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应用核物理、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专家，跨界科学家，曾和邓稼先于敏王淦昌等“两弹一星元勋”共事数十载，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又是国家863计划强激光技术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新型强激光技术的开拓者，将中国强激光技术带入世界先进行列。也是中国气候变化、能源战略和可持续性发展领域的重要智囊之一。
1993年，他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此后，杜祥琬还出任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副主任等职务。
“这广袤无垠的戈壁荒漠，为一批批为国奋斗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几代人，隐姓埋名，历尽艰辛，在曲折磨砺中成熟，却也享受着一次次成功给予的无可比拟的激动和兴奋。为民族的兴盛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成一点有用的事。这种精神享受是无可替代的。”
2007年，杜祥琬写了一篇题为《享受辽阔》的散文，回顾自己当年的科研经历，在文中，他写下了上面这些话。
杜祥琬参与氢弹科研，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1964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他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基于“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最高战略指导思想，杜祥琬与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著名的“两弹一星”功勋一道，开启了中国首个氢弹实验的研究。
杜祥琬的独子、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在文章中曾对幼年生活有过回忆，当时他们住在保密大院里，办公区戒备森严，门口哨兵荷枪实弹。如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于敏等大科学家，都是前后院的邻居，他亲眼见识过他们买菜打酱油的生活日常。
“大院是父亲工作的地方。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具体做什么，但有一种本能的敬畏，知道他做的是很神圣的事情。”
亲眼见过活生生的人，亲身经历过的具体可触摸的生活，对于牺牲、奉献、国家利益、人生价值这些崇高远大的词，毛大庆自言，他比其他人更易于理解。
当岁月流逝，为两弹一星精神曾经奔走科普的杜祥琬，却也会疑惑自问：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已经落伍了，当年的故事对孩子们还有用吗？他们真感兴趣吗？
有一次，在杜祥琬讲完过去老故事的时候，有学生向他提问：您讲的这些都很崇高，可是我们是普通的学生，我们离崇高太远了。
“我说那我们把‘走向崇高’换四个字，叫‘品行端正’，这四个字离你们不远吧？他说不远。我说你就先从品行端正做起，以后在工作当中积累自己的贡献，争取走向崇高。这样可以吗？他说这个可以接受。”
杜祥琬了解现在的社会形势，知道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价值观也很多元，但他对网易科技《科学大师》的记者说，他坚信一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有希望的话，一代人里头必须有一些人选择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进步去献身，如果都是想着自己的蝇头小利，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杜祥琬的站位和视野，与他的出身、阅历不无关系。他成长在河南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杜孟模，解放前是北京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既使解放后以知识界代表的身份担任了河南省政府的副省长，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透露过自己的党员身份，直到文革后平反昭雪，家人才得知。
1938年出生的杜祥琬，经历了建国前最灾难的动荡岁月，八年抗战，兵荒马乱，他跟着父母一道逃难到陕西，国弱民贫的景象，看在眼里。日后成年了，学识积累越来越多，事理也越来越通，“就明白国家一定要改变这个状态，所以后来搞国防为什么有动力呢？也就是因为了解国家过去受过的灾难、屈辱。我要把她建设好，这个观念还是很强的。”
通过科研实践摸索，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一道发展出中国自有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上世纪80年代梳理成书，这是中国在该科研领域的一项自主知识产权理论成果。
氢弹研制的成功，代表了当年一个国家在硬实力上实现了世界级竞争力的跃升，一代科学家贡献青春改变国家的命运，但从内心来讲，杜祥琬更赞同无核化世界的终极发展目标。
在一个公开场合上，有小朋友好奇地问杜祥琬，还有没有可能造出更厉害的氢弹？杜祥琬回答：现在的氢弹不是需要更厉害的，而是需要更理智的人类把它禁止掉，永远不要使用。
杜祥琬对《科学大师》说，当年进行氢弹科研，出发点就“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不用”，“实际上我们从第一次试爆成功，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就说得非常明确，要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核武器，这是我们的宗旨，并且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两句话是非常经典的。”
55年的科研生涯，杜祥琬不光只是参与了氢弹的科研，由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此后他还跨界到激光技术科研和能源、气候战略领域。81岁的他，至今还担任着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副主任职务。
核、激光、能源和气候变化——不管怎么转换岗位和领域，用杜祥琬的话说，基本上没有离开物理学的范畴。
“我体会到学好物理学对人是很有帮助的，它是一个对各个部门、各个行当都有帮助的学科，有一定的普适性。”
杜祥琬：当然，氢弹已经足够厉害了。几百万吨TNT当量，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炸药，一吨炸药在这屋子里（指当时专访的房间）可以堆一大堆了，这是一吨TNT当量，一万吨，那就是一万个这样的房子。当时，美国的当量是两万吨，那就把日本广岛炸成那样了。一个氢弹是几百万吨，所以需要的不是要更大的威力了，而是能不能用它？它已经足够破坏人类自己、破坏这个地球了。
杜祥琬：从国际形势发展来看，原来一开始大家研究核弹，并不是要不用它，它是在二次大战的背景下诞生的东西，也可以说对日本的投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中国后来不得不也发展核武器的原因，的确不是为了用它，而是为了不用。实际上我们从第一次成功，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就说得非常的明确，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这是我们的宗旨，并且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两句话是非常经典的。
全面禁止、彻底销毁，这个无核武世界的思想，我就说知识产权其实是中国的，奥巴马后来上台，提了一个“无核世界”的主张，为此还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我说这简直是大玩笑，这是中国人先提出来的。
可惜人类的觉悟和理智，还没到这个地步，一些大国不愿意放弃核武器，还在不断的有国家想拥有核武器。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挑战。
杜祥琬：这个觉悟，跟人类的文明水平有关。如果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思想建立起来了，大同世界建立起来了，要核武器干什么？大家应该都把它销毁了。但是现在这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肯放弃。互相不肯放弃，所以现在是个问题。
对一些国家来讲，实际上拥有数量已经是太多了。现在已经成包袱了，其实用不了那么多，因为现有的量已经可以毁灭地球好几倍了。而拥有太多的核武器，要保护和维护这些东西，要库存，要花代价的。他们也希望少一点，少花点代价。
杜祥琬：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应该说新中国成立没几年，百废待兴，国家经济、科技、工业都相当的落后。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不止一次的遭受到核威胁、核讹诈，你没有核，别人就拿核来威胁你。
再一个背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屈辱、灾难，从八国联军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被叫做“东亚病夫”，中国人如果要争自己民族的未来，那必须让国家强大起来。虽然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腰杆没硬起来，所以要为这个目标，掌握两弹，去奋斗。
为什么这些人，比如说邓稼先从美国一回来，领导就跟他谈到，让他做这件事，他毫不犹豫。当然是隐姓埋名了。王淦昌，从莫斯科调回来，让他做核武器，他也隐姓埋名开始做。为什么这些人都毫不动摇、毫不犹豫？因为这件事情对中国的重要性，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中国科技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是中国国防力量的一种标志，它是中国国家地位的一个标志。这点太清楚了。不管多困难，要把它拿下来。
杜祥琬：现在的年轻人智力一点不差，但是那个时候，这一溜儿科学家，这个民族要振兴，中华民族不能老这么衰败下去，拿这个当成自己的责任，当成自己一生的价值和奋斗目标，这个思想在他们身上很一致。我们跟他们干活，也很容易接受这个思想。所以这个思想很统一。而这个东西本身有多难，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没有掌握之前，你不知道它有多难，也不知道有几年能够突破。就下决心要把它弄出来。但是有一点，因为当时、氢弹在国际上已经被人掌握了，像美国、苏联都有了。它的存在已经被证明了，大家心里觉得这个应该能掌握。中国是自己自力更生的，自主创造的和氢弹，而没有借助于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技术、他们的工业，完全是自己创造的，自己摸索出来的。
杜祥琬：危险是有的，但是它也是有章法的，大家要避免危险，邓稼先为什么最后出了问题呢？那就是实验也会有失败的时候，这个是始所未料的，包括投弹的飞行员（也很危险），因为做空爆试验，空中爆炸都要飞行员开着飞机上去，到一定的高度，把弹舱打开投下来。投下来到一定的高度，它开降落伞，让它慢慢下降，下降到一定的高度爆炸，这个高度是有仪器控制的。为什么要定这个东西呢？让飞机跑远一点，跑到安全距离之外，但是这也不是没有风险的。
比如有一次（试验），弹舱打不开，那时候朱光亚（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在现场指挥，飞行员报告弹舱打不开。朱光亚是个平常说话非常谨慎、思考半天才说一句话的人，但是这个时候立刻命令：再投一次。飞行员又飞了一圈，飞到这个位置再投一次，说还是打不开，并且报告说，再飞一圈飞机上的油不够了。那你说怎么办？立刻决定：让飞行员带弹着陆。然后立刻命令全场人员撤退，他和空军指挥员在塔上等这个飞行员回来。但是飞机肚子上带着一个氢弹着陆，没有人做过这个事儿，万一碰到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弹出了问题，那就是大大的事故。
没出事，朱光亚一下轻松下来，说了一句：我们做了一次带弹着陆试验啊。这是故意轻松的话了，谁肯去做这种试验啊。
所以邓稼先受命时，不是晚上回去跟他夫人对话，这个你们都知道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这件事很重要，为它死了都值得。这里面不是没有危险，我们要尽量避免危险，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做好安全防护，这都是有规定的，每次操作都是有规定的。但是即使万一死了，也值得，这个观念太清楚了。
我在苏联上学的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们的核科学家，核探测器放在肚子上它都能响，他自己吃了很多放射性，我当时就意识到，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有一批科学家，为这件事可以说就是要献身。
杜祥琬：我们这个单位，我一参加工作，叫理论部，现在叫九所了，我一到这个所里，就感觉到这个氛围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人和人之间相称，都不称呼官衔，什么主任、所长，都不这么叫，都是老、小相称，比如说老邓，是邓稼先，叫周光召“老周”，后来周光召当了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有人叫他周委员长，叫他周院长，我们都听了很别扭，见他的面，还是叫他老周。
杜祥琬：我是小杜，后来也成了老杜，现在是杜老、杜爷爷了。为什么给你讲这个老小相称呢？它不光是一个称呼，我理解它是一个温度，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氛围。这个氛围有一种好处，就是学术民主。
氢弹技术原理什么样的？当时展开学术讨论，一个教室里，大家坐得满满的，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五十几岁的老专家，谁有想法谁就上台说，边说边画。大家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现在叫头脑风暴。讲完了之后，把大家的想法归纳成为几十个设想。
分析分析，用排除法，从几十个想法归纳几种方案，拿到计算机上去算，看哪种能算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于敏（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是一个第一贡献者，就是他比较早的判断了某一个方案可行。
杜祥琬：哪有那么容易？一开始都不知道，是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在一边算，一边想，一边讨论，最后归纳出来。算完了之后果然行了，于敏从上海打电话给邓稼先，说“我们抓住牛鼻子了”，就是这句话，就是我们把这个原理找到了。
杜祥琬：有适用性。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大家的头脑智慧调动起来，然后选择技术路线。当然我们有带头人，氢弹，我就说带头人于敏是第一个功臣，但也是大家一起做，他也很强调，不要叫他什么“氢弹之父”这一类的话，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到现在我觉得学术民主都很重要。我们现在说能源的问题，能源领域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如何做到开放民主，不同意见要能够说，能够讨论交流讲道理，这个非常重要，决策起来，可以减少一些浪费。
杜祥琬：那个时候说真的，电脑还不太先进，六十年代我们用计算尺。我们拿尺子来算东西，比珠算已经是先进很多了，还有手摇机，还有电动机，就是一秒钟大概能运算几次这种速度。所以搞的时候，是一批小青年，用一批电动计算机算算算。但是后来我们突破氢弹的时候，开始有了晶体管计算机了。
那时候也就是五万次每秒，现在是千亿亿次了，那个时候是五万次的就是我们国家里很先进的了，在北京计算所、上海华东计算所，所以我们两边跑着算题。那个时候国家第一台新计算机，就先给核武器研究所用，第二台给国家气象局用。所以那时候没有好计算机的情况下，这种抓住主要矛盾，粗估，先粗略的估计一下这个问题大概是对还是错的。这一套也可以说是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
杜祥琬：当时我们组的任务，就是做氢弹原理试验中速报项目的量程计算。怎么回事呢？就是氢弹跟有十分的不同，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实现相应的物理特征。其中的相应指标，很快能测到，看看它的样子，看看它的量级大小，是不是在我们理论预计的范围内，就能够快速的确定我们做对了还是没做对，这叫速报。
杜祥琬：要复杂的多。毕竟就是一个裂变，而氢弹主要的威力来自于聚变。相对来说简单，威力也相对来说小一点，而氢弹是完全不同的原理，物理过程要复杂的多，所以要测量清楚氢弹的物理过程，它所需要测量的物理量也比要多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要诊断这个核试验，我用“诊断”这个词，就像看病一样。这个东西一爆炸，它里面的物理量你又不能进去察看，看不见摸不着的，如何能够通过外部的可观测量，能够知道里面的物理量的空间、时间的变化，而氢弹因为有很多个物理过程，那就有很多量要测试。
为了测出这些物理量，要做一次试验，因为氢弹威力很大，我们就减当量试验，减小威力，同时又能表现氢弹的物理特征，这样爆炸试验以后，我们好测试。
多次试验，就有一套理论、方法，就发展出来我们国家一套核试验诊断的理论，后来我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就写成一本书，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重视学科建设，我们就把过去这些东西系统的总结一下。
杜祥琬：跟他们工作几十年，对我的影响可以说都很深。如果挑一个代表，我想说一下王淦昌，他比我大31岁。他在莫斯科的一个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就是苏联、中国、波兰、捷克这些国家联合成立的研究所。王淦昌带领中国科学家小组在那工作。他在那里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物理学界当时轰动全球的一个消息。当时我还看到一个很短的纪录片，就是王淦昌在那个黑板上讲课，几个苏联的学者，毕恭毕敬的向他请教问题。
我当时也留苏，这个镜头给我什么刺激呢？因为苏联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因为中国当时确实也很落后，特别是科学技术很落后。能这么毕恭毕敬对待一个中国科学家，非常难得。后来王淦昌回国领导核武器的工作，我在他手下工作，不止一次听到他说起，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说了好几次。他也是鼓励大家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说中国人只要真正做的好，就会赢得世界的尊重。
王淦昌很严谨，他在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同时，还记录到了另外像是一个新粒子的一个轨迹。当时跟他一起工作的苏联科学家就很着急，想宣布发现了一个新粒子，命名都想好了。王淦昌就说，我们没有弄清楚这是个什么粒子，它是个什么性质，在这之前我们不能宣布这就是个新粒子，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
后来大家研究以后证明，这是已经知道的一种粒子的反应，王淦昌就说，哎呀谢天谢地，我没吹牛。这就是科学家的严谨性，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能胡乱宣布这是一个成就。
杜祥琬：我1965年回来参加工作，一直到他去世，那是1998年，33年。他在我们院呆到1979年，以后到原子能院，但是还在我们这个领域，还保持着联系。
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科学家其实感情是很丰富也很细腻的。1996年的儿童节那天，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到“863”计划专家组做激光研究了，他那时候是我们专家组的顾问，突然那天礼拜六早上，家里的电话响了，他来的电话，一上来就说，“我听说你干激光干得太累了，你要注意身体呀”。我心想，你比我大30岁，还来关心我的身体。然后他说，“让你爱人接电话，我要让她管好你的生活。” 这种类似的事可以讲很多，这些老科学家，一个是科学功底，一个是人品，对我影响最深。
杜祥琬：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参加工作，在我们那个办公楼走廊里面有两个标语，一个“三老”，一个“四严”。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就是严格、严谨、严密，严肃，我到现在就觉得这三老四严没错，做科研就得这样。动不动就说空话、说虚话，说假话，那是干不成的。
第一条是求真，第二条是要不断创新。怎么做，怎么做氢弹？我们中国人原来完全不知道，最后也是自主创新的结果。至于说后来我们做激光，更是这样，都是自己摸出来的。
杜祥琬：我觉得是激光研究。1986年以后，国家的863计划，成立了863激光专家组。1991年改选第二届，让我做首席科学家、第一负责人。那是我最难、最焦虑的一段，因为我是主要负责人，目标、技术路线、以及途径，都需要我带领专家组来做，必须要考虑顶层和全局，压力大、责任大，这条路之前国内国际都尝试过，但都没有做成功。我们要一步一步摸着路走，但最后也是成就感最强的一段研究历程。
杜祥琬：笼统地说，是因为国家当时又有了新课题、新任务给我们，尤其是当年国际上的反导防御体系概念出现之后，外部形势发生了新变化，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我们出力应对。
杜祥琬：可以给你一点感觉，现在已经研制出来一种警用装备了，叫低空卫士，新华社也有报道过。就是2014年北京要开APEC峰会，来了十几个国家的首脑，在怀柔开会。当前有一个新型的安全隐患，就是小型无人机，像放风筝一样，小孩都可以玩。有关机构知道我们在搞激光，找到我们的团队。
我们一听，他就是要保证如果有这样的目标出现的话，在相应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前干预，确保一公里以内（空域）安全。我们一听这个目标，我们是可以拿下的，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些青年团队花了不到半年，就把它做出来了。
第二年，九三阅兵， 最后一个节目是飞行表演，我们年轻的同志去值班，就在现场。对我们低空卫士的技术要求很高，必须什么时候出现情况都确保百分之百的成功，所以在真正去值班之前，我们的设备演练了30次，人为的放目标去打，真是百发百中。
那一天，在预定的飞机航道的下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气球，还带着一个尾巴往上升，就要飞到飞行的航道上了。如果让这个目标飞到飞行的航道上，这个飞机的安全就有问题，结果我们这个装备几秒钟内不动声色就把它打掉了。它是没有任何声音的，是红外光，人的眼睛看不见。
杜祥琬：这不是，冰山一角吧，你可以想象。国家现在已经批准了这个水平的“低空卫士”出口，已经有了国际上的订货了。因为它是公安装备，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863激光技术团队的科研成果之一。
杜祥琬：自主创新，是因为有一些东西别人不告诉你，或者大家都还没有突破，进入无人区了。比如现在的AI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弄，这就得靠自主创新，0到1，而不是1到N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现在跟我们五十年代的时候还不太一样，强调自主创新，同时也要高度的重视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仍然要高度重视国际的交流和合作。只要有这种可能，就不要放弃合作。
这个不是简单的我学他或者他学我，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特别是现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
杜祥琬：如果是有一个地方有了新的原创、发明，他对自己的发明有所保护，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自己如果有一个发明，也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别人不会马上就是把东西送给你，也不一定都要用卡脖子来理解。
解决这个问题，自己要多一点创新，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科研地位了，就能和别人做比较好的交流。当你自己落后比较多的时候，多引进、消化，再创新，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当大家的水平接近了，再去买他的，他也不介意了。这个卡脖子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的问题。
《科学大师》：我们也采访过其他科学家，大家都谈到了基础研究，感觉意识都有了，但在实践层面还有问题。
杜祥琬：我们经常强调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对一些大的工程常常是有优势的，但是对基础研究，作用就不一定了。基础研究更要鼓励的是什么？活跃的思想。活跃的思想来自于活跃的人，活跃的人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中国的教育。
教育就要提倡一个比较独立的思想，让大家甚至胡思乱想，要鼓励好奇心，鼓励质疑。这样长大的小孩才能创新。这个也是我开国际会议的感受，会上一些人做了报告以后，有什么问题，然后外国人马上举手。
我们曾经有一个团队，也是年轻的团队，他们就做太赫兹，这个词儿你可能也知道，太赫兹波段的自由电子激光，做来做去做不出来，这个方向肯定是有意义的。那我也就鼓励他们坚持，结果他们坚持了八年，最终做成了。
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很不容易的，八年不出成果，他也很难发表文章，很难得到认同，他竟然能够坐得住，最后出了。
杜祥琬：对，作为领导来说，要宽容失败；作为自己来说，要甘坐冷板凳。只要这个方向是有意义的，要敢于坚持。有时候，只有稍微坚持一下才能成功。还有一条，要有兴趣，你没有兴趣，就别勉强去做，做不好，也很难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