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高龄妈妈”石嫣诞生下夫妻俩的第一个孩子，母子平安，一家人欣喜又感动。程存旺特地从自家农场摘了一箱有机西红柿，分给病房的其他妈妈和医生、护士，“沙瓤、有籽、酸甜，大家都说，那滋味和超市里买的可不同。”
位于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的柳庄户村，有“北京最美乡村”的称号。石嫣和程存旺，在村里租了个院子常年住，而农场就在村口，天气好的时候，骑上电动车，十分钟就到了。
早上7点一到，村里的叔叔阿姨们出现在露天蔬菜地里，摘白菜、萝卜，挖铁棍山药，这是初冬的时令菜。而旁边的大棚里，青椒、豆角、西红柿等更多蔬菜也在慢慢成熟。夫妻俩一头扎进地里，一边和大家唠家常，一边拿起作物观察。
“马叔，早。”石嫣和迎面而来的拉着一车蔬菜的师傅打了声招呼。他们已是9年老相识。马叔老家是著名的蔬菜之乡山东寿光，但他不想种用农药化肥的菜，辗转来到石嫣的农场，学种有机作物。
带着露水的蔬菜，被运到不远处的分拣房，经过简单的装箱，会送往北京城里的订户家里。一家人吃多少，就订多少，没有好看的包装外表，吃的就是新鲜与健康。
长期的户外劳作，让夫妻俩脸上褪去书生气，手上留下的茧子，健康的肤色，都是他们在田间地头的印证。只有偶尔从嘴里冒出的农学专业词汇，才让围观者恍惚：哦，原来他们不只是农民。
“从本科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博，再到清华大学念博士后，拿的都是管理学的学位，主攻农林经济管理。”作为一个标准学霸，石嫣和纯自然的农学有些距离，本应走学者的路。
“26岁之前，我都不知道吃的东西是怎么生产的，谁生产的。”但2008年一次阴差阳错的美国农场之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那半年，石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推崇自然耕作的小农场里当农民，培土育苗、除草浇水，所有吃的都是自己亲手种植出来的。
石嫣记得，一阵大风刮来，能把三四个人才能围起来的大树吹倒，辛苦种下去的茄子辣椒苗被连根拔起。拒绝任何化肥的耕种，有太多时间要花在除草这件无聊且很累的事情上。
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除了午休的1小时，她得在地里持续劳作。这位爱美的女大学生，手指甲里塞满了土，两个手指关节，不断开裂，用再好的护手霜都不管用。
“我都绝望了。”第一次种地的石嫣，每天都在经历煎熬，为什么放着国内那么多课题研究不做，那么远出来捡鸡蛋、擦育苗盘？
一场暴风雨过后，石嫣不带希望压一压的茄子辣椒苗，奇迹般复活了，扎根土地，开花结果。无数个除草的日夜后，她也逐渐找到了乐趣。
“当你跪在一片土地上时，你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小蚂蚱有时候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秋天的时候它们就长大，颜色也会变深。一些小的有胡须的飞虫，有时候会飞到手上，用它小小的胡须胳肢我。”
而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了一群不太一样的农民。所在农场的农场主，是受过硕士教育的一对年轻夫妇；和她一起实习的人，是一位从东海岸自驾而来的19岁女孩，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农场工作过，干起活儿来毫不含糊。
回到国内后，随着经历更多实地调查和实践，石嫣越来越觉得：与其关在屋子里做学术，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石嫣和程存旺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导师是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他为这两位学生翻译的一本名为《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书作序，上来就写：“我那两个立志务农的奇葩博士生……”
2008年，石嫣结束实习离开美国前，第一次见到《四千年农夫》的英文原著。1909年，当时的美国农业部土壤所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土壤专家富兰克林·金远渡重洋，考察东亚三国古老农耕文明，想为本国农业面临的水土污染等问题找点答案。
石嫣说：“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本来觉得去美国去取经，结果最后取回来的是一本关于我们中国传统农业的经。”
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中国人口密集，土地资源很紧张，但为何农业文明能够维持四千年之久？书中介绍，很大原因就在于堆肥、种养殖的循环。
比如那时，西方人焚烧垃圾、将污水排入大海，而中国人将两者用于肥料。三角洲平原的人们建堤坝、挖运河，用富含有机质的淤泥肥田，既实现通航，又滋养农田。
“很多人问过我，生态农业能养活中国人吗？现在的食物产量，其实已经养活了中国的人口，但这个背后是巨大的浪费。”
长距离运输，过度追求美观和包装，吃不完的外卖餐食……相关数据中，全球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粮食被损耗和浪费。
因此，石嫣觉得，中国传统农耕的智慧，包括稻鸭共作、桑基鱼塘等，这些不该只成了遗产，得传承下去。
“他们说我傻，你用一点化肥，地里的东西长得好又多，卖好价钱，吃的人谁看得出来？”书里学来的一大套理论，一时间变得有些鸡肋。
夫妻俩和一帮学生，先埋头在田间干，买有机肥，为育苗前的土壤增强机能，“真的是视金钱如粪土”。
为了让地里的叔叔阿姨们相信回报，他们去北京市区四处拉订户，拉不到陌生人就先从学校老师们那里开始。一天天地往返城乡，有专业背书，也有悉心耕作，这群年轻人的行动逐渐有了回报。
石嫣记得，后来，那个说她傻的叔叔，向她要了几株农场培育的番茄苗，要带回自己家种。另一个合作了九年的农户郎叔，老夫妻俩不再需要外出务工赚钱，靠在家门口种地，收入至少翻了两倍，“他们不会说你生态农业有多好，但从真实的生活变化出发，他们就认可了我们。”
初冬的山药地里，石嫣拿起铲子，小心翼翼地挖，蚯蚓蹦跳出土壤，一根根山药逐渐分明，她用手刨出来，慢慢剥离上面的土。
“咱们一捧土里，它所含有的生命就超过全球人口的数量”。身处地里的夫妻俩，非但不觉得无聊，还有很多话题。
石嫣性格外向，程存旺话不多，埋头做事。他大学学工程管理，但看过一本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书后，决定换个行当，便跨考到人大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研究农业产业。
程存旺对种地务农很有兴趣，在实验田做志愿者的时候，他遇上了从美国回来的师姐石嫣，一场“土“味爱情酝酿起来。
石嫣记得，那会很多人周末会来菜园体验种菜，程存旺穿着一件篮球衣，二话不说，将一袋100斤重的有机肥扛上肩膀，就运到地里去了。
那段时间，师弟也要跟着师姐进城去找订户，忙活一整天，在往返城里和乡下的公交车上，两个人都很累，但也获得了互相依靠与倾诉的机会。
2011年，两人结婚，婚礼实在是接地气。“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把我从村里接到了农场。”石嫣觉得这事儿很“潮”，“没房没车没事业，是真正的裸婚。”
婚宴，所有的食材都从附近的有机农场采购，“光盘行动”是基本操作，宾客们被鼓励送农产品代替份子钱。
如今，夫妻俩务农十多年，婚姻步入第十年，农场已有九年多，儿子小艾呱呱坠地，“从没给他买过一件衣服，都是别人给的二手衣物。”石嫣开玩笑说儿子绝对是个“有机宝宝”。
走进名为“棚友食堂”的公共区域，桌椅板凳置物柜，墙上挂着的菜篮子，都是从村里乡亲家中淘来的。没有一次性餐具，大家吃完饭，会用麦麸先把碗里的油抹去，再用水冲洗，节约点滴资源。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认可了他们的生态农业模式。不少人把家搬来了乡下，更多的职业和身份逐渐在农场产生，让“农民”二字的意涵更加丰富。
寸头，黝黑的皮肤，85后南京人刘晓龙，管理农场生产，比如哪里种什么、怎么种最优，都得经过他。他还要给蔬果拍照、撰写文案、设计景观等，每天都满满当当。
刘晓龙大学学的服装设计，硕士读了陶艺，毕业后却总找不到自己的状态，“虚头巴脑了一年，想要从头开始，那何不试试做一做最基础的工作？”
他扎进苗圃当园丁，和农民一起拿按天算的工资，大家觉得他可惜了，但他却逐渐在耕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节奏。
“在户外跟随草木经历一年四季，身体有了很大的恢复。”生活单纯了，刘晓龙还发现了与蔬菜植物相处的哲学，“你剥下去一个菠菜，它长出来绝对是菠菜；它渴了，会通过叶片告诉你。它们有自己特有的语言。”
而对于90后倪广轩而言，最大的乐趣则是漫步在农场里，思考今天的创新菜单可以用上哪样蔬菜水果，可以做紫薯面包，或者利用剩余的无花果，做一些果酱。
倪广轩大学学烹饪，手握营养师资格证，毕业后去了一家不错的酒店做厨师。但他下意识不喜欢酒店过于繁杂又不健康的烹煮方式，没多久就辞了职。
小时候在乡下生活的回忆让他对种地有着很浓的兴趣，后来的三年里，他在农村租了6亩地，种有机蔬菜，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来了这边后，开始在农场里创业，做烘焙。
还有的年轻人，是从农业大学来的研究生，把实验室里的成果拿到育苗棚里，一遍遍实践；有些是短暂“脱轨”的都市人，到农场以志愿者的身份，寻找生活更多的可能。
大家大多住在村子里，每到周末，就结伴去附近爬山，如果想看场电影，也可以晃晃悠悠地进城，再自在而归。
采访的间隙，石嫣不断地查看手机里在线会议的消息，操着各国语言的研究者与同行们，在分享自己国家或地区的农业经验。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她会作为国际CSA联盟（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即社区支持农业）URGENCI的联合主席，出现在巴西，参与国际CSA大会，与各国代表讨论粮食问题。这个联盟在全世界有300多万成员。
程存旺也在全国各地跑，他们的团队每年都会发起“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上千人参与其中，还有更多人通过网络关注。越来越多对农业有兴趣的人，找他们学习生态耕作与行业对接，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起自己的生态农场，安居乐业。
但石嫣觉得还不够：“在更广泛的大众层面，随着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会有很多人选择有机蔬菜，可这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消费问题，而是人和土地脱节的问题。”
为了让更多人尤其是孩子、年轻人了解食物的前世今生，与土地近距离接触，这几年，北京的几所小学，出现了“楼顶菜地”，现代化商场的顶楼，也被装扮成白领农场，引来大家打卡体验。这些屋顶上的绿色，背后都有石嫣和程存旺的身影。
上个月，他们还与中法环境月一起发起全国生态农场免费开放日，城里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在农场里奔跑，感受大自然的美妙与治愈。
石嫣曾采访过袁隆平院士，她记得袁老和她说过，“年轻人不搞农业，今后是个大问题。”在农场里，石嫣也发现干活的主力仍然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
“重建人和土地的连接”，是一句写在农场墙上的标语，也更是这对博士夫妇当农民十余年的初心。他们想要创造更多生活与工作都在乡村的可能性。
在他们的设想里，未来，返乡的年轻人不会孤独地去做农业，也许会拥有更好的社区和社群，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在维持生计、有尊严地活着的同时，新一代人可以更好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