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拜登在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举行会晤前，于白宫椭圆型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有媒体向拜登提问：“你是否支持通过外交途径抵制北京奥运会？”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1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考虑通过外交手段抵制北京冬奥会，是出于对所谓“新疆人权状况”的担忧。
但普萨基强调，相关决定并非基于单一考量，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因素”。具体包括哪些因素，普萨基没有回答，同时她拒绝提供作出最终决定的时间表。
至于所谓“外交抵制”又该如何理解，普萨基也没有阐明，只是称“我想给总统留下做决定的空间”。而美国《国会山报》指出，所谓通过外交手段抵制一国举办的奥运会，意味着拜登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但美国仍会派运动员参加。
惯例而言，“抵制奥运会”带有强烈的对抗意味，历史上仅发生过6次，均与严重的军事或政治冲突相关。例如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全球范围内有66个国家和地区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没有派遣任何人员参加，此次大范围的抵制被视为冷战时期美苏对抗高峰的一个缩影。
有意思的是，美方此次似乎也无意和中国进行类似的激烈对抗，而是在“抵制北京冬奥会”前加上了“通过外交途径”的限定。换言之，拜登就是一方面借“抵制奥运会”的噱头对中国搞老一套的强限施压，但另一方面又不想真把问题搞大，引发后续两国间对抗升级。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月19日回应相关问询时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干涉。美方抹黑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对中国人民来说，这简直就是笑话。美方还就其他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指责，更是不符合事实，完全站不住脚。
赵立坚重申，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世界各国冬奥运动员的舞台，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有违奥林匹克精神，损害的是各国运动员的利益。
某种意义上，中方对美方这番表态也是见怪不怪了。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逐渐由“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转向“接触与遏制并重”，甚至在某些利益关切问题——如两国间经贸摩擦和战略议题上，不惜以遏制为主，并将接触作为某种战术性的缓冲方式。
这一方面与美国当前对于中美关系“竞争”而非“对抗”的定位相吻合。正如拜登在今年3月的首场对外记者会上宣称，美国会与中国“能合作时就合作，该竞争时就竞争”，拜登寻求一种带有“护栏”的大国竞争关系，从而避免中美冲突与战争。
但另一方面，“竞争”和“对抗”之间的界限，也许没有美国人想象的那么明确。对抗的危险性令美国不敢轻言对抗，与此同时，常态化的竞争在事实上又和对抗本身有着多大程度的区隔？
美国试图以某种自以为是的方式为这个界限设置所谓的“护栏”，且不论这个“护栏”是否为伪命题，就算这个“护栏”成立，无论其有多坚固，都不可能承受得起美方一遍又一遍地将中美关系推向博弈的最底线乃至是深红线。美国自以为能拿捏好这个度，但长远而言，“极限施压”战术只会在最大程度上破坏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和两国间来之不易的合作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