型、质量和数量，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从量的方面思考。只有多元、多型的博士群体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对多样化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此外，如果其他国家的博士类型培养是多样化的，我国仍坚持学术与专业两种类型，这无疑不利于提升博士生培养的核心竞争力。不能满足多样化需求，不但会造成本土生源外流，也会阻碍国际生源流入。无论从何种层面来看，博士生多样化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都有可借鉴之处。如哲学博士，通常在培养中不开设课程教学，而是致力于原创性研究，强调与现实价值关涉不大的“纯粹知识”创新。
从是否开设课程教学来看，我国当下的学术型博士更类似于英国的课程博士，即在哲学博士培养过程中加入课程成分。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博士在我国是缺失的，而这种博士学位又非常重要，是实现重大理论原创性成果产出不可或缺的博士类型。很显然，课程讲授很难催生原创性成果，只有教师和学生都成为研究者，相互切磋、相互琢磨，才能够产生原创性成果。
比如专业博士，在欧美已涉及众多专业领域，而目前我国的专业博士仅有6种，不但与专业领域的多样化不相称，还与目前我国开设的40种专业硕士不相称。
还有论著博士。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设有“在职人员申请博士学位”的类型，这种类型大致与论著博士相似，后来却逐步淡化甚至是完全消弭了。该种博士的最大特色是能够适应终身教育的需求，“以成果论英雄”。论著博士的设立，不但可以使已获得硕士学位者的创新和发现得到制度化的认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他们终身学习的动力和愿望。
再比如实践博士。众所周知，衡量音乐、舞蹈、绘画、书法、设计等专业水平高低的标准，通常不在于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在于相关人员能否创作或弹奏出高水平的曲目，能否创作或表演出创新性的剧目，以及有没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绘画或设计作品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些曲目、剧目、绘画作品等都可以发挥与学位论文相同的“可公开、可评价、可借鉴”的功用。
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中国知网”等学术平台，将这些成果展现出来，以证明他们与博士学位授予的标准是相匹配的。
必须注重中国的本土特色。制度的直接移植往往是不可取的。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甚至创新，不但能够有效避免“南橘北枳”，还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从思想意识来看，一定要打破理论与实践二元划分的惯性思维，任何事情除了“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甚至“一分为多”。此外，还要打破学术与应用分高低贵贱的传统思想，深刻认识到，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可以到达人类认识和实践的高峰。
从学科领域来看，哲学博士应该重点在数学、物理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等基础学科设立；专业博士至少应该在现有专业硕士学科类别上增设；实践博士应该在艺术学、影视学、舞蹈学、设计学等学科设立；论著博士则可以放宽至任何学科门类，从而让在职人员能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从探索路径来看，要坚持质量与效益的均衡发展，坚持试点与推广的有序变革，这是引进和创造新型博士的不二法门。时机成熟时，可在英国现有博士学位类型之外，增设“纯粹实践博士”——这类博士不看论文能否发表，而看实践创新能力；不看身份出身，而看原创性技术。
事实上，我国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诸如“医博士”“茶博士”“磨博士”等称谓。只不过这些称谓受传统思想意识的影响，被逐渐低俗化了。设置“纯粹实践博士”不但能为大国工匠提供被认可的机会，也能更有效地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我国历来不乏奇思妙想之人。如果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宽广、多元的进步阶梯，将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百舸争流的知识创新社会的早日形成。
在我国，博士学位类型多样化，是否会降低博士生培养质量，被公众质疑为“注水”？国外不同类型的博士是否曾被公众质疑？
我们常说“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进一步来讲，“质量更是博士生教育的生命线”。作为学位层级的最高级，博士生教育如果缺失了质量要求和保障，必然会走向终结。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新型博士的产生都会面临公众质疑。1810年在德国柏林大学产生的哲学博士，曾被广泛批评为“不实用”；1922年哈佛大学设立教育博士，后来也被广泛批评为向哲学博士漂移，并最终在2009年被教育领导博士所取代。当然，英国博士学位的多元化发展，同样被公众质疑为“注水”，如“远程博士”等。
为了应对公众质疑，不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制定了相应博士类型的国家标准，各高校也都为保障博士培养质量作了明文规定。
如果把哲学博士、专业博士、实践博士等比作一个个菜系，有着多元菜系的饭庄无疑更能迎合多样顾客的口味；如果把多元博士比作高等教育丛林中的参天大树，大树的多种多样也无疑是森林良好生态的重要标志。然而，无论是“菜系”还是“大树”，质量上乘、根深叶茂是它们能够生生不息的根本保障。
首先，新设博士类型前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制定国家标准的同时，要在试点的基础上有序推开，避免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理困境。
第三， 严把培养关口，尤其是充分发挥导师或导师组的作用，树立导师或导师组是博士培养质量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第四， 严格规定博士类型间的边界，避免博士类型之间的“隐性漂移”。尤其是在我国，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培养有同质化现象，隐性漂移已发生在一些高校的专业硕士培养中。因此，更应避免各种类型的博士向学术博士的隐性漂移，“名异实同”是博士多样化发展的最大天敌。
第五， 严把学位授予关口，建立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同行评价和大众口碑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让所有能够证明博士水平的成果“可公开、可评价、可借鉴”，这是确保博士质量的基本底线。一言以蔽之，基于“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的学位授予机制，也是确保博士质量不滑坡、不注水的最后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