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立万 伪悬疑的戏中戏,够“社会”的局中局

  从上映第三天的4000万到最新票房破4亿,《扬名立万》登上豆瓣实时热门书影音第一位,无疑是近期电影中的一匹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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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讲述了一个戏中戏的故事。一群带着“案底”的人聚在一栋豪宅里,只为了拍摄一部真实凶杀案改编的电影,而凶手就身处其中。闪电忽现,大门落锁,这些渴望“扬名立万”的人陷入了更深的谜团之中。

  民国、凶宅、密室、各有故事的人物......单拎出电影的关键词,很难不让人产生一种进入剧本杀的即视感。用剧本会来引导案情回溯确实也是《扬名立万》展开故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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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名立万》作为导演刘循子墨的电影处女作,事实上传递了难得的对于故事和观众的尊重。他以一个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视角,依托社会派推理的手法,讨论了更多超脱推理本身的社会话题。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一部披着推理外衣的假悬疑片,但正是因为它在剧本中展现出的独特视角,引导了更多人去关注影片之外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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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准确的说只是借用民国风的外壳,背景信息并不明确,可能还有着当下社会现实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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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开篇就将八个主角聚集在了一起,借“三老案”的剧本会讨论,人物的性情也初见端倪——一群失意之人。

  为了电影的卖座只抓“拳头”和“枕头”的烂片之王郑千里,即使凶案杀手就在面前,还能面不改色地讨论分红比例。红极一时又过气的默片演员关静年圆滑周到,放得下身段去讨好所有人,立身原则是明哲保身。

  胆小如鼠的好莱坞武戏替身陈小达、绯闻缠身的昔日名角苏梦蝶、表面蛮狠胆识却不够的商人陆子野,这群“乌合之众”里最正常的居然是因为说真话而处处碰壁的记者李家辉。

  正如影片前半段被压缩的空间与略显幽暗的画面,在娱乐之神的笼罩下,似好似坏的人物形象被蒙上了灰暗的底色。

  可随着故事的展开,观众得以看到这些人物的另一面。比如郑千里在某个剧本里不给李家辉署名,不是为了抄袭,而是为了保护被“封杀”的李家辉至少能够继续做编剧混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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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顾不暇的这群人于自身的悲剧中挣脱,不为扬名立万,只为了留下一个真相,这是电影中的高潮也是最打动人的一处。

  冰冷的现实和残酷的凶案之下,这样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正确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光明更加难能可贵,也为整个故事添加了温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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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刘循子墨在拍摄《扬名立万》之前,有过多部执导和参演网络喜剧的经验,或许这也是他展现出独特视角的原因之一。

  剧本会上,李家辉弯腰时意外发现“特邀专家”居然带着脚镣,数次想弄掉桌上的东西提醒大家,却一一被陈小达接住。

  陈小达自信的眼神与李家辉无奈又生气的表情碰撞出笑点,这一敏捷的表现也和后面陈小达吓到假晕形成对照——他的功夫其实没那么厉害,他也没那么勇敢。

  “我愿意执导。”郑千里下意识答应了拍摄下这段经历。但一被陆子野问到你抽的什么风,他又只是说“我不知道,我很害怕,我想收回。”有些好笑,却又万分真实。这话说出口,郑千里有点良心但又没有多大胆量的形象就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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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郑千里的故事里,苏梦蝶是最美女人的符号、是被掠夺的对象,是为故事添加话题度的工具,唯独不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在陆子野听到的传闻中,她脚踏两条船,嫁老公是为了攀高枝、贪钱财。

  可是故事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在最开始,苏梦蝶还忍耐着、胆怯着,只是跟老好人关静年说自己其实是被前夫勒索,现任丈夫虽然没钱却对她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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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何不是当下文化产业里女性角色的困境?聚光灯下,女性演艺人的情感生活往往是焦点——“年纪轻轻红那么快,都是戏外下功夫”,女性的生理性别成为判断其价值的唯一标准。

  听起来魔幻,故事里说的又何尝不是现实。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威胁女性拍摄性视频的“N号房”事件、被补课老师性侵至精神崩溃的房思琪,现实往往比电影更加残酷。

  影片中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细节是,在凶手齐乐山说出被侵犯的女孩的故事时,只有苏梦蝶一语道出了这个女孩遭受的偏见与不公,转向凶手的特写镜头里,齐乐山眼里的泪光无疑是对这一话语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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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理小说近年来在日本迅速发展,其中以松本清张、东野圭吾等作家为代表的“社会派”用更贴近读者生活的问题为切入口,穿插对于人性、社会问题等的思考,引起读者的共鸣。《扬名立万》显然也属于这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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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部电影中本格推理的篇幅其实并不算多,细节线索的安排除了推动剧情,更多的是为了引出深层次的犯罪原因,从而透过案件本身来探讨和反思社会现实问题。

  除了最终直观展示在观众面前深刻细腻的故事,社会派推理最大的魅力在于用推理的形式抽丝剥茧地揭露深刻而尖锐的社会问题。观众则在一层层剥落细节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于社会问题的认知。

  前期宣传中,《扬名立万》最大的标签无疑是首部“剧本杀”电影,但是电影中剧本杀真的是重点吗?从呈现的结果来看,它更注重的是故事之外的表达和不断抛出的社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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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开篇就是一场试映会,伴随着记者们讨论红包厚度的声音,得罪军阀而被“封杀”的记者李家辉出场。红包还没拿到手,他便满不在乎地往外走去,只听到身后的记者小声嘟囔:“装什么装!”

  一句话一个表情,直白地讽刺了某些剧作“刷评”的理所当然。不只是电影行业,整个文化产业的评价体系似乎都存在着默认的“明规则”。刷票、删评、公关声明,一套流程思路清晰、动作迅速,仿佛不完成这个环节,热度就不曾留痕。

  “我拍烂片养活了一群人,我就是烂片之王。”郑千里的话既是影院里的笑点,又抛出了影视行业长期被讨论的矛盾点。有的导演认为,没有刺激性的元素就无法吸引观众,不卖座的电影就吸引不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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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爆一时的喜剧、悬疑类电影《唐人街探案》的豆瓣评分从第一部的7.7分逐步降到了第三部的5.3分,续集中推理逻辑的崩坏、高度模式化的人物形象以及有色笑话的滥用无疑消耗着曾经的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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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名立万》揭露社会问题的方式非常大胆直接,甚至可以说是“质朴笨拙”。但正是这样平实而反结构式的表达,为观众深层次的解读留下了余地。

  “记忆就像火苗,一个人说出去,就会变成千万人的记忆”,号称来“灭火苗”的八处黑衣人其实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明白,直指“三老”背后还有需要遮掩的“腐败”问题。

  除了影片中表现出的这一点,观众解读出了更深的意味——三老走私军火给敌方,导致远征军惨败、夜莺父亲惨死,三老被杀或许是一场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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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感到好笑又讽刺的是,最终这群人还是把这个故事拍出来了,依然是烂片。好笑之余,也不免让人感到现实的荒诞。

  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了突出与衬托想表达的社会话题,《扬名立万》是否牺牲了一些故事逻辑的严谨性?同时,尽管体现了对于女性的关怀,但整个故事的本质依然是英雄救美的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