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全世界的出版圈都在感叹：今年非洲文学杀疯了。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后，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收获布克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穆德·姆布加尔·萨尔收获龚古尔文学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小说编辑托比·利希蒂希（Toby Lichtig）在2021年布克奖宣布后第一时间采访了加尔古特，请他谈谈获奖小说《诺言》（The Promise）的写作背景。《上海书评》获授权翻译该访谈以飨中文读者。
加尔古特：媒体已经炒疯了，我还在消化中。今天才是拿奖第二天，也许你过段日子来问我我可以答得更具体。不过各种迹象表明，的确很不一样。
那我们直接进入小说吧，《诺言》跟随了斯沃特（Swart）一家三十年的历史，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行将就木的八十年代一直写到近年，这个家庭是怎样的呢？
加尔古特：这肯定不是个井井有条的好人家，很多评论者觉得我在写自己的南非家庭（译注：Afrikaan，南非白人，旧称“布尔人”，说为方便各种族人与荷兰人沟通而创的“南非语”，旧称“布尔语”），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做的是各种混合。《诺言》里的母亲瑞秋是犹太人，更倾向说英文，不过她嫁了个南非白人玛尼·斯沃特，所以他俩的孩子们都说双语（英语和南非语），也混着不同的信仰。这在南非是很典型的现象，尤其是南非白人家庭。我不知道英国读者会怎么看，但南非肯定不是方方正正铁板一块，有很多混血和混文化，我的小说想反映的就是这种“杂”。
加尔古特：这里有一点本人家庭的影子。我母亲出身基督教徒，在嫁给我父亲后改信了犹太教，为了教育孩子，她觉得一家人共有一种信仰比较好。我父亲从不严格践行教义，我母亲也没有坚持到底，我两岁时入了犹太教，但从来没接受过正规希伯来语的宗教训练。大家就得过且过。
加尔古特：我给你们写的那篇书评把很多人吓到了，我父母离婚后，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南非白人（那年我九岁），他经常揍我们，暴力是我成长经历中最扎心的部分。我们在家必须说南非语，如果不说就会吃一顿老拳。《诺言》里的一家之主玛尼没有那么暴力，但是我希望能写出那个时代弥漫在空气中的暴力氛围，即使没有拳头落在身上。玛尼这个人物有我继父的影子，可以说是他的“暴力缩水版”，在信仰上也远比我继父虔诚多了。
加尔古特：那个年代南非的年轻人都要义务服兵役两年，这意味着许多人被迫去北方边境（现在的纳米比亚）参与种族战争。而在南非国内，种族隔离政府对黑人城镇的社会动荡处置严厉。安东属于后一种情况，他在黑人区想也没想就射死了一个女人，负罪感跟随了他一生。我本人在空军服役了两年，很幸运没有经历这种境况。但我有朋友经历过，一个没有心理准备的年轻人突然被扔到极端对抗的环境里，你不杀人就可能被杀。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奇怪的是，南非社会很少讨论这些。这是南非历史中未经消化的部分。相比之下，我每每惊讶于美国人对越战的痴迷，那场战争对美国人心态方方面面的影响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南非社会总体而言对暴力及其导致的伤痛避而不谈，只有些零星的纪录片和电影，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如果讳疾忌医不好好处理这些隐痛，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暴力。
加尔古特：我写这小说也在努力尝试描摹南非社会中女性的处境。传统女性的角色相当令人不安，整体环境是极度父权制的，外加种族隔离的等级意识。在这种社会中，女性只能操持家务，不停生孩子，无法为自己做主。明显的例子是阿斯特丽德，她整天操心的是自己的外貌，担心自己的安全，对政治和周边社会的境况毫不在意。小妹阿莫尔则更为神秘莫测，如果说这小说有个道德中心，就是她。故事的核心是一个未兑现的诺言，阿莫尔是全家唯一一个上心的人，在故事发展的三四十年中，只有她时不时提醒大家为何还不兑现诺言。从这个角度说，她是道德指路牌。但我也很警惕，不要把她写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女英雄，让小说掉进好人坏人的窠臼。她有道德感，但并没有迫使别人兑现承诺，她的整体形象是比较神秘的、模糊的。如果是传统小说，英雄主人公肯定要一诺千金为人表率，这不是我要写的。阿莫尔小时候被闪电劈过，亲戚都觉得她有哪里不对。也许她是有哪里不对吧。
加尔古特：但看法在小说里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化，小说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大概跨度是十年左右，先是少女阿莫尔，然后是女大十八变，出落成美女的她威胁到了整日关注容貌的姐姐；接下来美貌衰退，她成了普通的中年妇女，少了威胁感后，她成为人们愿意倾诉的对象。
我想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声音，不光是选择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书写，还有你选择用过去式还是现在式、人物的语调和语气，我都得仔细去琢磨。我认识一些作家天生就知道该用哪种语调去写，但我会花上点时间。《诺言》是以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开始的，因为这本书有许多人物，打破了我之前小说聚焦于一个中心人物的模式，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找到正确的语调或人物切换间的语言变化。当中我停了八个月的时间，去做电影剧本，剧本完工的那一天我回到小说稿，人物对话就像电影一样出现了。电影对话跟小说很不一样，因为你得考虑在镜头里如何呈现。于是我开始做实验，在不同人物间剪切，先是对小说的主题——也就是时间以及时间的流逝，在时光面前，没有一个人物比另一个更重要，你、我、首相、马路上的狗可以身处同一个瞬间；其次我可以把许多不同的声音同时呈现，这与南非的气质很契合，南非的声音是一种不和谐的大合唱，根本不可能只用一种声音来呈现这个国家。
您曾经说过，小说的叙述者就像一个附加的人物，他会突然对读者说话，这很有趣。他是怎么样的人？积极的、愤怒的、听天由命的还是？
加尔古特：如果是传统小说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也会有一个讲述者，但一般来说作者会尽量淡化这个讲述者的存在感，不会很突兀，读者看故事也好似透过一层磨砂玻璃。但如果像我这样跳来跳去，就需要叙述者带着读者在人物间切换，所以叙述者就很难做到没有存在感。这里也牵涉到小说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比如电影、戏剧会通过画外音、旁白之类的方式去提示观众——“我们现在要开始讲故事了”，而小说一般会避免这样。我这次索性在小说里也这样写了，直截了当告诉读者你们在听故事。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叙述者未必是同一个人，所以ta的语调时而同情，时而嘲讽，时而跳出小说指着读者数落一番，ta甚至不必是人类——有时候ta会站在异类的立场上去评判人类行为。读者可能会好奇这个叙述者是哪儿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其实ta只是在提醒你读到的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被故意放在了一边，就是女佣萨洛梅，她既是小说的题眼（主人家的承诺是给她一间房子），又几乎看不见，我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巧妙，但也招来了一些批评，比如亚当·马斯-琼斯在《伦敦书评》上说“萨洛梅的单薄存在”。对此您怎么回应？
加尔古特：根本上说这与南非社会有关。我当然可以像写白人一样写黑人的心理，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但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把不正常的东西正常化了，好像黑人和白人在社会里有平等的立身之地似的。如果我像写别的人物一样写萨洛梅的内心，她就仅仅作为一个人物而存在，但其实她比其他人更重要。我的逻辑是，通过写她身边的人怎么看待她，读者能明白南非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在南非，白人不会把黑人当成完整的人，虽说种族隔离已经结束快三十年了，但社会和人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萨洛梅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黑人，一文不名，完全没有发声的可能，新南非的问题正在于没有为这些人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从文学角度说，作者会尽量赋予每个人物鲜活的感性，但我要让读者注意到萨洛梅的缺席，意识到她没有自己的声音。如果读者注意到叙述者到处跳来跳去，他们也会注意到为什么叙述者从来不去萨洛梅那儿，为什么会有一块空白。
我也考虑过一种写法，让萨洛梅在小说结尾一吐为快，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让叙述者直指读者：如果你对她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你并不想知道，也根本不关心。
加尔古特：种族隔离制本身与加尔文主义有很深的联系，我在小说中也有所指涉。现在的南非，特别是我居住的开普敦，离谱的新纪元主义很泛滥。出于务实的考量，我在小说里用了四个葬礼作为讲述的工具。自我重复是很无聊的，如果四个葬礼都是一个宗教，恐怕我和读者都受不了，所以我用了不同的宗教。最后一个葬礼就是新纪元主义的，我忍不住找了点乐子。
您在小说的题词里说希望人们能更严肃地看待非洲文学。最近几个月真是非洲文学大丰收，您得了布克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穆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法籍塞内加尔裔作家大卫·狄奥普（David Diop）得了国际布克奖，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得了诺贝尔奖，您推荐哪位当代非洲作家给读者？
加尔古特：挖坑的问题，我得小心呐。你提到的这些名字我都很推荐，我也得承认自己对非洲文学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根本问题在于非洲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太少了，南非大概已经是最好的了，除了尼日利亚外，很少有非洲国家能给作家提供像样的展示舞台，书店也很少。所以非洲作家大部分依赖欧洲提供平台，这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因为基本上你是被输出包装之后再卖回本土。我希望近期的国际关注不仅能带来更多的西方读者，也能带来更多的非洲本地读者，推动本土政府对文学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