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次你摔得很惨，掉了两颗大门牙，满嘴是血，喝的就是白兰地。我们给你送回家去，被你爸骂了个半死。”我提起一点旧事。
他在县城做烟花生意，是个灰色地带，既合法又不合法。有时会被警察查，有时会遇到他人敲诈，他的处理办法一以贯之——来硬的。
有一次，两名警察来到仓库，要查扣他的货，正要往外搬，文雏大喊一声，让弟弟把铁门锁上，然后兄弟俩一人操了一根钢管。“孙子，我们今天一起死在这里。”
派出所的人说他仓库里有大型烟花，这种危险品种是禁止销售的。他认为对方是选择性执法，让我这个记者赶快去报道报道，而我跟他隔着几百公里路。
这是记者的一大烦恼，所有人都以为你无所不能，亲戚或朋友总会找上门来，让办一些不能办或者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无论怎样解释，最后可能都会落下埋怨。
我确实无能为力，过了两个小时还是硬着头皮打了个电话给他，问问情况。他情绪很高涨，说问题解决了，正在喝酒。
后来我知道，他是打电话叫了几十个“兄弟”，围困了警车，最后货没扣成。完事以后，他就请这些人去大排档大吃大喝了一顿。
放在今天，他早就进了“班房”，不说是黑恶势力，至少妨碍执法也是罪名难逃。然而当时县城的生态，似乎都默认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他还负责为厂里送货，孤身一人开着货车去外省，经常也会遇到纠纷，那个时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必须狠。
有一次走在一条狭窄的路上，会车的时候只能一方避让到路边，让另一方先通过。他原本打算避让，但对方没有一点避让的意思的态度让他很不爽，马上改变了主意，把车熄了火，躺到后排去睡了一觉。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和文雏、右民、眼镜仔、盛林，开着三辆摩托车，去山村的小群家玩，喝的就是白兰地。
坐在后座上的小群是我们初中的班长，一个长得不难看的女孩。初中时期，情窦初开，她和右民还传过“绯闻”。
那时风气未如今日开放，所谓男女朋友，大多连单独待在一起都不敢。胆子大、敢牵手的，都是不怕被学校开除的顽劣之辈。所以我知道右民什么也没做，问他究竟有没有谈恋爱，他也只是笑一笑。
初中班主任是大学本科毕业，虽然不是名牌大学，但在这所老师普遍是师专毕业的初中，已经是鹤立鸡群。
“接货”的小伙子走后不久，右民打电话来说，可以去唱歌了。他在下午定了KTV的包间，因为过年要和亲戚喝酒，时间定得很晚。
县城的KTV价格不比大城市便宜，过年时节更贵，小小一间包房，最低消费就是1000多元，有一个女孩负责点歌和陪酒。进去之后我又吃一惊，陪酒的“小妹”，竟然是小群。
小群还带着孩子，一个3岁的小男孩。已经将近凌晨，孩子还很活跃，跟着妈妈在KTV上班，显然也不是第一次。后来实在困了，他就躺在沙发上睡去，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撕心裂肺的歌声似乎对他毫无影响。
小群喝了很多酒，后来哭成泪人。她几年前嫁人，家境还不错，在县城买了房子，但她说，丈夫是个混蛋，她一个人赚钱养家养孩子。
我听了感觉怪怪的，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幸好这时，她躺进了右民的怀里，坐实了初中时的“绯闻”，解脱了我的窘迫。
大年初一晚上，两个大男人，凌晨一两点钟把别人的老婆孩子背回家……我和右民一路上默默无言，都在为进门之后的场景进行心理建设。
进了客厅，发现房子很新，装潢高端，皮沙发很大。我们把小群和孩子放在沙发上，两个人站在那里面面相觑，眼睛都忍不住瞄向房间的门。
初中同学里，我和右民的关系最好，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上大学时，放假回家，头一个晚上右民一定会来，每次都是两个人坐在窗台上谈往事，一直说到天亮。
对远利，我印象很深。“远利这小子，从来没有好好上过一堂课。他最擅长的就是抓黄骨鱼，在河水里徒手就能抓到，有一次他摊开两个手掌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小洞，全是让黄骨鱼给扎的。”
我说，我喜欢鱼，初一的时候我家住在菜市场旁边，周末就经常一大早去看各种各样的鱼，有时就会见到远利，他用自行车载着一个塑料盆，盆里全是野生黄骨鱼，大大小小，个头很不一样。野生的黄骨鱼很贵，几十块钱一斤，他一个月赚不少钱。
右民说，那时候就数他有钱，但是太抠门，两毛钱一包的瓜子也不肯买给我们。上课时是个混蛋，经常挨班主任的骂，拎到后面去罚站。
何止罚站。那时候，对不听话的学生，老师动手就打的情况多的是。远利是最常挨打的一个，连班主任这样的斯文人都忍不了，有时让他站起来，上去就是一拳头。
有一次又在课堂上惹事，班主任打他，他居然还手。班主任说，我们出去操场吧，别在这里影响同学，远利说可以。
这人实在是太有趣，每次说到他，我们俩都会笑很久。我收住笑声问：“你跟他同村，他现在做什么？”
我们那个时代成长的孩子，个把人走上犯罪道路最后被枪毙，也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事情。父母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做人，所举的例子就是某个认识的年轻人被枪毙，“白费家里大米”。
1997年初中毕业，没有继续上学的同学，就都进入社会，进入江湖，江湖斗殴，乃是常事。同班的致凌，初中毕业几年后就因为拿斧子砍人，被判了刑。远利只是放大版，似也平常。
接到他的电话实在惊喜，我马上约他出来吃饭。他就在离我住的地方仅一公里的一间汽车配件店工作，此后可以经常见面。
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为什么来”的问题，从家乡来城市打工，再正常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参与集体斗殴，“出了人命”跑出来的。
同村人在县城开的一间店铺，被人找茬，对方扬言下午带人来砸了他的店。于是包括右民在内的一帮男人就被叫了过去，备好武器，开门迎客。一场混战，对方死了一个人。
右民也记不清楚，反正出事之后大家都跑了。后来双方主犯都到案了，过了几年案子都结了，右民没什么事，他又回县城去了。
我和四眼仔都上了高中，我上的是市重点，四眼仔上了县重点。二华也上了县重点，和四眼仔是隔壁班。
二华其实长得挺好看，但是全身都浸透着一种疲软的感觉，而且总是不自然地晃动，就像是一块捏在手上的油腻腻的破抹布。
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家很不幸，三个孩子在县城读初中，父母在深圳谋生，读着初中的时候，母亲在一起凶杀案里死亡。
2010年，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让我出来见见老同学，并说出了他的姓。我猜就是二华。这个朋友也是同一年上的县重点高中，他们是同班同学。
来到约定的酒吧，才知道不是二华，是他哥哥大华。他们姐弟三个都是同一年级，大华在隔壁班，严格说不算同学，只是校友，但也算相识。
大华结了婚，不幸的是婚后不久老婆就得了癌症，“也快死了”。他自己工作也不稳定，收入不高，生活非常艰难。
初中同学里，后来有所接触的、能打听的就那么些人，占全班的比例很小，听到的却大部分是坏消息。其它的人活得怎样，茫然无知，其中肯定也还有不少悲伤的故事。
我很庆幸父母生给我一个好用的脑袋，让我能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里逃脱。在我们那样一个当时的贫困县，考上最好的大学是件大事，因此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见到初中、小学的同学，他们看我的眼神、对我的态度，都区别于日常。
大概是2003年寒假期间，我回到家里，白天就在母亲的服装店里帮忙。开了几十年的“服装行”，聚集着几百家门店，快过年的时候，人流密集，接踵摩肩。
小光和小富来到了服装店，见到我，都显得非常客气。他们是我小学的同学，就住在邻村，小学的时候一起上学，一起长大。我们坐在小板凳上聊了一会，虽然时间久远，但还是感觉亲切。
母亲在这里做了多年生意，她说的这个术语我懂。过年前人流量大，小偷多，有时母亲跟客人谈好了价钱，客人正要付款，却发现钱不见了，掏荷包的，是服装行店主最讨厌的人。有时候，他们连店主也偷，母亲的口袋就曾被剪烂，丢了几百元，后来找到派出所的亲戚，描述了一下外貌，很快把钱拿了回来。
“小光还有个妹妹，叫小丽，也跟我们一起上学，她现在做什么？”为了打破沉默，我问起了一个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