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口出生率再创新低。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披露，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
今年5月，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从人口总量上看，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是放缓的，但仍然保持了平稳增长。同时，普查数据也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宁吉喆认为，要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针对人口问题现状和面临的挑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表示，从人口变化的规律来说，应尽量延长人口红利的时间，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借鉴其他国家人口负增长所带来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避免走弯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统计年鉴2021》披露，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陆杰华：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自然灾害那几年，自然增长率最低的，降得比较厉害。过去我们都是正增长，多数年出生率基本都是两位数，现在8.52‰，但是死亡率还在上升呢，因为老年人口比例和规模在逐渐扩大。
陆杰华：现在数据还是“正”的，自然增长率是1.45‰，2021自然年度还没过去，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绝对数还没有公布，那就是一个相对数。2019年死亡人口是980多万，但因为人口老龄化，它这个数每年是上升的，去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今年要是低于1000万的话，那就有可能进入负增长。
陆杰华：对，快一些。之前是预估2027~2030年才进入负增长，现在如果今年不增长，明年没有回升的话，可能就这两年的事了。
陆杰华：至少今年没有作用，5月放开，目前还看不出成效来。通过放开三胎来解决人口问题比较难，因为三胎在整个出生人口里占的比重不是特别大，最重要的是一胎二胎，前面放开二胎政策后预期比之前要低，所以放开三胎。
陆杰华：假如今年死亡率超过出生率，那可能这个峰值就下去了，但是明年还能不能回来，还有待观察。比如，明年三孩要出生了，会不会抵消一些死亡率，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吧。
陆杰华：底部在收缩，顶部在增长，中间靠近顶部的中年劳动力部分也在老化。这个变化趋势决定了我们现在（人口）保持正增长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整个年龄结构在老化。
陆杰华：人口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基础和全局战略性的变量。人口是个慢变量，实际上会作为一个长周期影响几十年。对人口红利、养老金、养老照料等方面都会带来持续性的挑战。
陆杰华：是一个挑战。过去依靠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将来如果这种红利消失，需要依靠质量型。现在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在走向下行，劳动力人口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只是和十几二十年前相比，规模和比例下降了。一方面可以通过延迟退休，保证这个比例和规模，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提高人力资本，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
从人口变化的规律来说，尽可能延缓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尽量延长人口红利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借鉴其他国家人口负增长所带来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避免走弯路，使我们即使负增长也可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陆杰华：发展规律上是全面放开更好一些，如果全面放开效果还是不行，那至少下降的趋势能减缓，然后再用其他措施来应对生育率过低或者负增长的变化。现在逐步放开可能是考虑到中国人口这么多，可能担心潜在问题，所以也是一个逐步优化生育政策的过程，但是如果未来真的面临负增长，那肯定还是要做进一步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生育惯性规律以外，人为因素现在被谈论的最多的就是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你对此怎么看？
陆杰华：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一个必然结果。过去生育率下降靠政策，现在政策范围内他不生，这就是一个经济、文化作用的问题，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让生育率有所回升，现在生育、养育成本都比较高，要降下来，才能改变情况。
自2017年起，我国出生人口“四连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更是敲响了老龄化和低生育率警钟。
安徽省最新公布的数据：2017年~2021年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出生率呈快速下降趋势。其实不只是安徽，多地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人口形势。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严峻？我国又该如何应对？《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近日对携程集团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进行了专访。
作为国内最早开始研究人口经济问题的专家，梁建章告诉记者，鼓励生育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也包括要降低不婚和晚婚的影响，帮助大龄女性延长生育窗口期，允许单身女性冻卵，并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
梁建章还建议，国家可以考虑用相当于GDP2%~10%的财力来鼓励生育，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人口来计算，每个小孩可以给予最高约100万元的奖励，但这并不是说直接给予100万元现金，而可以是部分现金，或以减税、购房补贴等方式来实现。
在教育减负方面，梁建章建议初中和高中合并，把学校的班级分成快班和慢班，“快学生”4年毕业，“慢学生”5~6年毕业。小学也可以适当缩短到5年，大学本科可以按照学生的速度维持在3~4年之间。
NBD：2017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出现“四连降”，最新的统计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仅有1.3，您认为原因是什么？目前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是什么？
放眼全球，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提升，很多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导致各国的结婚率基本上都在逐年降低，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假设女性不婚的比例达到30%，而且不婚女性都不生孩子，那么即使另外70%的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这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4。
有调查显示，当前在北欧国家，大约有40%~60%的孩子来自婚姻以外。这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对非婚生育比较宽容，而政府又提供了丰厚的养育福利，这就让很多单身女性愿意且有能力独立生育和抚养小孩。
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发生冲突。一个年轻女性通常要23岁左右才完成本科学业，如果要修硕士学位则要到26岁前后，有些科研岗位往往还需要攻读博士学位，所以在30岁前，这部分女性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寻找合适的终身伴侣。
2018年的调查显示我国适龄单身女性群体就已超过8000多万，据预测现在恐已接近1亿。在这些单身女性中，虽然很多人不愿意“将就着”结婚，但其中渴望当母亲的人大有人在。但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一般是在35岁之前。如果一名女性到35岁还未找到合适对象，在没有技术帮助的情况下，她们就很可能会失去养育小孩的机会。
冻卵和其他相关辅助生育技术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帮助这部分职业女性延长其生育的窗口期，帮助她们完成当母亲的愿望。虽然这些措施目前存在争议，但鼓励生育是个世界难题，应该考虑尝试各种创新的办法。
我们国家具有强大的政策执行力，也有能力去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假如等到中国经济未来被老龄化拖累，那时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过去了。
生育友好就是对女性友好。很多欧美国家允许女性选择通过这样一些辅助生育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育寿命，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相对滞后。
辅助生育不应该说是女性生育的福利，而应是女性生育的权利。我们也应该尊重女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冻卵等其他辅助生育技术增加生育机会的权利，当然，法律上需要对此进行调整和规范。
梁建章：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辅助生育为单身女性带来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延长生育窗口期。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女性独立性进一步提高，进而引起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
但事实上，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地位并不矛盾，北欧国家能够实现女性地位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我们必须提供各种福利以帮助女性和家庭来抚养子女，还要及时调整男女分工和择偶等传统观念，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和养育孩子。在现代，一个对生育友好的社会也必须是一个对女性友好的社会。
NBD：2021年9月，全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 二次开庭审理，法院未当庭宣判，但舆论仍广泛关注，认为此案是具有重大影响性的诉讼，可能促进相关法律得以完善。此前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请问您如何看？
梁建章：从目前的环境来看，推行女性辅助生育的难点主要在于社会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如何去看待辅助生育这件事。
其实，有很多女性在接受辅助生育后都会选择独自抚养子女，我并不提倡在中国出现更多的单亲家庭和非婚生育，包括从子女教育的角度来说，同时获得来自父亲和母亲的照顾肯定是更理想的模式。
但我们又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在出现更多的单亲家庭。面对现状，我们需要在政策和观念上都消除对单亲家庭的歧视，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也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因此，我建议在法律和法规上去除对单亲家庭的歧视，充分保障单亲家庭的合法权益，避免他们在户籍登记、入学申报等方面遭遇到额外的困难。
实际上，在法国和北欧国家有大量的小孩是非婚生育，这些小孩并不都是人们想象中的意外生育，很多妈妈都是高收入和受高等教育的妇女，她们在对社会保障有所预期的前提下，会主动选择建立这样的单亲家庭。
那么在中国，如果一位职场女性做出类似的选择，她和子女的权益也应当受到与其他家庭相同的保障，而不是让单亲妈妈成为一个会遭遇到歧视性对待的名词。
梁建章：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较一致的是，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太高了。
中国有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比如，根据泽平宏观Numbeo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接近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其次，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很高的。升学压力大，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也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与收入相比明显偏高。
NBD：自从三孩政策推出以来，有许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一线城市生三孩，每人每月可考虑奖励3000~5000元的现金。您也曾建议，生育一个小孩可以给予100万元的奖励。您是如何看待生育奖励措施的？
梁建章：鼓励生育是一项综合工程，包括很多社会政策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复杂的教育和房地产政策改革等等。这些政策改革的推出和落实需要时间，短期见效比较快的措施，是给出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来直接补贴多孩家庭。
世界上也有鼓励生育成功的例子，例如北欧国家，他们在家庭和育儿方面有比较好的福利政策。因为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太低了，在现有养育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鼓励生育必须采取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的财政支持力度，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其他国家对家庭的补贴可能占3%~4%的GDP就够了，中国和韩国这样的低生育率国家，需要把GDP的10%用于家庭补贴，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低水平。
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这并不是说直接给予100万元现金奖励，它的形式可以是部分现金，另外通过减税、购房补贴等来实现。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没有这么大的财力来鼓励生育。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资源来鼓励生育的，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都高，至少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为未来投资的。
那么高的投资率投到哪里去了呢？主要是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厂房等方面，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
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中拿出一部分来鼓励生育。长期来看，对孩子补贴的本质，是对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相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该政策的宏观目标，是提升生育率至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促进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造福全体国民。
鼓励生育的微观措施，应是切实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
归根结底，鼓励生育就是要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应该是对家庭自主权利的强制干预。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我国生育政策出现巨大的转变，实行了40多年的限制生育政策，终于正式转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个逆转意义非同寻常，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NBD：在鼓励生育三孩方面，您提出在高房价地区采取一定的折扣措施，比如一孩家庭房价九折，二孩家庭七折，三孩进一步给出更低的折扣，同时增加当地的建设用地指标。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梁建章：相对于教育来说，购房优惠比较容易快速见效。中国大城市的房子贵很大程度上是地价比较高造成的，而地价贵主要还是缘于供需矛盾。我们要做的是让供地指标跟着人口流动，房价高的人口流入地区要加大土地供应，而房价低的人口流出地区就要减少土地供应。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因为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就会在小城市或县城买一套甚至多套房，但这些房子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长期无人居住。基于这一考虑，我认为有必要把加大住宅供地和鼓励生育的政策结合起来，让土地供应跟着未来的生育情况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