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谈吐，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点到即止。他是属于深思熟虑型的人，甚至会提前把采访的问题拟好答案，打印出来，逐字逐句地念给记者，以作采访回答。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讲，这是王老师作为一位科学家的严谨体现。
王恩哥有着两重身份。科学家被他列为自己心目中的第一身份和不变底色，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是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董事。此外也担任着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执行副主席、国际科学中心联盟主席等职务。
王恩哥院士主要从事凝聚态物理研究，在轻元素材料的全量子化效应，包括纳米新材料探索及其物性、原子尺度上的表面生长动力学以及受限条件下水的复杂形态等方面，做出了有重要影响的工作。他也是德国洪堡研究奖、国际先进材料终身成就奖等诸多重要奖项得主。
另一方面，他还曾是中国几所享有盛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要领导者，从1999年开始，王恩哥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和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王恩哥素来低调，除了工作必须，很少与媒体打交道。此前他曝光度最高的阶段，是在北大校长任内，由于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特殊性，每一任校长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对象。
从我们的交流来看，他一生中感到既难忘又充实的事，是先在中科院物理所担任过所长，后在北京大学担任过校长。虽然前者在外人看来只是一个研究所，但据《科学大师》记者了解到的信息，这个研究所的学术地位堪称中国科技界的“北大”。而北大则众所周知，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颗明珠。
但凡有所成就的人，身上都有某些共通的特点。首先他一定是热爱甚至痴迷于自己的学术科研，其次会全心投入，因此，最后也就没有什么上下班、节假日的概念。在《科学大师》栏目报道过的科学家中，不少人身上普遍都拥有这个特点。王恩哥也是如此。他们的特征，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形容——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王恩哥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智商并无大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足够努力，是否全心投入。在中科院物理所，他把自己的门牌号选为“7-11”，这是他的工作习惯的具体标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恩哥每天早上7点到办公室，晚上11点才离开。他确信，自己之所以能做成一点事情，与这种“7-11”精神有密切关系。据说，直到现在，许多中科院物理所的“老人”谈起来，依然非常怀念当初一起在D楼7层奋斗的美好时光。
2017年的最后一天，王恩哥因到龄不再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他的行政管理生涯就此划上句号，但与科学有关的事业仍在继续。
目前，王恩哥不仅在国际物理学界奔忙，同时担任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理事长——这是广东省首批启动建设的四家省级实验室之一，由东莞市政府、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共建，阵容强大，国家最高科学奖得主、中科院院士赵忠贤先生担任了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先生在内的二十一位院士，则分别担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和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
他们的站位很高，根据相关报道，这个实验室致力要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材料研发南方基地、未来国家物质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交叉开放的新窗口及具有国际品牌效应的粤港澳科研中心，聚焦原创性和颠覆性的研究，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高地（据《经济日报》）。
60岁前都是被挑选，60岁以后才有机会选择。挑这个担子，王恩哥说是自己退休后的自主选择。他说，打造具有新体制机制的材料实验室、探索打通从科研到产业化最后一公里路的规律，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目标。
而这个目标，与国家战略紧紧呼应。在去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最高领导人在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力度，以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阻碍产业化的‘篱笆墙’，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
《科学大师》：怎么会接手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这个事情？你们实验室有很强大的力量投入，汇集了一大批科学家，是什么考虑？
王恩哥：2017年退下来，我也收到了几个邀请，其中一个就是广东省想建这个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我当时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力气。
现在回想起来，接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材料太重要。我曾经说过，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掌握了未来。材料是许多高科技领域的核心关键所在。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那些比较时髦的信息工程、生命科学之类，都在最关键的地方依赖材料的发展和进步。而每种新材料的出现，又会带动其他领域的变革，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离开材料而单独发展，所以这是我当时接手最大的初衷。
在实验室设计上，我布局了四大板块：前沿研究、公共平台、交叉中心、样板工厂。其中一个定位是创新的样板工厂，我希望把在高校和研究所实验室里已经证明的研究成果，能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完成工业发展可行性的最后判断，这就是通过“中试”走完产业化市场前的最后一步。
希望通过这些努力，探索新的体制和机制，打通“最后一公里”。我也希望能在松山湖建立一座科技界和工业界沟通的桥梁，让科技界了解工业界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也让工业界了解科技界专家的长处在哪儿，大家联合起来攻关。
《科学大师》：这个“最后一公里”，对于我们的科学或科技发展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怎么样困扰着我们的？
王恩哥：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有没有一些规律？我在接受邀请去广东帮助建设材料实验室的时候，曾跟我們国家科技界几位主要领导人汇报，他们都希望我去探索一下，通过建设实验室，也能带出一批人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整个链条，一直是国家希望找到的一种模式，这是我们的重要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科研与产业两张皮，一直是困扰国家发展的一个难题。现在，我正好有一点自由时间，另外做了近二十年的科研管理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说，做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基础研究符合国家需求，探索如何完成产业化这一步，也是基于我个人在基础研究方面这些年的积累。做好这个实验室，是我60岁以后人生新的目标, 也许是我这辈子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科学大师》：您现在还在一些国际学术组织担任职务，比如是世界上最具声望的物理学术机构之一美国物理学会唯一中国科学家身份的国际董事，在这些国际学术组织，主要能做些什么？
王恩哥：传播中国物理界近年的发展和成就，为中国物理学家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话语空间，是我能做的另一件事。现在，我直接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核心决策，了解他们是用什么模式和范式工作。这个过程中，我可以介绍一些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比如有些国际物理学界、美国物理学界有影响的大奖，有些国际重要学术大会的邀请报告等，我都有机会推荐并参与评审。与此同时，我也可以介绍中国现行的科技政策，这些政策是很开放的，但国际同行的信息和我们并不对称。总而言之，我想帮助中国科学界在国际物理领域更多发声。我们上一代人虽然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担当过一些角色，但当时受到各种限制，我们现在有这个机遇，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一些。
王恩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对科教事业投入的加大，使我国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客观地讲，我们与世界主要科学中心的差距还很大。朝这个方向努力，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人和人的思想。要充分相信科学家，给科学家更大的发挥和创造空间。当一个人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时，他做事情就会更自由、更有创新性。
王恩哥：我没有觉得有太大差别。从1999年到2017年，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的管理工作，先在中科院物理所当了八年所长，后面是北大校长、中科院副院长。自始至终，我都以科学家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一样，我个人觉得不当领导了，时间更自由一些，责任也不同了。
到了这个阶段吧，相对来讲时间自己更加好安排，不像原来做所长、院长，答应了人，说不行就不行，马上就有任务来了。校长更不用讲，很多场合你非去不可，很多人你非见不可。现在还好。所以2017年底我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心里很满足，而且生活现在也非常适然，更加容易接受，更加是原来的我。接下来就是思考一些问题，培养学生，自己做做研究，尽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义务。
王恩哥：科学家也可以做好管理工作。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觉得，科学家做管理者，跟纯粹的管理者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在科教机构的管理岗位上，我首先要求自己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能简单地懂一懂，因为我认为，一个优秀科学家在领导岗位上对一个问题的判断、思考的角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甚至做事的出发点和努力的方向也可能不一样。我认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在领导岗位上，我也是一个勤奋的科学家。这可能让自己更累了一些，但心情是很满足的。
王恩哥：管理和科研好像没有办法很好地兼顾，时间和精力也就那么多。但换个角度想，人不可能总处于一种状态，实际上你对自己提出了定位和要求，就总能找出时间来做不同的事。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身份主要还是一个科学家。做领导的时候，经常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与矛盾。缓解困扰和压力，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去锻炼身体，有些人去听音乐，有些人去写博客，对我而言，放松心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实验室。
从内心来讲，我做研究的时候就能把烦恼忘掉。在管理岗位上，我每天坚持至少工作时间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儿，有时候有些事把你气得够呛，但一进到实验室，有个十分钟八分钟我就能转过来。我这个方法也许不太被大家认可，但对我很有效，也是我最容易做到的禅修办法，能让我很快转移注意力，调整好心态。本来你注意力不应该放在一些无理的事上，而应该放在学校和研究所发展上，但往往不容易做到，这种情况下，不要跟着人家生气。
至少有十多年的时间，我在主要负责人岗位。有人问我，你做领导怎么还发文章，哪来的精力做研究？其实，你把研究变成自己的爱好，再累的话也离不开它。我也尝试过暂时不做科研工作，结果心情更糟糕，可能是我不够聪明，改不了了。
《科学大师》：您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你们这一代人，受时代影响的印痕很深。
王恩哥：我们这一代人恰好是改革开放后， 1977、78年上大学的，碰到的事情特别多。我有过这么多的社会角色，都是时代造就。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科技教育界曾有一个近二十年的人才断层，经过完整科学训练的人很少。我们出来后，既要干科学家、教育家的事，也要当组织者、管理者，一个人要承担很多角色，这跟个人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时代的选择。从国家来讲，也希望你多做些事。个人没有选择，每一步都不是自己设计和选择的。
《科学大师》：我们接触了一些科学家，发现勤奋是大家普遍的一个特点，您的个人历程中，好像这一点也很突出。
王恩哥：做人是要对自己有要求的。那幅照片（指墙上挂的一幅照片，1932年11名美国工人在纽约建造洛克菲勒大厦，中午坐在建设中的摩天大楼脚手架上歇息的照片），一直跟随我到每一处办公室，无论是所长、校长，还是当副院长。它是我在法国买回来的。我当时心里想，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我们这代人得像这些工人建设纽约时一样拼命干活才有希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纽约的工人就是这样的，中午休息就坐在几百英尺高的脚手架上，吃点饭，休息一下。我心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1点，每年就春节初一二休息，初三开始工作。这张照片对我的触动就是要奋斗，提醒自己除了努力没有本钱。
王恩哥：聪明是父母给的，勤奋是靠自己，我喜欢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上。学习过程中，天赋当然很有帮助，但是成功要靠一辈子的努力，单靠天赋达不到期望的高度。没听说哪一个很成功的人完全是凭天赋，我想还是要努力奋斗。我觉得，正常人之间没有本质差别，关键能否正确把握时间和机遇。该吃苦时就要吃苦，不要这个次序搞颠倒了。大家常听说一句话，叫苦尽甘来，不能把甜头儿都吃完了，那剩下的一定是苦头。年轻时，该读书就读书，不要等到老了再想起来读书。有的人是年轻的时候啃老，老的时候到大街上要饭去了，我觉得这不值得同情。当然机遇不平等是另外一回事。
王恩哥：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成长的每一个过程，都是靠自己不断努力。搞科研，灵光一现的事我不太相信。凡事都要有所准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走过近路，我上大学二十一岁，你说算是早还是晚。我读研究生也是这样，硕士博士大概花了六年，有些聪明人三两年就能拿到，我从来没有少读过一天。
拿回国的事来说，人家讲，你应该直接做研究员，因为那时从国外回来的人还很少。我是从副研究员做起的。我觉得无所谓，现在这个经历反而成为我最荣耀的地方。我现在告诉年轻人，为什么一回来就要做教授？我也是从副教授一步步做起的。如果当初我一回来就被捧起来当了教授，至少这句话我就说不出来了。
古人常说，要成就一番事情，是要历经磨难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投机取巧，至少這不适用普通人。不要看有人生在亿万富翁的家庭，有人生下来家里身无分文。没关系，五十年过去，最后谁更富有、谁更有知识还不一定。多少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王恩哥：我有一句话，这是我身体力行的，就是把简单的事做正确。何必搞得那么复杂？这是我的追求。我最反对的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不要故弄玄虚，不要把本不复杂的事搞得让人看不懂。
另外，大家都向往成功，做出成绩。这也不难。我觉得，每个人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是成功。我并不赞成所有人都关心大事，你的位置角度不一样，可能并不知道全面情况，所关心的大事不一定真实准确，再妄加评论是不负责的。
《科学大师》：媒体对您回国后在物理所的表现有挺高的评价，当时的目标是说要做出让国际认可的成绩，这个您自己怎么看的？
王恩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崛起过程中，21世纪最初的十年就是物理所的十年。我们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不是说哪个人要这个荣誉，而是物理所的确是中国科技迅速变革的一个典范，引领了这十年。物理所体量虽然不大，但承担着国家使命，是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对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很怀念回国前十年的创业时光。我比较幸运地选择了物理所，也觉得她是一个为年轻物理学者发挥自己的最好舞台。现在仍是这样。
记得刚出任所长时，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人。我的工作重心就是发现、吸引、培养和使用人才，这是当初我定下的八个字。2000年，我们在物理所创办了国际量子结构中心，聚集了十几位国内外优秀的青年人，这个模式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被多个大学和研究所复制。我们物理所和量子中心走出了好几个大学校长，比如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中国科技大学两任校长侯建国和万立竣、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鸿钧、中山大学副校长王雪华等，我自己后来也做了北大校长。我们在管理方面也得到了认可。我们第一届班子里的四个副所长，后来都出任了中科院机关的局长。国内至少二十多所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和学术带头人都是从物理所走出来的。我很自豪能与这些好伙伴一起打拼，也很骄傲在这里带出了一批人。
还有一个就是抓新的增长点。事物都有自己的生存规律。老事物没有必要打扰它，不如寻找新的增长点。2004年，我们在物理所成立了固态量子信息和固态量子计算实验室，这可能是国内最早关注这一新兴领域的地方，当时量子科技还不为大家所关注。因为科技总在不断进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能否发现和提出新的增长点，代表这个地方未来发展能否占领高地。方向正确的话，就能起到引领作用。
今天大家都在热议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你要注意我们当初瞄准的就是固态系统，早早走在同行前面。我们这个实验室（指固态量子通信和固态量子计算实验室），从开始就一直坚持做高迁移率半导体材料，是目前公认未来可能实现量子计算的途径之一。我们把国内外优秀科学家凝聚在一起，围绕一个方向一起来做事。所以说，我喜欢做在被炒热之前就看准的事情，而不愿意跟媒体去炒这些事儿。
《科学大师》：把大家聚在一起，对我们外人来讲，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正常，学术界经常有各种形式的合作。这种模式和做法的亮点是什么？它有什么突破性的创新？
王恩哥：发起成立国际量子结构中心的核心人物是张振宇教授。当时国内科研正处于转型起步阶段，活跃的青年学者人数很少。这需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小环境，也需要学习培养。而国外有一批成熟的华人物理学家，他们非常关心国内物理的发展。我们一起讨论确定了量子物理这个方向，决定在物理所做一个尝试。在这个大的目标下，我们选定了一些课题，组成不同的小组共同攻关。国际量子结构中心是成功的， 你可以简单看看物理所和量子中心早期的这些成员。
《科学大师》：我们国家产业界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材料技术上的被人卡脖子，尤其是半导体材料这块，卡脖子的情况表现怎么样？有过什么好的实践么？
王恩哥：1955年北大成立了半导体专业，把全国五所高校物理系的优秀学生集中起来培养，黄昆先生亲自担任班主任。可以说中国半导体教学和研究起步并不晚，但后来被拉下来了，这里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王恩哥：这个传统就是耐得住寂寞，专心做好学问，也就是今天大家常说的十年磨一剑。做学问很有讲究，歪门邪道是长久不了的。在物理所，我们就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学问。作为当时的所长，我要创造最好的科研环境，不要让大家做科研有担心、有顾虑。
说到这个传统，实际就是做人，就是要老实。我们出了那么多的学术带头人、所长、校长，这些人都是做自己喜欢的事，都是老老实实做自己明白的事儿、做自己懂的事儿。违背了这个传统，早晚都要摔跟头。
今天有些年轻人问我回国去哪儿，我说你可以在物理所干十年，会比在别的地方成长快得多。这里是一个大舞台，一支真正的国家队。
王恩哥：十年前我到北大后才发现，物理所在很多地方更有经验。比如盖实验楼，北大盖了很多漂亮的教学科研大楼，但很少利用地下空间。我们做实验的人最关心的就是震动问题，我自己认为，最好用的实验室都是建在地下。我到北大后说地下空间要充分利用，基建部门的人问我地下室有人要吗？我告诉他们，用来做实验室你放心，盖好以后都喜欢。我们都有一个经验，楼房越低越稳定，爬到树上反而摇摇晃晃。后来，北大物理学院的新楼和校内理科实验楼地下都加了三层实验室，受到教授们的欢迎。
另一个例子是实验支撑体系的建设，比如液氦循环系统，是我在北大真正建起来的。这些体系不完善，你不可能做深入认真的实验研究。现在我到哪个地方去，只要看看他们的基本条件，就大致知道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在哪个水平上。这是物理所几十年摸索的经验。物理所很早就有完整的机械加工厂，而国内许多大学和研究所现在还都做不到。
王恩哥：我认为一所好大学的校长，最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一个是眼界，一个是担当。一个校长勤勤恳恳，能说会道，各种关系都处理的好，我觉得都重要，但对于一所好大学的校长来说，最重要的是眼界和担当。校长没有眼界，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那就是蛮干；没有担当也简单，就是说空话，不干事，这样的校长也好做。我在北大校长的位置上，一直牢记眼界和担当这两点，努力要求自己不断实践，从不回避困难。
在不同的位置，每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你的眼界有可能别人暂时不理解不接受，这就需要努力坚持，让时间来检验。担当往往也会给自己制造麻烦，但是没有办法，当了校长就要负责，就要担当。我从来都不回避问题，尽管容易被别人不理解，也容易遇到麻烦，但回过头来看一看，经过认真思考的事情都经得起时间考验，都能留得下来。
王恩哥：一件事就是认真做好教师队伍建设，“抓住”一批有国际影响的人才。那个时候学校引进了至少十个以上在国际学术界非常有影响的顶尖教授，还有一批更年轻的学者。当时，他们有些人已经与北大有很好的联系和合作基础，但没有下决心全职回来。我一个一个做工作，用心设计他们回到北大后的各方面计划安排，他们都是在那几年与学校签的全职工作合同。在这点上我非常严格要求按法规办事，不但要遵守中国的法规，也要遵守国外的法规。正是这样我们才能长久爱护好人才。
离开北大的时候，我考虑最多的就是担心这批人。我首先把新校长请来与大家一起坐坐，这大概算是我对学校工作的一份交待。
在北大，我也非常注重教师培养的制度建设，全面推动实施了预聘制(tenure-track）。这项政策原来学校之前有提过，但实际没有真正落实。我在北大严格推行了预聘制，全校文理工医全面实行。从入校签约开始，一般每个教师要工作五六年，通过审核评估后才会获得终身教职。
有的老师讲，实行预聘制也不能保证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我同意。但我的观点是，现在国际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是不实行预聘制的。
要给年轻人一点压力，从他们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培养一种习惯，每天早晨一开始就想着工作，愿意去办公室和实验室。这种习惯养成了，他们一辈子都会保持这种做学问的良好惯性。这个道理也简单，就像我们从小养成熟悉或喜欢的口味一样，形成了一辈子都不会变。这在国外不是新鲜事儿，在中国，北大是第一个做的，应该也是做得最严格的。
在教学上，我提出小班课的教学改革。我觉得这对学生和老师都有好处，一定是未来个性化培养创新人才的方向。在学生教育上，我倡导同学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自觉组织起来清洁校园、规范行驶和停放自行车、合理使用手机等。这些事都是我认真思考后提出来的，我离开校长岗位后还在继续做。
《科学大师》：当北大校长，压力是不是很大，举世瞩目，在那个位子上要搞创新和改革，难度一定很大吧？
王恩哥：做校长，思考的事情自然很多，困难的事情比别人承担的也要多。回想起来，我每天还是能睡得着觉的。有压力的话，我可以回实验室做做研究。每个人有各自减压的方式，我见到学生，一讨论问题就高兴，好像那些烦恼转眼就忘了。
王恩哥：我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要负责的话，我就有自己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定得不一定合适，但我会坚持自己的标准，所以很多地方沟通上就比较直接，考虑成熟的事情我比较坚持。
《科学大师》：现在我们不少大学经常提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在您眼里，这个一流的大学有具体的衡量标准么？
王恩哥：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并没什么普适的标准。但我认为，一所好大学一定要有自己的传统。这大概是我们现在与那些最好的大学之间最大的差距。没有传统或形不成传统的学校，都很难被称为一流的学校。世界上那些名校的传统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一所好大学。有人说要发多少文章，特别是影响因子高的文章，要拿多少大奖，要获得多少经费，其实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都是一时的表面工作。长久来看，一所好大学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些指标。
《科学大师》：我们知道，五四的时候，引入了德先生、赛先生的理念，北大是其策源地。您刚才也讲到，北大有一批杰出的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在高校里面(诺奖得主基本都在高校)，您怎么看大学在科学强国、乃至人类科学进程中所担负的地位和角色？
王恩哥：大学可以发挥许多作用，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不断培养有思想、有追求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在许多困难的情况下不容易迷失方向，在各个领域里都会表现的非常出色。一个人要有梦想，一所大学也要有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