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研究成果。报告执笔人为：刘元春、闫衍、刘晓光。报告中的数据除注明出处之外，皆出自Wind数据库和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团队测算，如有遗漏，请联系更正。
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2022）（下）
2021-2022年是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大转型、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型、从高污染高排放向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大转型、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大转型等四大转型全面启动和全面叠加的年份，中长期的结构性大调整将持续与短期稳增长、控风险产生冲突，如何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依然面临许多挑战。
一方面，新冠疫情防治的进程依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经济活动的常态化的进程，但与2021年不同的是，2022年西方主要国家很可能在疫情防控上全面放开，这将对中国疫情防控模式带来巨大的挑战，从而对中国宏观经济内外部运行逻辑带来巨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全球通货膨胀的出现、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陆续退出、美国三大新刺激政策的落地与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动荡以及全球供应链在疫后的持续调整将给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带来正反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冲击。
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延续的掩护下，2021年中国全面开启了四大结构性转型。理解中国经济复苏的短期波动、科学预判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都需要深刻认识四大转型的短期影响及其导致的宏观经济运行机理变化。
转型一：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大转型。传统投资与技术投资、传统投资与技术投资、研发投资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期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具有重大差别，新基建和旧基建对于短期稳定的作用和跨周期的作用不同，新基建很难承担传统基建所具有的逆周期与跨周期相统一的功能。
转型二：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变。打破世界传统国际分工的格局，要求在关键技术、关键产业、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上全面强化，很多产业链和供应链必须建立国内体系和备胎体系，因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必然导致几个必须关注的问题：1）效率水平和增值中枢的下降；2）产业链和供应链转变过程中的摩擦和瓶颈现象的出现；3）政府主导性的强化；4）出口的超预期增长难以充分发挥溢出传导效应，带来预期的紊乱。
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一个发展之“谜”，即随着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层面创新研发投入持续增加，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稳定在一个较高位水平，但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真实GDP增速乃至经济潜在增速却并未随之获得有效增长，相反，经济增速则长期相对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增速甚至零增长、负增长状态。由此必然带来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创新研发投入难以支撑经济增长？这就是创新引致的经济增长停滞之“谜”。
从一国的创新研发投入的结构性角度来看，可以区分为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和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基础研究一般由一国的高等院校或政府所属科研机构来承担，部分由大型企业或跨国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来实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其既可以通过对产业发展的长期溢出效应，逐步放大成为一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其也可以因为仅仅局限在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或者单个企业内部，难以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形成有效溢出效应。
对比来看，应用研究主要由一国的企业部门来承担，其主要是帮助企业获得企业个体层面的创新垄断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而难以对一国的产业发函或经济增长总体层面产生溢出效应。因而，可以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应用研究的投入，多数情况是有利于个体企业层面的垄断竞争优势和获取垄断利润能力，而对一国的产业或经济整体层面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可归纳出一国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如下不同形式和内在逻辑的复杂影响效应：
——经济增长促进型的创新投入。核心思想是一国各主体的创新研发投入对GDP产生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具体可表述为如下形式的作用渠道：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条机制是“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这其中，针对第一条机制，导致其对经济促进效应产生的关键环节就是，无论是高等院校，或是各类科研机构以及企业部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均可以对产业部门和经济总体层面产生较大范围的溢出效应；针对第二条机制，导致其对经济促进效应产生的关键环节就是，无论是企业部门，抑或科研机构部门和高等院校部门，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均可以对产业部门和经济总体层面产生较大范围的溢出效应。
——经济增长停滞性的创新投入。核心思想是一国各主体的创新研发投入对GDP产生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具体可表达为如下形式的可能作用渠道：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条机制是“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促进经济增长”。
这其中，针对第一条机制，导致其难以对经济促进效应产生的关键环节就是，由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研究主要由高等院校部门来执行的，较小部分是由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来实施的，而较少由企业部门来承担，这就难免会造成的问题是：
一方面，高等院校以及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既可能由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化和溢出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大部分基础研究方向并不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增长机会和现实生产率，也可能因为类似中国这样处于转型背景国家的高等院校以及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在构建贯通式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的各环节中存在突出的机制体制障碍，造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发展的“头部失灵”和“肠梗阻”等困局。
而针对第二条机制，导致其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效应的关键问题在于，由于应用研究主要是由企业部门来实施的，一方面，无论是从企业的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角度，还是从企业的渐进性创新或突破性创新角度来看，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投入的根本目的就是瞄准通过打造企业创新垄断势力来获得创新超额利润，企业非但不愿意进行创新的扩散和溢出，相反，偏向于采取知识产权策略保护自身的创新知识和技术秘密。这就导致了个体企业层面的创新研发投入难以带来一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从各国对创新研发活动的现实操作手段来看，倾向于采取各种财政扶持政策对企业主导的应用研究活动进行激励，这就产生的困局是，单个企业或特定领域企业内的创新研发投入相对越多，越是会强化特定企业的创新垄断优势，进而越是会削弱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溢出效应和促进效应。这就是当前很多国家的创新引致经济增长停滞之“谜”的核心动因。
要科学理解一国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可能具有的复杂影响效应，就必然从一国创新活动的内在结构性特征角度，来细致地探讨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支撑效应。
首先，如上图展示的机制信息是一国不同类型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的不同机制：第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
在此机制中，需要理解的两个关键环节是：一方面，针对大多数的基础研究活动而言，均是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特比是需要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和高级专业化人才的集聚效应以及全球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加以支撑。
很显然，基础研究活动的主要支出就是研发人员的各种人力成本支出；另一方面，针对相对高收入水平的创新研发人力资本群体，由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可能花在科研工作方面，消费边际倾向必然相对较低，因此，其对GDP乘数效应也必然相对较小，进而导致基础研究投入对GDP促进效应或拉动效应相对较弱。
第二条机制是“应用研究→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具体来看，在此机制中，仍然需要理解的两个关键环节是：一方面，针对大多数的应用研究活动而言，应该是具有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特征的创新活动。
固定资本密集型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长的产业链传递效应，导致在一般情形下应用研究投入活动应该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进而更能拉动一国的GDP增长；另一方面，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之中，在创新研发活动所需要的大多数高端研发设备和关键原材料需要进口的情形下，应用研究活动所蕴含的固定资本密集型投入活动，显然会拉动进口国的GDP增长，而非本土的产业链发展和GDP增长，因此，导致应用研究对一国GDP增长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弱，进而对一国GDP的拉动效应较小。
其次，上图展示的机制信息是一国不同主体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的不同机制：遵循类似的逻辑，第一条机制是“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
在此机制中，关键的环节是理解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部门主要承担的研发活动的基本特征，按照一般逻辑，一国的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部门是一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可以得到的判断是，其必然对GDP带来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因而对GDP的支撑作用就相对较弱。
第二条机制是“企业部门→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
针对此机制，可以得到的判断是，一国的企业部门是应用研究投入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可以得到的判断是，倘若在企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活动需要的关键研发设备和原材料均是需要进口的前提下，其必然对GDP带来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进而也就对GDP所产生的支撑作用就显得相对较弱。
结合以上提出的理解一国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所产生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的新理论框架，就可以分析和解释当前部分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停滞效应”重大现象。
一方面，针对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程度不等地均存在着“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 “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促进经济增长”的特定机制。
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基础研究或者是应用研究，均存在对GDP的乘数效应较小的困局，进而削弱了创新投入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和拉动效应。
另一方面，从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的较小乘数效应的内在成因来看，主要是存在“基础研究→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以及 “应用研究→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的特定机制。
即便转换分析视角，从一国的创新投入活动的不同承担主体来看，是由于存在 “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以及“企业部门→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的特定机制。
结合以上提出的新理论框架，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投入投资要对GDP增长形成有效的支撑效应，存在如下方面的一系列突出的机制体制性障碍问题：
第一，中国各级政府依靠政治投资驱动周期的通行做法，已经与当前迫切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需求不相适应，非但不能有效激发创新投入对GDP增长的支撑效应，相反，却有可能由于阻断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的融合发展关系，削弱创新投入对中国GDP增长的支撑效应。
一方面，从2000年至2020年期间的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R&D经费支出额增长率变化趋势来看，可以初步出的一个重要变化规律是，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五年规划期间的最后一年，均呈现R&D经费支出额增速下滑的态势，然后再进入下一轮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或第二年期间，R&D经费支出额增速又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的态势。
另一方面，从这些特定的变化规律可以说明，中国各级政府在激励地区R&D经费投入方面，可能存在较为突出的官员政绩激励下的政治驱动型周期特征。
具体表现为，在进入新一轮五年规划的前期，各级政府官员存在加大R&D经费投入的激励动机，而在此轮五年规划的末期，各级政府官员对R&D经费投入的激励动机均出现了弱化特征。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中国各级政府在实施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突破的支持资助政策方面，在不同五年规划的衔接和过渡期间，存在显著的政策非衔接性现象和资助断裂效应。
十三五规划期间，由于中国遭受了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技术创新和关键高科技产品的封锁和围堵策略，使得中国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面临诸多“卡脖子”问题，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环节领域面临“掉链子”问题。在此压力之下，中国各级政府针对性地实施了相关领域的重大科技攻关专项。
然而，在十四五期间的第一年并未周密考虑针对这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必须实施持续性资助计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导致部分研发项目出现了相对停滞现象，从而影响了中国实施科技自立自强和保障产业链安全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而抑制了中国创新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效应。
第二，中国在R&D投入方面长期存在突出的“重应用、轻基础”问题、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长期存在“政府投入相对不足、企业投入严重缺位”的发展困局，使得当前中国的创新投入难以对短期经济增长形成更为有力的支撑效应。从创新链和产业链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的R&D投入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扭曲效应。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由2010年的32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467亿元，十年期间增速高达352%，同期，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究分别由2010年的894和584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757和20169亿元，十年期间的增速分别为208%和245%。
虽然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速相对较高，但是，由于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基数相对较小，导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与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究投入规模的绝对差距仍然在显著扩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基础研究占R&D经费投入的比重在2020年仅仅达到6.0%，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比重长期维持在15%以上。
这就深刻说明，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财政资金投入，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打造全球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严重削弱了基础研究对中国GDP增长应有的长期溢出效应和支撑作用。
另一方面，依据国家统计局在2018和2019年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披露的信息，2018和2019年企业部门实施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为33.5和50.8亿元，分别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额的3.1%和3.8%。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企业部门特别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跨国公司）已经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发达国家私人企业部门基础研究投入占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已经远远高于中国。
依据Akcigit et al.（2021）提供的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私人企业部门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就占到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15%以上。而Howitt (2000)估计在1993年至1997年期间，美国私人企业部门基础研究投入占到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22%以上。导致中国私人企业部门进行基础研究投入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于私人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乃至应用基础研究活动的本质特征存在认知误区。
其中，容易陷入一个重要认识误区是，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应该由企业部门自己来组织和承担，理由是由高等院校和各类科研机构承担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具有公共产品以及外部性特征，而企业部门承担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活动本质上就具有私人产品性质，不属于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范围。
很显然，这种误判实质上是误解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活动的公共产品及其外部性特征，本质上与承担主体并无直接关系，只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活动自身的性质密切相关。
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中国多数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难以直接得到政府财政资金的直接支持，相反，各级政府却偏好于使用财政资金对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之外的产业化研究直接支持，造成中国各级政府对企业部门研发活动财政资金支持之间的“本末倒置”现象，严重抑制了中国企业部门从事基础研究乃至应用基础研究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削弱了科技创新投入对中国长期增长的支撑效应。
第三，中国企业部门实施的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究，主要是侧重于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和打造数字经济优势，而对制约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技术颠覆性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
从数字经济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这两个方面的创新投入对中国GDP增长的支撑效应来看，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对产业链的全球竞争优势具有整体决定性作用，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育和发展有着更为广泛的催生作用和拉动作用，相反，数字经济则可能会强化单个企业平台的网络垄断效应，甚至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蕴含着难以忽略的“索罗悖论”效应，对比来看，这就会导致偏向于数字经济优势导向的创新投入，难以对GDP增长形成足够的支撑效应，而偏重于破除制约产业链安全发展和竞争优势提升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创新投入，则可以更为有效地促进中国GDP增长。
第四，中国R&D经费投入规模存在显著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突出表现在R&D经费投入规模集中少数东部发达省份地区，这就意味着中国尚未形成有效的国内创新链分工体系，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创新投入并未促成基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形成，阻碍创新投入对中国GDP的支撑效应。
可以观察到的基本事实是，中国R&D经费投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这些东部少数发达省份地区。2010年至2020年期间，这五个省份地区R&D经费投入总和占全国的比重，由2010年的49.05%逐步上升到2020年的50.37%，在2019年达到最大值51.06%，占据中国R&D经费投入的半壁江山。
这就说明，虽然中国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地区的R&D经费投入也呈现出逐步增长，但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这五个省份地区的R&D经费投入增速相对更快，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和“马太效应”更加突出。
从绝对差距看，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R&D经费投入规模分别为16517亿元、4663亿元和3213亿元，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的与中部、西部的R&D经费投入规模绝对值逐步扩大。这就导致了中国难以形成国内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大循环体系，迫使中国难以充分利用自身快速扩张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和统一大市场，来形成有效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型动力机制。
第五，从中国政府在R&D经费投入角度来看，存在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呈现缓慢增长态势以及投入规模相对不足的重大现象，并且，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逆周期调节思维和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一方面，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呈现缓慢增长态势。
另一方面，全球新冠疫情事件对中国R&D经费投入中的政府支出造成了负面冲击效应。在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的2020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额比上年减少622.4亿元，下降5.8%。其中，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额下降9.9%，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额下降3.2%。
由此可见，中国各级政府并未形成利用加大创新研发投入的策略，来对冲外部事件带来的GDP下滑效应的逆经济周期调节思维，并未很好地发挥政府创新研发投入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第六，由于严重依赖国外研发设备和关键原材料进口，削弱了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乃至企业部门实施的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投入对中国GDP的乘数效应和拉动效应。
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仅在2019年，中国在科研仪器这一项的进口投入就高达3380亿人民币，同年，中国的总进口额为20685亿，科研仪器的进口额已经占到中国总进口额的16%。
客观事实是，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科研仪器中，不仅仅包括各种高精度光学仪器以及各类半导体仪器，还必须进口大量与这些仪器配套的专业零部件，用来维持这些进口仪器的正常运行。因此，中国在科研仪器方面的实际进口额比重要远远高于16%，可能会达到20%左右。
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各种科研仪器设备及其关键零配件和原材料，既容易受到“卡脖子”式问题的束缚，也会由于支付过高的购买价格而大幅度提高中国科研投入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能力和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科研仪器设备及其相关的关键零配件和原材料，不仅仅是一国前沿和高端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更是一国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能否具有独立自主功能的决定性因素。
而且，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各种科研仪器设备及其关键零配件和原材料，会严重地降低创新投入对中国GDP增长的乘数效应，进而削弱创新投入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应。
第七，中国当前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投资面临极大风险，一旦中国通过巨大投入形成了对重点产业链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形成了产品生产能力和市场优势，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会采取技术和产品解禁的方式，通过低价市场倾销方式，彻底遏制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企业产的品销售空间、盈利机会和后续研发投入能力，进而从根本上削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造成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创新投入，难以对国内产业链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也难以对中国的GDP增长形成有效的支撑效应。
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战略所面临的外部最大风险，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实施的“抽梯子”式的威胁风险，其含义就是，一旦中国政府或企业通过巨额的前期研发投入实现了某个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就会遭遇掌握市场优势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低价倾销式竞争压力，造成政府和企业的前期巨额研发投入难以通过市场销售获得补偿，抽掉中国企业通过创新研发活动来创造企业盈利能力的“梯子”，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内在动力。
在这种困境之下，中国企业就逐步丧失了在“卡脖子”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创新研发投入动力，进一步降低中国企业部门的创新投入对GDP的乘数效应，削弱创新投入对GDP增长的支撑效应。
针对中国已经全面进入高质量阶段的新发展格局而言，必须加快落实十四五期间“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的重大战略目标。
这就意味着，必须研究的重大问题，科技创新投入投资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撑十四五期间中国的GDP增长目标，从而保证2021年至2035年期间中国GDP规模再翻一番的既定发展战略目标。
换而言之，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投资动力相对不足，以及在“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是用来住的”核心思想指引下，导致房地产部门投资动力下滑等诸多方面条件的多重约束前提下，如何通过激发中国全方位的创新投入动投资力，来弥补和抵消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形成的有效投资缺口，进而重塑和强化中国经济的内生型增长动力。
依据我们以上提出的理解创新投入对一国经济增长复杂影响效应的新理论框架，根据当前创新投入的内在结构性特征以及不同的承担主体，可以将科技创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有效支撑作用及其具体规模，归纳为如下不同形式的具体途径：
首先，从总体层面的“科技经费投入→GDP增长”渠道来看，2020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额为24393.1亿元，相比2019年的增速为10.2%。
特别是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的R&D经费投入年均增长率为11.8%，增速高于美国（7.3%）、日本（0.7%）等科技强国。而中国2020年的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4%，已从2016年的世界第16位提升到2020年的第12位，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更需要看到的重要事实是，2020年美国的R&D经费投入约为51724亿元，而2020年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总量仅为美国同期的54%。
虽然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已经稳居全球第二位，但是，在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中国必须针对美国的科技创新全面封锁和遏制策略加快实施重点产业链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策略。因此，这就意味着在十四五末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应该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
由此，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需要实施“倍增”计划，从2020年的24393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49000元左右，五年期间的R&D经费投入增加规模应为24500亿元左右。
其次，从“基础研究投入→GDP增长”渠道来看，2020年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为1467亿元，比上年增长9.8%，与全国R&D经费投入规模的比重为6.01%。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将全面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作为维持经济增长的核心基础。具体来看，加拿大联邦政府将2018财年基础研究经费预算猛增25%，被称为“亲科学”的预算。德国政府决定自2018年起除原有高校科研经费外，每年额外投入3.85亿欧元专门资助精英大学开展科学研究。
韩国和俄罗斯近年均将40%以上的政府研发经费用于资助基础研究，韩国政府2019财年基础研究经费预算同比增长23%，俄罗斯最新出台的2030年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确保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不低于2015年的14.4%的水平。2020年5月美国国会一项新法案提议未来5年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额外拨付1000亿美元，其中最大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若干大学技术中心在10个关键领域的基础研究。
考虑到美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全国R&D经费投入规模的比重已经在15%以上，中国显然要在十四五期间快速且有质量保证地提高自己的基础研究投入规模，特别是要强化政府和企业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的主体地位。由此，我们也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按照十四五规划的既定目标，到十四五末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全国R&D经费投入规模的比重要达到8%，如果按照中国的R&D经费投入增速保持在12.5%水平，十四五末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应该达到3518亿元。
因此，在十四五期间，中国政府和企业要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积极实施“倍增”计划，从2020年的146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518元左右，五年期间基础研究投入的增加规模应为2040亿元左右。依据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规模，在2020年就达到了7759亿元，因此，中国要全方位应对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封锁和遏制策略，就必须尽快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先取得规模优势，再逐步取得质量优势。为此，在十五五末中国应该在基础研究投入规模方面必须实施追赶美国的发展计划，有必要尽快达到8000亿元左右的投入规模。
对比来看，从“应用研究投入→GDP增长”渠道来看，2020年中国的应用研究经费2757亿元，增长10.4%。与此同时，试验发展经费20169亿元，增长10.2%。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11.3%和82.7%。按照国际统计惯例，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可以统称为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
事实上，中国在应用研究投入方面存在难以忽略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导致中国始终存在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转化方面的阻碍。因此，在十四五期间，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实施应用研究领域的“倍增”计划，将应用研究经费投入由2020年的22926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46000亿元，五年期间应用研究投入的增加规模应为23000亿元左右。
另一方面，要主动调整应用研究投入结构，适当提高应用研究经费在总R&D经费支出中的比重，可由2020年的11.3%适度调整到2025年的25%左右。
最后，从“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R&D投入→GDP增长”渠道角度来看，2020年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3408.8亿元，增长10.6%；高等学校经费支出1882.5亿元，增长4.8%。其中，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经费支出占全国R&D经费支出比重分别为14.0%和7.7%。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一方面，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迫切需要实施“倍增”计划的前提下，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由2020年的3408.8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6800亿元，同期，高等学校经费支出由2020年的1882.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3800亿元左右。因此，五年期间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R&D投入的增加规模，应该分别为3400亿元和1900亿元总左右。
客观事实是，为了尽快促进中国全面进入全球创新型国家的领先行列，需要通过加大针对重点领域、前瞻性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中国高等院校在全球领先的原始创新、前沿研究和基础研究能力方面的自主能力不足，实质上与政府财政投入的相对不足密切相关。因此，必须从顶层设计层面加大对中国顶级高等院校基础研究的各种形式资助力度，尤其要激励中国的高等院校顶级人才聚焦最为前沿的科学探索领域的研究工作。
为此，在十四五期间可以适度增加针对一流高等院校或一流学科的原始创新、前沿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的财政资助力度，可以在十四五期间针对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实施瞄准原始创新、前沿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的重点资助计划，力争主要依靠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在十四五末促使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R&D投入的增加规模分别达到4500亿元和3000亿元总左右。对比来看，从“企业部门R&D投入→GDP增长”渠道角度来看，2020年中国企业部门的R&D经费支出为18673.8亿元，比上年增长10.4%。
很显然，中国的企业部门已经是R&D经费投入的主体，2020年企业部门的R&D经费投入所占比重为76.6%。然而，中国企业部门既有的研发投入规模和结构模式，既与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的内在需求不相匹配，也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需求不相匹配。
由此，十四五期间，基于中国正在全面进入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事实，企业部门的R&D经费投入规模仍然有相当大的提升潜力空间，有必要实施针对企业部门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部门的研发投入有效增长计划的必要性。
为此，我们预测，十四五期间企业部门的R&D经费投入增速为平均12%的情形下，到2025年末企业部门的R&D经费投入规模达到32909.62亿元，五年期间增长14240亿元左右。
综合以上的分析，在初步假定中国不同类型创新活动或不同形式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对GDP可能产生的异质性乘数效应，可以得出的初步判断是：
一，从总体层面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总研发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39200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8个百分点；
二，从基础研究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2650-2990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1个百分点；
三，从应用研究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应用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36800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7个百分点。
类似地，从高等院校及政府所属科研机构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及政府所属科研机构部门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9750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3个百分点。
从企业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企业部门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会达到24208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5个百分点。
转型三：绿色大转型。能耗双控、双碳战略要求中国生产方式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首先是成本增长，然后是成本增长促进技术替代，然后是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绿色收益获取。
这种生产方式转变与一般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不同——一般技术创新带来的首先是成本的节省、利润的增长、需求的拓展，它会直接产生内生动力，绿色转型则首先是确权之后的成本分摊和成本增长，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市场动力不足，很多行动都具有公共品属性，必须政府先行，而且对短期GDP的拉动不明显。
碳排放具有空间无关性，是一种全球公共品，碳减排具有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任何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影响都是全球性的，排放带来的经济利益为排放者享有，而其不利影响需要所有人一起承担，反之，减排成本由减排国家或者个体承担，而全球受益。
能源是联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碳排放会受到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能源供给结构的共同影响。
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高度依赖于能源，并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碳排放量。经济活动总量越大，对能源需求量越大，碳排放量往往越大。
由于不同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和类型存在差异，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能源生产技术体现在可提供的能源类别中，不同能源类别碳排放因子不同，化石能源在供给结构中的占比决定了单位能源排放量。
能源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重要因素。从社会经济生产角度看，能源是必要投入要素，但不同能源类别碳排放因子不同，因此存在相对脱钩的可能性。各经济体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同人均GDP之间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但部分国家已出现脱钩趋势。
一方面，随着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化石能源比例下降，带动产业发展低碳化，促进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降低。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助推碳排放转移。从生产侧核算原则下，部分国家较高的发展水平仅带来了少量的排放，呈现脱钩趋势，例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
然而考虑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交易排放量往往从亚洲流向北美和欧洲。西欧、美洲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是碳排放的净进口国，而东欧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净出口国。
我国碳排放仍然处在“总量高、增量高”的历史阶段，且是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净出口国。从流量角度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年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位。
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达101.7亿吨，占全球总量的28%。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在这一节点开始加速上升，从2000年的33.5亿吨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92.7亿吨。随着经济增幅的趋缓以及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自2011年起增速显著放缓，年均增速0.02%，近几年又呈现出升高态势。
同时，中国基于消费的碳排放量比基于生产的碳排放量低14%，是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净出口国。我国作为商品出口大国，其账户中的排放量将最终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用或消费。
从供给侧看，我国碳排放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总量高、强度大”的特点，与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给结构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煤炭长期处于我国能源供应的基础性地位，占比从80%缓慢下降至65%。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结构是由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我国碳排放总量高、强度大的主要原因。
从终端需求看，我国制造业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也是经济增长主力。能源消费是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石，我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费量远远大于农业部门、建筑业部门、生活部门等的能源消费量，占全部行业能源消费的50%以上。
2018年，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费量达到25.9亿吨标准煤，占全部行业能源消费的54.8%。目前，我国已成为制造大国并朝着制造强国的方向不断迈进。国家设置的短、中、长期三个目标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
然而，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力的同时，也是我国碳排放大户，我国碳排放始终保持“二三一”型，8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于工业生产，并且主要集中在电力、钢铁、非金属矿物制品这三个高碳排部门，这些行业集中度较高，且不断上升，抓住它们的能源消费量与能效水平，就抓住了碳排放的“牛鼻子”。
我国高耗能高排放制造行业的能效水平持续提升，目前已达世界先进水平。无论从直接还是完全碳排放强度，我国发电、供热、金属（钢铁、铝）等高耗能行业是碳排放的主力军。2010年以来，我国近90%的工业废气排放都来自高耗能行业。
2000-2017年，高耗能产业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2015年超过全部产业排放的80%。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平均碳排放增速仍在5%以上，2013年后增速有所放缓。我国自2005年开始实施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包括阶梯电价、能效标准和能效标识政策、能效“领跑者”计划、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等，主要高耗能行业基本实现全覆盖，2万余家高耗能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从单位产品耗能来看，我国部分高耗能行业的能效水平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例如煤电2020年度电煤耗平均为310g，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从全球碳经济的典型事实和中国碳经济的基本事实来看，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内都面临着众多复杂的挑战和约束，尤其是在短期内技术水平和能源结构稳定的条件下，其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现阶段至2035年是低碳转型的重要蓄力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爬坡期，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为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方针，建立低碳体系的同时要兼顾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中国人民大学团队预测，若要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2020-2035年中国GDP增长率须达到5%左右。如何实现减排不减能源消费、减排不减经济体量，是我国目前发展的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发展阶段尚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短期内，碳排放量的限制构成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紧约束，对经济增长与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的目标造成冲击。2020年制造业占中国GDP比值超过26%，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制造业也是中国能源消费最大、碳排放最突出的终端部门。
一方面，钢铁、石化、化工等高耗能产业减排的达成极大程度依赖于节能与产业结构调整。而我国自“十一五”开始将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约束性指标之一，三个五年规划期以来，在该指标的引领和倒逼下，我国高耗能产业通过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持续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目前很多产品和行业的能耗水平都已达到较为先进的水平，节能潜力已得到较为充分的释放。由于短期内技术水平的稳定性，碳排放量的限制给传统能耗产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
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比重所呈现的过早过快下降态势，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向好向快增长。应该注意到，高耗能产业比重并不是越低越好，完整的产业链、高端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也需要高耗能产业的产品提供原材料。制造业是全社会基础物质生产和产业创新的“脊梁”，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们要吸取部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教训，不能一味追求服务业占比上升、高耗能占比下降等指标，行业协调发展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在技术水平和需求结构稳定的条件下，碳排放量的限制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紧约束，碳减排的经济代价较大，社会将面临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短期权衡取舍。中国人民大学张红霞团队利用多部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模拟分析未来在达到GDP增长目标的情况下，如何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
结果表明我国三产与二产的相对比例与碳排放总量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在中国GDP发展水平达到预期的约束下，减排技术进步、减排目标实现与制造业占比稳定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三元悖论”。
具体而言，这三者难以同时达到：若要减排技术进步相对容易实现，又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减排目标就难以实现（如情景1）；若要实现减排目标，供给侧的减排技术进步又不够快，需要需求侧发力，则难以保证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如情景2和情景5）；若要实现减排目标，又要制造业的相对稳定，则必须要求供给侧发力，直接排放系数需要飞速下降，这对于减排技术的要求相对较高（如情景3和情景4）。因此，在减排过程中要妥善规划二三产业占比，不可操之过急。
从社会公平角度看，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要兼顾公平，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影响减排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要纠正“运动式”减碳，维持经济正常运行。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奋斗目标，所以减排的过程中也要注重横向公平。横向公平主要指不同经济体或地区和不同收入人群等的碳排放权公平或减排目标设置的公平性。显而易见的是，减排需要付出经济代价。在技术、结构约束情境下，若要在短期内实现碳减排，只能通过压缩碳排放部门的生产规模、放缓经济增长来实现。
在长期中，技术进步、经济与能源结构优化则是碳减排的主要途径。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碳减排都面临着高昂的成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其减排的成本也存在巨大差异。要在各区域和群体之间统筹分配减排责任，理清减排次序，纠正非理性无效率的“运动式”减碳。
其主要表现为地方和企业面对双碳目标，未立先破，脱离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和全国统筹要求，或是盲目跟风表态，采用过严的管控措施，或是不作为，缺乏双碳工作的系统性研究，或是铺摊子，盲目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冲高峰”。
这种“运动式”减碳叠加煤炭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会扩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产生大规模停电限电等现象，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转型四：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大转型。中国土地制度的二元属性曾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找到了绝佳的助力器和加速器。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改革虽然不会过度动摇房地产的支柱产业的地位，但是会改变地方政府收入运行体系，逼迫地方政府运行模式进行革命性变化，同时也会改变中国金融深化的逻辑。
地方政府-房地产-金融机构-地方国有企业相互促进的融资体系将全面变革。有待确立的是双轨住房提供机制在短期稳增长中间的作用、房地产预期以及地方政府的动力。
首先，要超越传统的短周期和长周期的视角，一定要认识到中国房地产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新时代超越了短期行政管控所带来的短期波动，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人口变化和库存周期变化所带来的周期性波动。中国未来整个房地产的基础运行机制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一是由于土地财政走到尽头，城市土地的供应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基于中国土地的二元体系，构建了以地兴市，以地兴企，以土地作为杠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金融化的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形成。但是目前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末端，它所产生的收益在下降、成本在急剧上升。
中国要进入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纠正过去的这种内生推动体系，目前国家已经开始试点改革城市建设用地的形成机制和城市租赁房的土地供应机制。地方发展和地方竞标赛的模式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二是国家出台了大量“房住不炒”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房地产税全面试点的推出宣告房地产的存量调整时代已经到来，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将收缩到有限的范围。以土地为杠杆的金融扩张过程要发生拐点性变化，中国金融深化的逻辑将作出调整。
三是房地产供应模式将从过去20多年的“单一市场轨”转向“市场-政府双轨并行”。不仅稳房价、稳地价和稳预期的机制，同时房地产绑架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模式也将发生改变。
不仅中国人口增速、转移性人口增速以及城镇化速度的放缓将大大降低商品房的需求，存量调整以及政府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保障性住房也将大大改变房地产商传统盈利模式。
这种体制的变化决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种新的时期的转换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用传统库存周期或者库兹涅茨周期，或者短期宏观稳定的行政调控周期来解释最近的房地产的变化。
其次，未来房地产大改革的序幕全面拉开，导致目前这一轮房地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趋势性变化，而不是短期波动。因此在这种趋势性的变化中，就要把市场预期、企业行为、政府行为把握清楚。
我们需要判断政府管控能不能对市场主体的预期以及对于中长期改革程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果不行，在短期稳市场的举措上就要有新思路，而不是在传统思路上面打转。
再次，目前支撑市场的力量不足以稳定当前整个宏观经济，因此需要通过政府轨进行发力。以前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大调整都是政府轨通过各种政策来进行支撑，但政府轨的支撑力量以往都是用于去库存，降成本等措施扶持房地产商稳定宏观。而这种行政管控放松、政府扶持最后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越控制越涨价，房地产资产负债率以及房价朝着我们非既定的方向调整。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走出过去的调控与高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怪圈。
因此这一轮我们完全可以抛弃这样的一种调控模式。当前很重要的是政府轨的力量要纠正房地产市场自身在定价、在资源配置和自身企业发展上的一些不足，要行使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其中很重要的发力点就是新型城镇化，要为城市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同时在短期投资和中期消费上给予整个宏观上的支持。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轨以及租赁市场在未来五年的构建是短期支撑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支持长效机制改革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过去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难以持续的改进，一大原因就是房地产在整个宏观的支柱地位所带来的影响太强烈。因此，房地产绑架宏观经济，从而绑架我们改革的模式一定要解套。
最后，最近美联储所出具的关于中国金融风险的警示，以及罗格夫最近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报告引起了国际市场的关注，认为恒大事件会引发中国整体宏观以及世界金融的变化。我认为这种观点过度夸大了中国当前的状况，因为目前房地产占GDP的比重和对GDP的影响还没有达到欧美最高的水平。
同时中国围绕着房地产市场所做的杠杆虽然很高，但中国相应的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很少，更为重要的支撑是大量的自住需求。所以，我认为美联储和罗格夫的研究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还不是很了解，对于中国下一轮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举措也不是很清楚，而仅是从一些数据进行的简单的外推。2008年后研究中国房地产的国外报告有很多种，他们都会得出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崩溃的结论，但事实上并未崩溃。
我们可以关注国外的观点，但我们也要旗帜鲜明地对这些观点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发表我们的看法。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对于恒大事件的处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恒大事件对于房地产的预期调整有很大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些调整是我们本身政策目标的一环。
当然我们在降杠杆的方法上应该更加审慎，特别对于目前这种高债务、高还本付息率的运行状态，对流动性的管理方式需要更高的艺术和更好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采取行政管控。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度系统性的传导机制，从而按照既定方法、管控模式和体系，使中国经济在未来调整中更为平稳。
当然，近期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回落已经形成，短期内难以进行扭转，并且我们也不希望恢复到过去那种短期、周期性变动模式之中。当前我们要推行基础性改革和短期稳定相并行的一种模式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在短期宏观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上一定要加大力度。因为去杠杆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行为，永远比加杠杆所带来的风险要强劲得多。因此，要把风险防范放在一个战略高度，它和改革推进是并行的两条线，但不意味着是捆绑的两条线，千万不能为了短期稳定来绑架改革进程。
三是政府发挥短期稳定的作用要遵循供求规律，特别是短期和中长期的供求规律。政府的功能不是简单地约束市场和放宽市场，而是政府在一系列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房地产上面有所作为，全力配合新型城镇化，全力配合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倍增计划，给他们提供充裕的租赁服务和低端住房的供给。这样能够维持消费投资的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弥补当前一些财政和相关项目渗透性比较差的缺陷。
目前，我国已经开启城市土地收储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体系的改革以及城市住房供应体系的改革，房地产行业的微观基础也已经发生拐点性变化。
这些改革和调整，需要保持整个房地产市场平稳地变化，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市场体系不能出现过度波动，同时与宏观经济相关联的投资不能出现过度波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已经开始从原来短期管控、强力管控为主，向中长期长效机制建设逐步过渡，这个过渡就要求：
第一，要通过市场轨和政府轨来提供房地产的供给，同时保证房地产投资稳定。通过政府轨力度的逐步加强使城市房地产供求关系达到相对平衡而抑制房价上扬。要为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政策性保障住房，并且比重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第二，土地价格方面，可以把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行入市，而不通过政府收储，如此可以使土地价格的现成机制和土地财政制度得到很好地调整。
综上所述，四大转型在2021-2022年的全面启动和全面叠加，使得中长期的结构性大调整持续与短期稳增长、控风险产生冲突，如何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依然面临许多挑战。
四大转型不仅从各自方面对短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剧烈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加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而且由于相互之间存在政策协调问题，还会进一步叠加交叉产生强化效应。
中国宏观经济能否完全实现常态化，不仅取决于中国政策常态化的路径和战略转换的方式以及政策调整和大转型中的风险控制，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首先，与2021年不同的是，2022年西方主要国家很可能在疫情防控上全面放开，这将对中国疫情防控模式带来巨大的挑战，从而对中国宏观经济内外部运行逻辑带来巨大的冲击。
一是西方疫情防控全面放开将引发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的再调整，从而对我国进出口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中国疫情防控模式不管是否做出全面调整，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逻辑都将面临巨大的冲击，这些冲击都带有强烈不确定性。
其次，全球通货膨胀的出现、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陆续退出、美国三大新刺激政策的落地与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动荡以及全球供应链在疫后的持续调整将给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带来正反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冲击。
1）一方面，全球消费品价格的上扬将带来中国贸易品竞争力的上扬，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又将使成本冲击的力度加强，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
2）美国物价上涨和赤字财政将加大对中国的需求，导致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全面转向，但美国前期持续量宽以及量宽调整带来的金融市场的震荡很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
3）欧美疫情的全面放开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进一步加速，但也可能在调整中出现更严重的新的供应链瓶颈约束问题。
全球疫情持续期不断延长，不仅导致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增长预期下调、不确定性增加，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疫情防控期被动延长，迟迟无法恢复常态。
2021年尽管疫苗研制成功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使得全球疫情形势总体向好，但病毒的不断变异导致疫情持续期大大延长。截至10月底，2021年新增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020年全年的2倍，且每天仍有数十万新增确诊病例。世界经济在稳步复苏中出现分化和放缓迹象，2021和2022年增长预期不断下调。
2021年全球疫情的持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从“外资外贸”转向“经济环境”，即由于外部环境持续处于疫情状态，尽管国内的疫情早已经得到控制，但却永远无法解除防控状态，中国经济也就始终无法回归到疫情前到运行状态。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自2020年2季度起至今，国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就已经控制在100以内，且大部分时期为零星确诊病例或境外输入病例。但只要国外疫情没有清零，国内就始终面临疫情的威胁，全国各地区就无法完全正常运行，居民消费以及旅游等服务业就一直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
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下半年以来，多个国际组织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较上半年时的预期下调，显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放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为5.9%，较7月份预测下调0.1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5.2%，较7月份预测下调0.4个百分点，美国增长6.0%，较7月份预测下调1.0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6.4%，较4月份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中国增长8.0%，较7月份预测下调0.1个百分点，较4月份预测下调0.4个百分点。
目前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疫情中的恢复情况各不相同。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相对较为强劲，美国强刺激快速复苏，欧元区慢刺激缓慢复苏，日本理性管控缓慢复苏等，发达国家各项指数包括GDP、PMI、CPI等都出现较为强势的增长趋势。
发展中经济体则在疫情中艰难恢复经济，印度疫情反复复燃面临多轮疫情影响，俄罗斯经济逐步缓慢复苏，巴西经济前景得到改善，越南经济从高增长急剧转向停滞，南非经济持续不容乐观等。
总览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环境，自2020年年初至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财政货币持续极度宽松，经济脱实相虚的风险已非常之大，资产价格和通胀压力已经全面显现，对于经济下行的忍耐度已经达到新的临机点。下阶段，随着美联储政策转向及市场风险偏好发生逆转，很可能触发资产泡沫破灭。
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较快上涨。一方面是全球制造业回暖、美元持续宽松导致需求回升，另一方面是疫情和减排政策导致供给减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出现较大涨幅，价格指数纷纷回升至2019年水平之上。
10月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平均回升到83.7美元/桶，创近五年来的新高。作为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国，能源价格回升推动我国PPI价格指数出现快速上升，在PPI-CPI传导受阻的背景下，中下游企业承受较大成本压力。
202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至2021年年中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相比年初增幅已近30%，相比疫情前2019年最高点也超过20%，且下半年以来呈现高位上升势头。各类大宗商品指数和大宗商品价格总指数均呈现阶梯状上升趋势，原油、铁矿石、铜、农产品等价格再创近年来新高。
展望2022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将保持高位。一方面是全球制造业回暖、美元持续宽松导致需求回升，另一方面是疫情和减排政策导致供给减少，除非世界经济出现重大风险实践，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难以短期回落。特别是能源价格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将会在中期内持续构成约束。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走向碳中和的过程中，煤炭使用必然受到限制，但是过去10年全球经济低增长下能源投资持续下行，替代能源投入还不充分，风力、水电等绿色能源供给还不稳定，储能方案成本较高，这就导致了全球能源供给存在一个转型期，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供给冲击。预计2022年国际油价仍将处在高位，持续对生产、交通、居住等成本产生冲击。
在经济复苏动力放缓、企业营收减弱的情况下，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显著挤压企业利润，特别是议价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
在针对中小企业调查的全部受访企业中，50%的企业直接从事生产、制造、加工业务，属于前店后厂的制造型企业。在这些企业中，94.2%的企业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显著增加了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
为了解原材料成本向最终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结构的传导效应，进一步询问企业如何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原材料成本上升，调查结果显示，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的议价能力更弱，无法通过提价来转嫁上升的原材料成本。
其中，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中型企业的利润结构影响最大，大部分中型企业无法通过控制其他成本费用支出来维持利润不变。
2020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实施了一系列超常规经济政策，在推动各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带来财政赤字恶化、通胀压力上升、债务风险加剧等一系列问题，给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一系列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使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
一方面，各国大规模财政救助与刺激政策使得全球政府债务风险上升、政策空间收窄，尤其是脆弱经济体和外债比例较高的经济体，未来财政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全球持续维持极低利率水平，资产泡沫风险上扬。主要经济体政策性利率纷纷降至历史极低水平，极大地刺激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严重脱离经济基本面恢复情况。其中，美国政策利率为0-0.25%、日本为-0.1%、欧元区为0.0%，英国为0.1%。
特别是美国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20年3月起美联储大幅降息1.5个百分点至0-0.25%，并采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截至2021年10月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从疫情前约4万亿美元急剧扩张到8.5万亿美元，相比2019年底扩大了1.1倍。
同时，美国政府债务规模达到28.9万亿美元上限，比2019年底大幅扩张了5.7万亿美元，政府债务率从2019年的106%急剧扩张到2020年的128.7%，2021年进一步上升到130%以上。
随着美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日益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必将转向。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趋于稳定，美国CPI于2月开始出现指数型上涨，4月份达到4.2%，6月份达到5.3%。截至9月份，美国失业率已降至4.8%，同时CPI达到5.4%，连续4个月位于5%以上较高通胀水平。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也将加快欧央行货币政策转向。2021年起，欧元区CPI同比也开始快速上涨，于2021年8月同比上涨3%，达到2011年11月以来近十年的最高点。
欧盟统计局表示，能源成本是8月CPI达到最高值的主要驱动力。该情况说明，随着欧元区经济恢复，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在一定情况下也开始加剧，以后可能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中，由于低基数因素，德国CPI出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于2021年9月达到1993年以来最大增幅，上涨原因主要是能源价格和增值税回升。法国CPI走势与德国相似，但是涨幅没有德国明显，主要上涨原因也在于能源价格和服务价格的上涨。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外部环境的主要变量在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转向。一方面是美欧财政货币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是美欧对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两方面都可能会对我国外向型经济产生新的冲击。
疫情以来，美国阶段性放弃了经常账户再平衡，激进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使其对外贸易赤字屡创历史新高，加剧了全球的外部不平衡，也导致通胀输出和重拾贸易摩擦风险。
从美国经常账户贸易变化情况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服务贸易顺差不断减少，月度对外贸易赤字从2020年2月份的380亿美元扩大到2021年9月份的809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逆差从604亿美元上升982亿美元。
根据IMF报告，2020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达到2.95%，比2019年增加0.74个百分点，预计2021年将达到3.5%，比2020年进一步增加0.52个百分点，创下2009年以来的对外贸易最大赤字率。
历史上，美国因为经常账户赤字发起的贸易摩擦、汇率摩擦的例子很多，因为长期的大规模贸易赤字不利于美国提高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维护美元国际货币体系。
如果美国经济取得了实质性修复，美国经济进入了扩张区间，外部贸易赤字问题就很可能会被重新提上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议程。
除了经济基本面因素，决策层的态度同样是影响中美经贸走向的重要因素。整体而言，不同于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成员，拜登核心内阁成员以奥巴马时代的建制派精英为主，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对华态度基本一致，强调自由、规则与竞争。
但必须指出的是，面对我国经贸快速崛起与国际地位上升的既定事实，即使美国两党存在分歧，但在对华经贸态度上却尤为一致。
相较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作为一名更为熟悉我国的政治家，拜登更了解国家层面在贸易领域的对华策略，对比特朗普政府“立竿见影”的关税制裁，拜登更可能采取诸多非关税措施限制我国贸易发展。6月3日，拜登签署行政令，增加了对中国企业“黑名单”的数量，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力度加大。
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将进一步加强TTIP、美日、美韩等贸易协定的推进，通过在知识产权、投资规则、国有企业等相关边境后经贸规则的全面升级以实现对我国未来经贸发展的打压。
此外，由于总统交接所带来的转换成本影响，先前与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所取得的谈判成果大概率在未来的执行过程中受到相应阻碍，增加了中美双方未来的贸易不确定性。
综合考虑美国当前的经济情况、拜登及班底对华经贸态度，受目前美国“供小于求”特征的影响，为尽快提振经济，在短期内美国将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影响，增加与我国的原材料、中间品贸易，并在此基础上有一定条件地消减特朗普时期所遗留的加征关税。
但在长期内，受所谓“平等”贸易的主张影响，拜登政府可能会联合其他贸易伙伴，从边境后贸易规则入手对我国对外贸易发难，并借助如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规则等贸易手段促进相关产业链回流美国，以重振相关工业发展，使得我国对美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进而降低双边经贸规模。
近期美国新政府动作频出，无疑增加了中美贸易关系新的不确定性。随着疫情形势扭转，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再次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中美关系绝非坦途，双方在贸易、科技、金融等其他领域的摩擦会更加频繁，需要提前做好各种应对。
综上所述，今明两年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对国际循环体系的冲击及其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将有新的表现。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延迟、国际冲突的加剧、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以及“去中国化”的抬头，都可能使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上扬，提前稳住内部经济循环基本盘是应对外部冲击和大国竞争的核心基础。
因此在各种战略准备中，进一步恢复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盘，不断巩固住内部产业链的竞争力和畅通性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在外部贸易投资和政治摩擦高峰期到来之前，全面扩充国内市场需求，快速促进市场循环的常态化，是当前窗口期的必然之举。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还没有完全达到常态化水平，全球疫情形势和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结构分化和冷热不均的情况将导致短板效应显化和局部风险上扬。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仍需保持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在超常规政策退出的同时，利用常规性扩张政策填补政策力量下滑的空缺，并在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和战略布局中加快培育国民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1、伴随超常规政策退出，财政政策力度缩小、节奏后移，货币政策持续收紧，使得中国宏观经济的政策性支撑力量全面减少
不同于2020年宏观政策强有力地支撑中国宏观经济快速复苏，2021年以来，超常规政策逐步退出，常规性财政政策节奏后移、力度缩小，货币政策回归防风险基调，使得宏观政策整体收紧，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明显减少，成为影响短期经济走势的核心因素之一。
1）2021年财政政策整体收紧。2020年财政赤字达62693亿元，政府性基金赤字达24510亿元，广义赤字达87203亿元，相应的三个赤字率分别达到6.2%、2.4%、8.6%。
2021年前三季度，财政赤字缩小为15273亿元，规模为2016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政府性基金赤字10355亿元，广义赤字缩小为25628亿元，三个赤字率分别为1.86%、1.26%、3.1%。
广义赤字率特别是财政赤字率不仅显著低于2020年水平，也明显低于2018-2019年同期水平以及2021年预算水平。考虑到政策时滞，下半年宏观经济受到财政政策支撑的力度较弱。
从收支两方面增长情况对比来看，财政政策紧缩情况更为明显。1-9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6.3%，比2019年同期增长8.9%；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3%，比2019年同期增长0.4%；财政赤字规模同比减少55.3%，比2019年同期减少45.3%。
可见，狭义财政政策事实上转入收缩阶段。1-9月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10.5%，比2019年同期增长14.8%；支出同比减少8.8%，比2019年同期增长15.6%；赤字规模同比减少55.3%，比2019年同期增长20.3%。
可见，政府性基金政策相比2020年也有明显收缩，不过仍高于2019年。而且，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节奏明显放缓，发行规模同比骤降。
2）年初财政预算安排富有空间。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年初《预算报告》来看，2021年的财政政策调整实际预留了较大空间，广义赤字的预算规模虽然小于2020年预算，但是大于2020年决算，也显著高于往年。
同时在政策定位上强调要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要，合理安排赤字、债务、支出规模，不急转弯，把握好时度效。年初预算安排和政策定位体现了财政政策以积极姿态向常态回归。
首先，2020年广义赤字实际上合计仅使用了8.72万亿，比预算安排的广义赤字少了2.5万亿。由于疫情冲击，2020年财政预设的支持力度史无前例，广义预算赤字安排规模达11.2万亿，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赤字3.76万亿、地方专项债3.75万亿、一般公共预算中的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2.7万亿、特别国债1万亿。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超预期复苏，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实际收入均高于预算收入，尤其是政府性基金收入比预算高出1.2万亿；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际支出均低于预算支出，尤其是政府性基金支出比预算少了0.8万亿。
其次，2021年广义预算赤字规模虽比2020年广义预算赤字减少2.3万亿，但是比2020年实际所执行的赤字规模不降反增了2000亿。具体来说，2021年的广义预算赤字安排合计为8.9万亿，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赤字3.57万亿、地方专项债3.65万亿、一般公共预算中的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1.68万亿。其中，预算减少的部分主要是特别国债不再发行而减少1万亿、一般公共预算中的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跨周期调节的“蓄水池”）减少1.02万亿，但在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和地方专项债上仅有略微下调。
最后，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策性基金预算支出规模比2020年的决算数增加了1.86万亿元，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策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比2020年决算数减少了2.3万亿元，收支两方面合计4.16万亿元。可见，按照年初预算，2021年财政政策具有较大空间维持积极宽松的状态。
自去年3季度以来，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边际调整，数量上的收缩和价格上的上调反映了对金融风险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是经济复苏下企业融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是债务高企下的滚动压力和违约风险显化。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需要，2021年货币政策选择了数量收缩与融资成本下降相结合的组合模式，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货币政策总体偏紧，社融和M2增速单向下行，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尤其是面对下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没有发挥应有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1）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中性，广义货币供给和信用规模收紧。自去年3季度开始，基础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持续减速下行；自去年4季度开始，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流量增速持续减速下行。9月份，M2同比增长8.3%，较去年6月份回落2.9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回落2.6个百分点，甚至低于2019年同期，显示货币政策明显收紧。9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0.0%，较去年10月份回落3.7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低0.7个百分点。前9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4.7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4.87万亿元。
具体来看，首先，从基础货币发行量来看，9月份，M0同比增长5.5%，M1同比增长3.7%，分别较2020年同期增速回落5.6和4.4个百分点，回到2019年增速水平。M0和M1增速的明显回落，反映了央行有意收紧货币投放力度，并根据市场反应不断调整。其次，从社会融资结构看，信用市场条件明显趋紧，债券融资规模回落。1-9月份，企业债券净融资2.43万亿元，同比少1.67万亿元；政府债券融资4.42万亿元，同比少2.31万亿元，与2020年的扩张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新增委托贷款、新增信托贷款、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融资规模也持续收缩，同比少1.4万亿元。相比2020年同期，仅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小幅扩张1400亿元、新增股票融资规模扩张2000亿元，难抵信用整体紧缩。
2）贷款利率持续稳定，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疫情暴发以来，一年期贷款基础利率（LPR）累计下调了0.3个百分点，2021年10月份为3.85%，自去年4月以来连续19个月维持不变。二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9%，连续6个季度维持在5.0%左右；其中一般贷款利率为5.2%，连续5个季度维持在5.3%左右；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5.4%，连续5个季度维持在5.4%左右。仅从信贷市场价格来看，中国经济仿佛没有经历疫情冲击，经济复苏进程也是一马平川，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年初至今，货币市场利率总体平稳，10月份，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利率为1.96%，与2月份持平；3个月期Shibor利率为2.43%，10年期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为2.97%，较2月份微降0.2个百分点。
3）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金融条件是全世界大国中最紧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无论是相比美国、欧元区以及其它发达经济体，还是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当前中国金融条件都是全球最紧的。
4）从贷款需求的角度看，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条件偏紧影响，我国企业贷款需求开始出现内生性回落。年初以来，大、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纷纷下行，三季度分别降至56.2%、60.7%、72.1%，比一季度回落了7.6、6.1、4.4个百分点。在经济复苏进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企业贷款需求出现明显回落，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投资复苏动力放缓。
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未来必须思考一个重要问题：高债务和高本息还债率下的货币政策定位！随着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率达到286%左右，融资付息率达到接近70%，其中，城投债还本付息在2021年达到3.6万亿，借新还旧比率达到8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存量债务的小比例调整意味着增量债务的大幅波动，一定程度的信贷收紧可能意味着短期投资流量的极度萎缩。
3、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和项目布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带来的战略转换效应，预计将从2022年开始对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力量
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通过和各地区开始布局的一年，2022年将是规划全面实施和具体项目落地的一年。按照中国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的通行和惯例做法，在五年规划的第一年制定总体规划以及各项具体执行规划，在五年规划的第二年才开始真正落实规划中的各项举措。而在以往的五年规划实施过程中，这些惯例做法带来的负面问题并不显著。
然而，在中国已经全面进入结构性改革深水区的情形下，针对中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而言，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依靠塑造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中二者之间具有的独特相互联动机制，即“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进而遏制住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过早过快下滑的苗头，促进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速的稳定和提升。
因此，这些惯例做法所造成的负面问题就非常突出，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各级政府延缓和错失依靠结构性改革推升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速的发展契机，迫使中国在愈加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面临更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就中短期而言，2022年中国将真正进入十四五规划的具体实施阶段。战略转型和战略替换带来的科技创新自立自强的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布局、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短板的补足、扩大内需战略层面的启动等举措，不仅将引发市场经济主体预期的改变，同时也将替代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成为需求扩张的一个基础性力量。
1）经济发展更加注重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主要目标，而“十四五”规划中却并未出现对经济增速的具体要求，而是指出“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
2）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关注创新驱动。在“十四五”规划中，关于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有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和目标，包括“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大于7%”、“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等。
3）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的目标。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60万亿元，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将会催生出多种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
4）绿色经济、绿色能源加快发展。一方面，“十四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提出“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碳中和相关政策的推进要求我们构建起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体系，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提高非化石能源使用量。由此可以预见，这将会推动“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经济和绿色能源的蓬勃发展。
5）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十四五”规划中，“现代农业农村建设工程”、“新型城镇化建设工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程”、“促进边境发展工程”等项目工程充分说明我国政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心；“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以上这些措施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目前，全国31个省（市）均不同程度地公布了本地区的重大项目建设计划。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重大项目计划的梳理，2021年各地区重大项目建设计划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二，项目质量进一步提升。各省（市）发布的重大项目计划均符合国家和本地区“十四五”相关规划，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注重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
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数量较多。各省（市）的产业项目较多，主要涵盖领域为新基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型城镇化、高端装备制造、大数据建设等。
第四，注重民生保障。例如，新疆共安排民生在内等五大领域重点项目350项，总投资16493亿元，宁夏共安排民生保障在内等六大领域项目247个。
第六，项目计划具有较强的动态性。各地区分批次公布项目计划，如天津市第一批重大项目共287个，总投资2540亿元，第二批重大项目446个，总投资3107亿元。
“十四五”规划项目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安排，也必将对短期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强大支撑力量。
通过“十四五”规划及各地区重大项目安排可以看出，今后一段时间内，新基建、新能源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产业将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创新和科技发展将成为投资的重点关注领域。可以说，《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分工领域，完善了投资机制。
可以预见的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并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为盈利性的社会投资提供更加良好的经营环境。《纲要》中特别指明了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在“十四五”阶段将有较多投资机会。同时，“新基建”相比“铁公基”的突出优势本身也在于民间资本有更多投资机会，为民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带来了重要投资机会。
“十四五”规划更加重视创新的发展理念，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制造业持续优化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传统产业得到提升，化工、造纸等重点行业企业改造升级。
当前扩大消费既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现实方案，要点在于使居民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十四五”规划的多个重大项目增加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其次，在《纲要》第四十八章中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出更多政策方案，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使居民有信心有底气消费。而在提高居民消费意愿的方面，“十四五”规划中的项目有助于提高我国各行各业的生产服务水平。
“十四五”规划的多个章节都部署了关于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其中第四章指出，我们要推进科技前沿领域研发，第一个前沿领域就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当下，“人工智能+”成为消费的重要引擎，各类家务机器人等电子产品得到了广泛推崇。《纲要》的第八章强调，要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推动制造业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国内产品对居民的消费吸引力，使得居民有意愿消费。
特别是在《纲要》的第十四章中，着重强调了新形势下全面促进消费的几大要点，包括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扩大节假日消费。
第十四章中还提出要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这些规划落地工作已经陆续展开。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纲要》中确定的扩大内需并不是单纯的短期刺激政策，而是审时度势的基于中长期判断的战略选择，这种战略选择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选择，是短期救助与刺激政策和中长期结构性政策实施的有机结合。对于促进居民消费，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都需要兼顾总量刺激和结构改善。
2021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复苏的一年，呈现出“前高后低”、“结构分化”和“压力加剧”的运行特征。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特征的出现表明，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复苏的进程十分复杂，影响经济复苏进程的力量既有外生因素也有内生因素，既有短期波动和周期调整，又有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冲击，更有政策协调的因素。
因此，从综合性角度来看，宏观经济政策即使进行快速调整，也难以对冲多因素、多层次的下滑压力，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将持续乏力，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回落。
从中期来看，2022年是党的20大召开之年，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的一年，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更是各地政府全面换届之后的一年。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逆转2021年经济复苏乏力、增速回落的势头。
一方面它将部分延续2021年宏观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的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与2021年不同的是，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系列新挑战。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科学判断当前经济下行力量，采取分类应对方法进行应对。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根据总量缺口和结构性问题采取再定位。
第一，科学设定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建议提出“基于疫情的增长目标”，以更好地发挥预期引领作用。全球疫情持续期不断延长，不仅导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增长预期下调、不确定性增加，也使得我国疫情防控期被动延长，经济活动迟迟无法恢复常态。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拥有2003年迅速战胜“非典”的经验，在2020年应对突发疫情方面非常成功，但我们没有2021年这种“疫情拉锯战”的经验，宏观决策部门和微观市场主体都承受较大心理压力。
展望2022年，尽管疫苗研制成功并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使得全球疫情形势总体向好，但病毒的不断变异很可能导致疫情持续期再度延长。因此，提出“基于疫情的增长目标”，不仅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科学制定宏观政策，而且能够为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提供空间，使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更加稳健。
第二，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应当考虑以下几大因素：1）供需两端不对称的收缩和产出缺口的最新变化；2）充分考虑疫情带来的供给损失和潜在供给瓶颈因素的存在；3）要求解决1200万左右城镇新增就业，同时考虑GDP就业弹性的下降带来的冲击；4）必须为各类结构性政策的出台留出经济缓冲空间，适度提高宏观经济对各类改革、风险控制、结构调整的弹性和韧性；5）必须充分考虑美国经济在3大救助政策作用2022年经济复苏的情况，考虑大国博弈全面上扬阶段经济增速竞争的作用；6）同时考虑特殊政治年份中保持经济运行宏观稳定和不出现底板现象的重要性。因此，2022年宏观经济增长目标不宜设定过低，建议在5.5%左右。
第三，高度重视2022年价格环境的复杂性。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变异，特别是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也要重视PPI向CPI 传递效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全面研究新形势下价格形成新机制，特别是对于三大价格剪刀差的研究，同时应当对GDP平减指数的变化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所呼应，在一些结构性价格问题采取相应的行政管控和结构调整措施。2022年中国CPI将有所回升、PPI将出现明显回落，GDP平减指数回落，这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复杂性，需要进行分类精准调整。
第四，坚持从系统论出发，按照中国特色宏观治理框架实施宏观政策，统筹解决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实现增长动力与波动管理、跨周期与逆周期政策有机统一。
1）在总体政策定位上保持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改变目前“名义宽松，实际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困境，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稳健；
4）高度重视供给侧瓶颈约束问题在疫情期间产生的重大冲击，必须针对当前“缺电”、“缺煤”、“缺芯”、“缺柜”等问题采取专项行动进行缓解，并对未来潜在供给侧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研判；
5）认识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防止再次出现“多重叠加”、“层层加码”和“几碰头”问题，对结构性政策的出台做好总体协调和综合研判；
6）进一步研究清楚“双碳战略”、“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战略”以及其他战略在短期宏观稳定、中期债务水平、长期增长潜力等维度的冲击，防止简单化进行战略实施和战略调控；
7）全面研究4大转型全面叠加下宏观经济运行的新规律，防止用旧方法、旧思路、旧工具来处理新问题和新现象；
1）利用好降准工具，同时增加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完善分化经济的兜底机制。我国当前复苏路径还需要政策支撑，货币政策需要在总需求不足和结构性问题固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政策取向和力度都需要更加灵活适度。总量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成本冲击加大，需要货币政策利用好降准工具。同时，面对经济分化的大格局，货币政策需要强调结构性、精准性和直达性。结构型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金融市场不完美，市场分割较为严重。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状况。
在通过总量政策无法保证货币政策能够精准直达时，需要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通过直达性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进行扶持，防止经济进一步分化，通过绿色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大对于绿色投资的支持，启动经济新增长点，对冲下行惯性。
2）在普惠和防风险的前提下，保持杠杆率的稳定。推动以消费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需要进一步增加普惠性消费金融力度。保持杠杆率稳定的核心条件是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利率，利用未来的高增长化解信贷风险。在加强监管和信贷风险控制下，推动正规金融体系和金融科技的融合，提升普惠金融力度。
3）做好应对美联储“加息缩表”风波的准备。美国通胀和资产价格均已经严重超调，目前已经释放“加息缩表”信号，相关市场预期和反向操作将会相应展开。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被迫加入加息阵营，中国目前已经偏紧的货币政策是否具有相应的加息空间，很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常态化进程。
1）疫情暴发以来，相比欧美，我国在居民消费和收入补贴方面的政策力度始终较小，居民消费也始终没有出现强劲复苏，而且近期又出现回落态势，对经济的拖累效应愈发凸显。尽管强劲出口暂时掩盖了内需不足的矛盾，但一方面2022年出口大概率将会回落，另一方面，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征，需要在发展观念上更加强调内生动力和安全的维度，这就必须以内需作为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方向的主要动力，在扩大内需、挖掘内需潜力方面出台一揽子综合方案，向消费促进倾斜、向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延伸。
3）2022年的财政政策还应配合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布局，进行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调整。一是加强科技创新攻关的支出；二是对于国内大循环关键产业链布局的调整；三是积极对接新的扩大内需战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在关键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上的布局，在核心产业上进行国产替代的布局，以及在出口转内销等方面的一系列布局，都需要未来财税改革的配合，需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实现新战略与传统战略的对接。
第七，完善宏观审慎调控框架，注重稳增长与防风险在中长期内的动态平衡。宏观调控需进一步落实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动态平衡，把握政策调控的方式、节奏与力度。
既要避免因防风险而忽略了经济基本面修复，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导致杠杆率被动攀升；更要避免防风险力度过大、节奏过快，导致局部风险急速释放并向其他领域蔓延，引发系统性风险；同时也要避免为稳增长重回刺激政策老路，再度进入“债务—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高度重视经济复苏时政策退出带来的风险问题，需要把“稳杠杆”作为短期宏观监管目标，考虑金融成本持续下降与货币数量收缩相组合的模式进行定位。
对于特殊行业和特殊群体的一些纾困政策可以采取逐步退坡的方式，防止政策悬崖带来的新风险。对于中小微企业的部分财政货币扶持可以出台新的政策进行续接，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和金融系统让利政策等特殊政策应当进行安排适度的过渡措施，不宜快速退出。
部分专项再贷款再贴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工具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既要看到目前利息偿还高达GDP16%左右的负担所带来的国民经济循环的压力和风险积累的问题，也要防止在政策退出和债务调整过程中资金链断裂导致的风险无序释放与风险制造的叠加。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通过和战略布局的一年，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全面实施和项目落地的一年，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统领下，通过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的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布局、国内大循环畅通与短板的补足、扩大内需战略具体举措的启动，不仅有望改善市场主体预期，也有利于替代非常规刺激政策成为短期需求扩张的基础性力量。
在中国已经全面进入结构性改革深水区的情形下，针对中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而言，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依靠塑造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中二者之间具有的独特相互联动机制，即“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进而遏制住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过早过快下滑的苗头，促进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速的稳定和提升。
因此，必须着力避免各级政府延缓和错失依靠结构性改革推升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速的发展契机。尤其是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实施的科技创新全面封锁策略以及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链的围堵策略，对保障中国经济发展权力安全带来了的巨大挑战，迫切需要中国家各级政府尽一切可能优先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倘若2022年中国各级政府仍不能全面启动和落实十四五规划的核心政策，仍将注意力集中在应对疫情防控或对地方经济带来的短期负面冲击方面，对切实落实十四五规划既定的核心改革举措重视不够，很有可能错失中国保障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技术链安全的战略机会，甚至压缩中国主动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策略自主能力的战略空间，迫使在十四五期间乃至2035年期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陷入到更加被动的格局中。
第九，推进关键要素市场化改革，理顺煤电价格关系，做好应对能源危机的准备。9月份我国多地出现拉闸限电等现象，同时国际能源价格也在大幅度攀升，能源价格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并将会在中期内持续构成约束。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走向碳中和的过程中，煤炭使用必然受到限制，但是过去10年全球经济低增长下能源投资持续下行，替代能源投入还不充分，风力、水电等绿色能源供给还不稳定，储能方案成本较高，这就导致了全球能源供给存在一个转型期，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供给冲击。
预计明年国际油价仍将处在高位，持续对生产、交通、居住等成本产生冲击。我国电力问题既是国际大趋势中的一部分，也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我国煤电价格市场化机制还存在较大调整空间。今年煤炭价格涨幅巨大，但是电价上浮比例有限，需要进一步理顺煤电价格体系。
另一方面，在电力的需求端，除了工业超额复苏，新型基建和电源替代也产生很大的新增电力需求。例如，5G基站空载状态下是4G基站能耗的2.5倍，满载状态下是4G基站的3.5倍，同时单位空间5G基站密度大幅度提升，2021年新增电力需求300亿千瓦时。同时，数据中心建设新增电力需求700亿千瓦时。
在“双碳”建设中，电源替代效应更是值得特别关注。工业领域电气化、电锅炉、电窑炉，建筑、交通、农业、商业服务等都产生了大量新增电力需求，2021年新增电力需求1900亿千瓦时。
因此，我国电力紧张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对工业生产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未来电力紧张会逐渐转换为能源成本高位运行，对宏观经济持续产生成本冲击。
第十，就业政策继续实施企业稳岗补贴，增加大学生和青年群体就业渠道，鼓励企业增加应届生就业岗位。发挥灵活就业的补充性优势，做好求职引导和信息对接服务。
此外中小企业调查显示，企业普遍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感受明显、反馈较好，而对租金减免、信贷便利优惠等方面政策的感受较弱。
第十一，科学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手段优化疫情管控方式。在可控条件下，适度放松出行、会议、旅游、餐饮等经济活动限制，促进服务业等相关产业恢复，对受到调控影响的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企业适当补贴。
第十二，利用预期管理工具，加强市场沟通，降低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平台经济、房地产市场、教育文化产业等进行了大量整顿，为实现能耗双控目标，紧急采取了拉闸限电等短期措施，这些从根本上有利于促进未来良性发展的战略举措，由于缺乏良好的市场沟通和预期管理，对市场主体活动产生了干扰。
微观主体对经济运行的直接感受与宏观数据的表现产生一定的背离，社会不同阶层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出现强劲的分化。2022年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将更为复杂，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宏观政策转向、国内宏观经济下行产生的悲观情绪、市场主体对经济困难忍受度的下降等，尤其需要利用好预期管理工具，降低宏观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影响。
（二）针对十四五时期的风险挑战，需要抢抓疫情期间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的窗口期，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在新发展格局的统领下，深入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构建新红利和解决结构性问题，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
第一，在战略层面，科学设定十四五及2035经济增长目标，并通过改革和结构性大调整，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使未来15年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长中枢提升到合意的4.8%以上。
一是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强国战略以及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推进技术进步，全面突破当前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卡脖子约束”，实现中国的新技术红利；
四是全面构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约束，构建新一轮全球化红利。
利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来统领、调整、重构、深化过去的各种战略，通过新4大红利构建来较大幅度提升潜在增速，中国就完全有能力实现2035年收入翻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合意发展目标。
第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特别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从中央层面优化调整现有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区域性发展规划，培育北方经济的新增长极，全面重塑南北经济格局。
传统的东中西划分方法及其相应的发展战略已经难以应对区域经济分化面临的新问题。相比“长三角”等其它几大区域性增长极，北方唯一的“京津冀”无论是在自身经济增长，还是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方面，都越来越难以发挥应有的力度。
同时，原中部六省在经济结构互补性上存在天然不足，而且实际上也分属不同的区域经济圈，各自面向不同的方向布局，缺乏向心力，难以实现有效合作和协调发展。例如，安徽等省市战略布局的重点明显是面向长三角地区。建议探索论证新“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线的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以重振北方经济，更为全国打造一个新的增长极。
第三，加快推出弹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对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和促进经济增长都具有积极效应，更直接增强了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性。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出台延迟退休政策已是势在必行，相关部门也酝酿许久。何时以及如何出台，在于协调好三个时间点：
一是必须抢抓劳动人口退休高峰期，以保证政策效果；二是同时要瞄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低谷期，以发挥调节作用；三是还应尽量借助宏观经济上行期，以利于政策推行。
从我国历年出生人数和未来宏观经济环境预判，2022-2023年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需及时开启延迟退休政策，再往后，政策效果将迅速衰减。根据测算，从2022-23年开始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效果显著，特别是政策实施的前5期，每期可使城市劳动力供给增长200-300万人，拉动GDP增长超过0.5个百分点。
这将有效缓解工作年龄人口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我国实现向注重质量的二次人口红利转换提供宝贵的窗口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掌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接受度，做到有的放矢。特别是对利益受损群体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激励措施，将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需求与实施延迟退休挂钩。
第四，在扩大内需、挖掘内需潜力方面，需要有一揽子综合方案。该方案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而必须真正从扩大内需战略的层面展开，需要中长期的改革方案、中期的战略调整方案和短期的政策方案相配合，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和政策层面来进行多维调整。
因此，在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和解决相对贫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需要重点推出中产阶层倍增计划，从数量倍增和收入倍增两个维度展开。目前的税制安排在缩小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层面，都越来越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
第五，在激发市场活力方面，对于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积极性问题需要保持高度关注，特别是目前民营企业投资激励问题，以及地方政府一些官员存在为官不为、能力不足等问题。
如何在这方面做足文章，使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居民消费信心、社会投资空间进一步提升，依然是我们未来需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几个微观结构性问题。因此，关键领域的改革必须要全面实施、保证落地，真正激发各阶层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被放在了核心位置。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关键在于政府的改革，必须要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数字型政府，让政府的定位和管理职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第六，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在传统发展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内生动力和安全的维度，让我国经济的基本盘更坚实、更具弹性和韧性，确保不发生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需要把安全观念贯彻到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三是更加重视防范极端风险的出现。“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期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期。大国经济发展必须把安全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扩大开放过程中的安全性，对于国际风险的把控能力，必须要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相匹配。
四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高水平开放来打造新的竞争平台。在全球贸易投资环境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不仅要强调对外开放的规模与速度，更要强调开放的效率与安全，在外贸结构和产业布局上进行不断优化。各类产业的全球化布局要更加注重效益和风险的控制，适度压减规模大周期长的海外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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