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觉得母亲一人在家拉扯孩子，还要兼顾种地，不容易，对母亲极为宠溺，在外面挣到的每一分钱，都一分不少交给了母亲。
母亲在这一年鬼迷心窍地加入了一个传销组织，不到一年，家里的十几万元存款被她挥霍一空，还把所有的亲戚家都借了个遍，每家从几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总共也接近十万元。
有时候没有寻到，他一人回来，脸色铁青，让人不敢多看一眼；有的时候是两人一块儿回来，接下来几天就是无休止的争吵。
那一年，小安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坐在教室里，老师讲什么也听不进去，耳朵里全是他们相互埋怨的争吵，就像一个魔咒将他笼罩，想逃也逃不出去。
那一天，家里很冷清，锅灶上只有一个落满灰的馒头，纱窗破了，被风一吹，呼啦啦地掀起更大的口子。
小安一个人背着厚重的行李，坐上村口去县城的公交车，背后那扇熟悉的门离他越来越远。没有回头看一眼家的方向。
那时，家里已经一点积蓄也没有了，幸好姐姐已经工作，父亲也在县城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搬运货物的活。临开学前，他的学费才勉强凑齐。
来到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城市里，他的性格更加胆小内向，常常躲在人群中的角落里，有时候一天都在沉默。
然而2019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带他来到一家防治艾滋病的公益组织——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
在门诊，接待他的是位50多岁的医生，他盯着小安的病历看了许久，轻轻摇了摇头：“我的孩子跟你差不多大……”临走前，他塞给自己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的电话，“有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刚开始，小安对艾滋病是一知半解，恨不得把自己罩在罩子里，在公司上完厕所，他会偷偷拿酒精给马桶消毒；
后来，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给他普及了很多知识，他才知道，艾滋病跟感冒发烧咳嗽不一样，空气或者喝水不会传染。
他们告诉小安，这只是感染了一个小小的病毒，按时服药，体内的病毒数目被控制下来，就会大大减弱传染性，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2020年春节，小安回到家乡过年，村庄已经变成种植蔬菜大棚的试验区，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变成了白色的塑料棚，在风中呜呜作响。
虽然知道不会通过唾液传染，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都拿两双筷子，用公筷把菜夹到自己的碗里。
终于，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姐姐的猜疑。一次父亲不在家，姐姐把他拉到卧室，打开床边的抽屉，质问道：你吃的什么药？
姐姐高高扬起手掌，非常生气地说：你再骗我的话，我真要揍你了！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这是治艾滋病的！
小安一直认为，除了父母，姐姐是最能理解他的人。可是听到姐姐喊出那句话，小安整个人被撕开一样的疼，当时就哭了。
姐姐对小安的态度也慢慢缓和了，但是小安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种错觉，姐姐现在对自己的好，是抱着一种怜悯的心态。
之前的时候，他俩经常小打小闹，有时候小安去姐姐家吃饭，姐姐会说，你吃那么多干吗，吃了也不胖，浪费粮食。
很多患病的人群都有QQ群和微信群，大家在里面分享康复心得，互相鼓励。但是这个群体基本没有互助群，因为一旦建群，个人隐私的保护就太难了。
有一次，办公室有人拿回一份防艾宣传单页，同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得这种病的人就是不干净，肯定没干什么好事。人们习惯把艾滋病人和失德关联起来。
虽然很尴尬，但小安也只能点头应和着。如果他这时候躲在一边不发言，就会很心虚。甚至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影响：被开除、被攻击，甚至被伤害。
染上这病，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常常会扛不住，就大哭一场。一个大男人哭，自己也会觉得太懦弱了，但是你不哭，真的没有合适的人帮你排解。
失眠的夜里，他经常一个人到海边溜达，听海浪翻上岸的声音。有时候风很大，狂潮拍岸，鼓噪着、呐喊着，冲上沙滩。
如果天上下着细雨就更好了，雨点就像小皮鞭一样，抽打在他的脸上，肉体上的疼痛可以缓解心灵上的压抑，这会让他觉得舒畅一点。
他一般不是很喜欢找人帮忙，因为他觉得别人帮了你，自己就欠了一份人情。然而现在，他反倒看得开了，放得开了。
最近他还想去体验蹦极，他想站上去的时候肯定是害怕的，但是人生短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姥姥瘫在床上已经三五年了，小安去的时候她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小安刚走进她的屋门，她就说：小安来了，我看不见你，我能听出声音来。
那一刻他突然觉得特别伤感，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你有很多的角色。如果躺在这个临死边界线上的人是他，那么他的父亲该是多么难过。
小安现在觉得，能够活着跟家里人一块儿，能给他们分享一些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日子都是值得的。这就是他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新的定义。
小安现在的月收入差不多是5000多块钱吧，跟别人合租，房租每月1100块，水电费每月一二百块钱。
治艾滋病的药是免费的，国家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真的非常好，两三个月体检一次，花几百块。一个月总体下来有不少剩余，能攒下工资的三分之一多点儿吧。
小安定期给姐姐转一两千块钱的红包，然后嘱咐她给爸买点吃的喝的，送过去。不要直接给他钱，给钱他自己也不舍得买。
一个人漂在异乡，特别想有个伴，可能最合适自己的，是找一个同样的艾滋病感染者，两个人在生活上作为病友联系沟通，反而更方便一些，不需要遮遮掩掩。小安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马上到年尾了，小安的年假快到期了，他一直想去云南大理旅游，疫情的影响一直断断续续，终究是没有成行。
听说大理的天特别蓝，云特别美，变幻莫测，他想坐在洱海的岸上发发呆，允许自己有片刻的臆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多么想做回一个普通人，结婚生子，陪在亲人身边……
2013年10月，虎子贷款创立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2015年成为山东省首家获政府支持、地市级民政部门批准直接登记的防艾类社会服务机构。
今年，虎子获得了2021年度贝利·马丁奖，他忍不住喜极而泣，这是对他8年防艾服务最大的褒奖。这个奖是国际公益基金为表彰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或医疗机构颁发的。
在这场和艾滋病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虎子和伙伴们无畏地冲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最前沿，一次次挽起孤立无援的艾滋病人，携手并肩，和艾滋病进行着“斗争”。
2013年，为了组建一个艾滋病检测和服务患者的公益组织，虎子在各大银行间奔走，想贷款租一个房子，银行的回答却很一致，“贷不了”。
“终于，我从黄岛的一家银行拿到3.4万元贷款，到第二年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其实这并不是贷款，而是一款保险产品。每月还两千元，要在两年内还款6.4万元。”这笔贷款需要亲人担保，虎子的父母都是农民，思想保守，听说他要干的事情，死活不同意，“当时我急得都哭了，就差给他们跪下了。”
办公室收拾好不久，虎子邀请疾控中心的领导来参观，简陋的布置，显然让对方很是惊讶：这处房子很旧，里面只剩一台大屁股电视，还是房东不想要的“破烂”。
40多岁的晓颖，是中心的老员工之一。“10年防艾志愿者，8年半全职。”晓颖回忆起自己的经历：那时他还在一家餐饮公司做主管，旺季工资8000多元，淡季工资6000多元。
“2011年就认识了虎子，后来就跟他来做公益组织了。来了以后，工资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晓颖做出辞职的决定很干脆，他的记忆里没有纠结，当时就觉得这事“我愿意做，值得做”。
晓颖家也是农村的，用钱的地方多，做防艾志愿者的同时，他要兼职打3份工以维持生计：凌晨3点半到早餐店上班，忙到8点，然后到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下午5点到10点，在大商超里兼职理货员，干4个小时后再去酒吧卖酒，一直干到凌晨两三点钟。
“2018年的冬天下小雪，从酒吧赶往早餐店的路上，拐弯处有积雪，我直接摔了一跤，当时就坐在地上开始哇哇大哭。”那一刻，异乡奔波的艰辛和心酸一股脑涌上心头。
“不过换回了不少艾滋感染者的信任，甚至是生命，我觉得很值。”中心初创的时候，微信还不常用，逢年过节虎子和晓颖会收到很多短信，陌生的号码，都是曾经受到帮助和鼓励过的艾滋病感染者发来的祝福。
对虎子和伙伴们来说，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他们就是艾滋病感染者倾诉的“树洞”，24小时“在线”。
虎子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人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当虎子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不到5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虎子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很善良，对艾滋病一点也不了解的他害怕会伤害别人，所以不愿回宿舍，要跟我挤在一起。”或许在朋友的认知中，虎子既然能检测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那时虎子也很穷，租住在一个20平方米的小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两人就挤在一个被窝，倚偎着取暖。“我们整整挤着睡了三个月。”
每天都和艾滋感染者接触，虎子会耐心倾听他们的经历，为他们联系医院就诊，帮他们保护好隐私。“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各种各样的普通人。
特别在发现自己‘中标’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几乎都是：我还能活多久？我还要照顾我爸妈，不能走在他们前面。”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母亲打工拉扯他长大。他连着复读了两年，第三次高考，感觉再一次发挥失常，心情压抑到极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晚上，被一个网友邀请去“放松心情”。几天后，男孩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腹泻等症状，他从网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虎子的手机号。
“我给他使用了两种试纸快检，特别希望这个孩子不会‘中标’。但当两个试纸的第二条线都出现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哆嗦，舌头开始打结。”
那天，虎子陪这个刚满18岁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绪在虎子的宽慰下慢慢平复，“他答应我，要好好服药治疗，给妈妈养老送终”。
就在拿到确诊HIV阳性报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国内某985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几年，我从不主动联系他，希望他能回归平静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给我拜年。他现在生活得很好，正在准备考研。”
2017年，晓颖曾经接待了一名大学生，检测结果阳性，“他直接从椅子上瘫到了地上”。晓颖把他从地上抱起来，抱到沙发上，“那时候他需要的可能就仅仅是一个拥抱，我不断地安慰他，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病毒感染了你……”
晓颖记得很清楚，整整45天，这名感染者每天晚上都找自己聊天，“那段时间他可能需要一个灯塔给他一个方向，后来等他走出来，就慢慢放开了我这棵救命稻草。”
2019年夏天，晓颖接待的一名公职人员检测出阳性，这名感染者顿时感觉“天塌了”，天天借酒消愁，经常摇摇晃晃走进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左手一个二锅头，右手一个二锅头，一口干掉一瓶，把酒精当饮料喝”，他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没有阳光了，生活没有希望了……
即便是在今天，艾滋也是一个敏感话题。采访中，不止一个人跟记者提到，太多人喜欢给艾滋病感染者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其实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就是普通人，只是因为缺乏自我保护的认识”。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ey Virus，简称HIV）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免疫功能，使人体发生多种不可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后导致被感染者死亡的一种传染病。
它对艾滋病感染者从生理到心理的震荡是空前的。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防治艾滋病日。每到这段时间，也成了防艾志愿者最忙的日子。
虎子坦言，他也没想到，自己能一直奔走在帮助艾滋病群体的路上，没回过头，“很多人在我这里都是首检，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检测，已经觉得很多了。谁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两千……”至今，虎子带领公益组织累计为超过两万人次进行了艾滋病检测。
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开始浮出生活的“水面”，从最开始的一年几十个新发阳性，到后来的一年近百个、近两百个，早发现早治疗，虎子的公益组织成了疾控部门有力的助手。
前不久，一个来检测的年轻人问虎子：“我的生活还有希望吗？”虎子一愣，于是把自己这8年多的人生，从迷茫到坚持，从贷款建立一个中心再到不间断地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服务，差不多讲了一遍，“当你迷茫的时候，你就只管低头赶路，也许在哪个路口你会找到一盏明灯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