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方朝晖先生多年来潜心于古今中外经典之哲理，每发之为文辄匠心独运，多有创见，启人深思。最近，以其历年研究之心得汇为一书，题名《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力图为此百余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作出一份理论性的总结。
历史上所谓中学与西学既有其可比性，又复有其不可比性；过去人们所谓的中学与西学与今天人们所谓的中学与西学，其含义有连贯性，又复有断裂性。简单说来，这一问题和某些其他类似的问题一样，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问题，而过去的研究者往往执一以求，但执其为一贯，不知其为两重，故在理论上每陷于扞格难通，不能自圆。
学或科学，作为纯粹理性产物的知识（拉丁文的Scientia或德文的Wissenschaft）而言，本无所谓中西之分，而只有所谓真伪或正确与错误之分，也有精粗与高下之异，但无本质之别。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样的命题，本无所谓中西；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亦即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过去人们所习惯称之为中学与西学的，大多并非是什么学术理论本质上的不同，而只不过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所积淀的价值观或者思想习惯的不同。历史文化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方便设定，虽则习之既久，似乎也就成了自然（天性），但它毕竟是不断去改变着的，而不可能是万世不变的。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即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什么中学、西学之别，而只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所形成的思想习惯的不同。是“学”就有真伪高下之别，东海、西海并无二致；至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所积淀的心态，则可以千姿百态、千别万殊，很难判定其间有什么真伪或高下之别。我们不应把对客观事物的知识的判断与对主观的价值取舍的判断混为一谈。
人们天生的认识能力并无二致，导致他们思想取向不同的乃是后天不同的社会境况。例如，过去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善于逻辑思维。假若是如此，那么其原因也绝非是由于中国人天生来就拙于逻辑思想，而只是后天的历史条件未能导致中国的思想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而已。思想上的不同取向并非是先天注定的，而只能归因于不同的文化导致了不同的发展途径。另一个争论多年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似也应作如是观。
大抵上，我同意作者所拈出的，过去所谓的中学与西学之别乃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之别，即“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之别。但是导致了这一点的却须归因于双方历史社会背景的不同才导致中国思想文化走上了主德主义而西方则走向了主智主义的道路。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中世纪的中国经学与西方的经院哲学，双方代圣人立言的精神实质并无二致，就不难找到解答。归根到底，这个差异乃是时代上的（中世纪与近代），而非本质上的，即所谓中西之别。中国历史步入近代化的阶段，其间，最为关键的一端在于她必须要掌握近代科学。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人的心智就掌握不了近代科学。中国的历史当然也必定要走上近（现）代化的这条不归路，所以她也必定要掌握近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至于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乃至个人的差异，并不妨碍其学术思想的（广义的）科学取向。其间的差异是必然会有的，但学术思想中的真理内涵却是普遍性的，并不因人而异。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那么中学、西学作为学而言，仍然是可以而且应该是通约为一体的，学术思想中的真理是普遍性的，其间的不同，只不过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某种心态上的不同。也可以说，人的智性能力是先天给定的，并无古今中外之别，但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之下，则其表现形态便会各不相同。除非我们认为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各自走着其独特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否则的话，共同的历史道路就必然会有其共同的科学与共同的思想。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当然（而且也必然）会保持下来并不断地发扬光大。但这并不关乎中学与西学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作者在本书中所论及的中学与西学的不同，关系到中西思维方式不同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论点。这个问题似也应从其两重性着眼：一方面是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本身是否能被人类普遍的纯粹理性所裁可，一方面则是这一特定的思维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使然。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结果便不免治丝而棼，对一个假问题是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真答案的。我们不可以把伦理上的善恶混同于认识上的真伪或是非。求真是一回事，求善又是另一回事，而人们却往往执求善作为标准以求真，结果是永远纠缠不休，而一无所获。本书对此问题有颇为详尽的论述，是足以启人深思的。假若我们能把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把伦理道德的诉求排除于求真的范围之外，那么历来的许多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大都不难迎刃而解，而不再成其为问题。进而言之，则古今中外的许多问题之成其为问题，大都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背景所使然，而与思想理论的本身并无关系。
这涉及中学与西学的可比与不可比的问题。在哪种意义上双方是可比的，或者说对双方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又在哪种意义上对双方进行比较就是毫无意义之举。这其实也是真问题与伪问题之别。大抵上，涉及价值观的不同或文化惯性的往往是不可比的，而涉及纯粹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则是可比的。物质生活的层面是可比的，而精神生活的价值则是难以比较的。什么是生活的方便和舒适是可比的，而什么是生活的美好或幸福则是难以比较的。作者在本书所涉及的这一方面是值得人们深入探索的。本书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上述有关的问题，而且进一步诠释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几次大论战，如中国哲学的特色、国粹与现代化等等，也对近代思想史上一些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如冯友兰、牟宗三、梁漱溟等人，一一作出了作者本人的评价。
科学和思想都没有最后的定论，因为它永远是在发展着的，而不会停滞在某一点上固定不动。哲学也没有最后的结论，因为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不断变化和深化着的。没有最后的答案不等于就应该不去追求最后的答案。本书所探索的是评论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值得读者的深思，尽管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解答，但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历史研究者往往喜欢引用一句谚语：历史决不重演。具体的历史事件自然是不会重演的。但是某些历史的精神，即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态却可以不断地重演，直到它能自觉地进行一场理论性的自我批判为止。也许纯理论的探讨要和这种具体的心态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对于所谓的中学与西学的理解达到更高一层的境地吧。
本书认为，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西方现代学术，从根本上代表了一种与中国古代学术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无论是中学原有的分类体系，还是西学今天的学科体系，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无论用西方今天的学科范畴来肢解中国古代学术，还是用中学原有的分类体系来衡量西学，都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看，通常所谓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不是同一学科内部的两种思维方式差异，而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正因为学术类型的不同，人为地追求所谓中西结合，有时也没必要。用现代西方学术和学科范畴来分割和整理中国古代学术，不仅可能包含对西方学术本质的深刻误解，也可能构成对中国学术传统的人为摧残。
方朝晖，安徽省枞阳县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代表作有《“中学”与“西学”》（2002）、《儒家修身九讲》（2008/2011/2020）、《为“三纲”正名》（2014）、《文明的毁灭与新生》（2011）、《春秋左传人物谱》（200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