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诺奖得主:40年里中国技术覆盖全领域 非常惊人

  Jules A Hoffmann :法国生物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理事长,2007年成为法国科学院院长。因发现如何激活先天免疫而与鲁斯兰·麦哲托夫和布鲁斯·博伊特勒分享2011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同年(2011年),奥夫曼和布鲁斯·博伊特勒与 拉尔夫·斯坦曼一起获得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扬他们“关于先天免疫机制激活的发现”。2018年10月底,Jules A Hoffmann参与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并接受网易科技采访。

  1、人类的免疫系统比昆虫的要好的多,但后者的优势是能够很好的战斗,这也是虽然它们的生命周期很短,但是仍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

  2、我自己的印象是中国的进步非常快速,特别是中国有很好的技术,在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医药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像西方国家,甚至亚洲的日本,我对中国的未来也很有信心。

  “我不喜欢这样的问题。”Jules A Hoffmann认为作为一位法国科学家,对中国科学界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是非常不优雅的一件事情。

  黑西装、白衬衫、暗红色的领带,适中的身型,已经77岁的Jules A Hoffmann有着法国人特有的优雅气质,即使是拍照他也依旧会双手插兜、面带微笑的直视镜头。

  因致力于昆虫天然免疫反应相关的基因以及分子通路机制研究。Jules A Hoffmann课题组揭示了果蝇抵抗病原体入侵的天然免疫机制,其同行课题组之后发现此机制在哺乳动物上非常保守。这一重要发现使得人们重新审视天然免疫机制的重要性。由于这一重要发现,霍夫曼教授与Bruce A. Beutler and Ralph M. Steinman同年被授予诺贝生理学或医学奖。

  美国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表示,该研究提供了对人体免疫系统的基本理解,对于借助疫苗探索癌症疗法至关重要。

  在采访中,对于专业性的问题,Jules A Hoffmann侃侃而谈,以至于翻译人员不得不中途打断他的发言。但当被问到“对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进展如何评价?”、“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有何建议?”、“对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有何建议?”这三个主办方提供的问题时,Jules A Hoffmann对网易科技笑称,“你在折磨我,就好象我是在一个监狱里。

  不过,他依旧给出了答案,在他眼中,中国有很好的技术,在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医药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远远超过世界其他的国家,我对中国的未来也很有信心。同时他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科研研究都面临这三个挑战,一是科学问题的创新性,二是要有设备和资金,三是不能急于求成,要稳扎稳打。

  Jules A.Hoffmann: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关注一些非常古老的种群,它们对微生物耐受性很强,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这是因为它们能够产生抗菌肽。

  昆虫是如何产生抗菌肽的?在什么时候产生出来?带着这些疑问研究时,我们发现一个受体,这个受体能够检测真菌和革兰氏阳性细菌的入侵,这种受体在人类、在鼠类当中也是保守的,也就是在整个生物进化的过程当中一直保守,因此非常重要。

  这个受体也就是toll,在从昆虫到人的天然免疫体系里是非常保守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发现最初当你受到入侵的时候,第一道防线就是天然免疫。

  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种类中,80%以上是昆虫,这个防御对于昆虫来说非常重要,在人当中也相当重要,因为绝大多数的微生物都能被天然免疫反应消灭。

  Jules A.Hoffmann:你是说如果人类跟果蝇有一样的免疫力,我们能不能活的更长?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

  昆虫的免疫系统并不是那么好,其实人类的免疫系统比昆虫的要好的多,但它们的优势是能够生很多孩子,产数千个卵。虽然它们的生命也受到很多感染性疾病的威胁,但是种群中部分个体仍然生存,以延续种群。

  而我们人类就不是这样。所有的脊柱动物生殖率非常小,除了鱼以外,因为鱼像果蝇一样能产有上百万的卵,其他的像猫、狗、大象的生殖率是很小的,所以它们需要更加复杂的免疫系统。大概在4亿年前,有脊椎动物就发展出了更具有适应性的免疫系统,也就是适应性免疫。比如说在某个国家发生了一场瘟疫,有数百万的年轻人可能会因此而死掉,但是总会有20%、30%的人会幸存下来,这些人他们的免疫系统能够产生记忆,可以识别并消灭这些细菌,这是一种适应性的免疫,使人类种群能够在瘟疫之后幸存下来。

  Q:Jules A.Hoffmann博士您是怎么看中国在科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在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

  Jules A.Hoffmann: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80年,距离今天已经快40年了,这期间中国的发展如此迅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很多的中国年轻人也被派到国外,特别是派到了美国,有一些还派到法国。

  近几年,我自己也参加了中国广州的一些研究项目,合作的也非常成功。我自己的印象是中国的进步非常快速,现在中国有很好的技术,在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医药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像西方国家,甚至亚洲的日本,所以令我印象深刻,我对中国的未来也很有信心。

  Jules A.Hoffmann: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各个国家的挑战都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比如我研究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领域,这个领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知识量越来越大,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大家也都在非常努力的工作。由此,我认为目前面临三方面的挑战,第一、要有新的想法;第二点要有设备和资金。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比西方国家更加有优势,中国的科学家比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能够得到更直接、更多、也更有力的资金支持。

  另外还要有非常严格的工作条件,稳扎稳打,不要急于求成。就像烹饪,如果做得太快,美味就出不来。所以这是所有国家的挑战,不光是所有中国的挑战。

  Jules A.Hoffmann:中国的科学组织我现在还不是特别熟悉,但以我现在的了解,简单的说,中国在40年时间里覆盖了以前所有的研究领域,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具有高度竞争的水平,完全可以跟西方的国家竞争,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惊人的。

  我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时去过俄罗斯,那个时候俄罗斯虽然正在发生剧变,但也有很好的科学家,不过可惜的是并没有继续保持下来,因此在绝大部分领域,俄罗斯开始走下坡路,但中国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有所支持和发展,并且在国际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玩家。

  Q:最近有报道说,因担心对美国的生物医学受到威胁以及知识产权损失的担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位项目经理希望临时中止访问学者项目,这在华人科学家中也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您是怎么看待科学边界的问题?

  Jules A.Hoffmann:其实科学家从实验室带回来的资料或数据都是在实验室产生的,这是他们工作的形式,就像我每个星期都读《科学》和《自然》期刊,这是科学领域最好的期刊,期刊里的很多文献都是由在中国工作的纯中国人发表的,不是华裔美国人、或者是华裔法国人。

  Jules A.Hoffmann:这不是一个什么新的问题,这种问题肯定是长时间就存在的,而且存在所有的地方、所有行业中。

  在美国人和欧洲人中有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会从进口技术和高科技中获利,但商业和科学是不同的产业,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扩大到科学领域,因为科学是开放的,在科学领域,每个人所做的工作都必须要通过出版物来验证,出版文献就在那里,大家都可以阅读,所以对于每一位科学家来说,一旦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你的工作就是可以复制,这也意味着你要公布所有的数据和方法,这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我认为这种风险和威胁不会扩大到科学领域。我认为对全人类而言,最基本的知识都是一样的,就是培训和努力,还有幸运。

  Jules A.Hoffmann:我要是说的是,没有任何一个重大的发现是能够被预测的。比如说抗生素,也是由于幸运被发现的,是不能够预测的。再比如最近的诺贝尔药学诺奖颁给了吉姆爱得森,获奖理由是发现了癌症的阻断点,实际上这个分子在很多年以前就有人发现了,也不是预测出来的。

  朱尔·A·奥夫曼(法语:Jules A. Hoffmann,1941年8月2日-),出生于卢森堡埃希特纳赫,法国生物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理事长,2007年成为法国科学院院长。因发现如何激活先天免疫而与鲁斯兰·麦哲托夫和布鲁斯·博伊特勒分享2011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同年(2011年),奥夫曼和布鲁斯·博伊特勒与 拉尔夫·斯坦曼一起获得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扬他们“关于先天免疫机制激活的发现”。

  他大学本科时学的是生物化学,不过没有取得学士学位。后来他于1969年取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生物学博士。1973到1974年在德国马尔堡的马尔堡大学的生物化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

  1964到1968年,他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助理研究员,1969年成为一名联合研究员。从1974年开始,他成为该中心的一名研究主任。1978到2005年,他担任CNRS昆虫免疫反应与发展联合研究的主任,1993年到2005年他是CNRS的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所的主任。

  他是德国利奥波第那科学院、法国科学院、法兰西学术院、Academia Europaea、欧洲分子生物组织(EMBO)、美国文理科学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