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云德，1929年7月出生，江苏常州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曾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中国生物医学领域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中国现代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同时被誉为“中国干扰素之父”。
侯云德院士，是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第29位得主。在今年1月份，他和另一位获奖者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一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被颁授证书。
首先，作为国家最高的科技奖项，一年一度才产生两位获奖人，有些年份因为候选人得票数不够，宁缺勿滥，甚至出现奖项空缺的情况。
这个奖项不仅评审程序严格，据说有着七大考评步骤，过程中间候选人要经受20多位专家组成的最高评审委员会面对面的考评和科研现场的考察。审定通过后，还要经科技部审核、国务院总理批准，最后由国家主席签署奖励证书。
侯云德之前的那些最高科技奖得主如袁隆平、王选、屠呦呦等人，也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大科学家坐在评审团面前接受考评，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发人暇想。
其次，能够得奖的候选人，首先要符合一条硬指标——获奖人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
网易科技记者注意到，科技部的官网中有一则对侯云德的人物介绍，其中有一系列“国际独创”、“世界第一”、“我国首个”的表述：
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侯云德率先利用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方法，完成了当时中国最大基因组——痘苗病毒天坛株的全基因组测序”，“率先研发出国际独创、我国首个基因工程药物（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干扰素α1b，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零’突破，随后又在短短数年间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I类和6个国家II类基因工程新药”，他所研制的基因工程药物“不仅已应用于上千万患者的临床治疗，而且成功替代国际进口产品并产生数十亿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最近的十年，侯云德又带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专家组，“顶层设计了我国2008—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和降低‘三病两率’的总体规划”、“布局建立了多部门、多领域、覆盖全国的传染病检测平台和监测网络，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技术和能力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
另外，“他还主导了2009年我国H1N1流感大流行的防控应对和科技攻关，取得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使我国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成功干预的先例。”
从这些介绍中看，侯云德和其他历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一样，有很深的资历和突出贡献。同时，一直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为传染病的控防倾注精力。
2008年，侯云德79岁，不仅没有退休，还被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卸任。有媒体报道说，他如今年近九十，还在上班。
今年10月末，网易科技记者采访侯云德，当面向他求证这件事，侯云德一听，笑了起来，答说，“也不是天天上班，反正就是天天有事，事情比较多。”
这一点上，奔九的侯云德和袁隆平院士、孙家栋院士等国家最高科学奖得主相似，都是闲不下来的老头儿。袁隆平一直在忙碌着稻田里的事情，孙家栋目前还担任着风云二号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探月工程高级顾问、北斗导航系统高级顾问等职衔。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近年来，中国全国传染病疫情总体形势稳中有降，报告再次强调了一般公众并不了解的几件事情：成功应对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及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病和黄热病等输入性疫情、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国已经具备在72小时内检测300余种病原体的能力等，而这些工作，都与侯云德领衔的国家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团队的幕后工作密不可分。
成为国家最高科学奖得主后，侯云德光环耀眼，在公开场合受着热烈的簇拥，求签名、求合影的人比比皆是，应接不暇，以致能出现抬不开腿、迈不开步的场景。
但他并不是一个擅长自我包装和宣传的明星科学家。至少从媒体表现上看，此前，他的大半生都没有进入过公众、媒体的视线，称得上是默默无闻。
网易科技记者检索发现，对侯云德的各种报道，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他得奖之后，而在今年1月之前，网上看不到有关于侯云德其人的新闻报道，尽管他已经在中国的传染病研究领域忙碌了超过半个世纪。
也许是学术领域阻隔了普通公众的认知，也许是行事低调不爱张扬，在公众视野里长期“缺位”、无人问津，到一跃而成为焦点人物，一冷一热，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副所长董小平介绍到侯云德的时候，这样说——“他在我们国家多次重大的疫情当中，是一个拍板的人，他是一个专家委员会的主任，这种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可真是不好当，他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去扑灭火山的人。”
与传染病抗争，是一场无休止的战役，现实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发生病菌、病毒的变异，对于科学家来讲，在这条战线上，并没有一道可以一劳永役的“长城”能够筑成，这完全是一个动态的攻防过程。而由侯云德院士等人组成的科学家队伍，在“最前线”驻守和巡视，最大可能确保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不被各种病毒攻破，成为一道不为人知的重要屏障。
“我们研究病毒学的目的是什么？1845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11条提纲回答这个问题——‘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在10月份的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上，侯云德登台作了一场以“病毒感染与免疫”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结尾时，面对现场近千位中外听众，老人以一种感性和哲思的谈吐回顾自己的科研历程，“我学习病毒学快60年了，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改造世界，控制病毒病，要保证我们国家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造福于人类。”
传染病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对于多数公众而言，莫过于15年前（2003年）席卷全球的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那场疫情在中国为祸至为惨痛，带给人们的心灵震颤至为深刻。媒体报道说，当时身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所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侯云德，每天能接到无数个电话催问研究结果。他于事后也坦然地回顾道，“‘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没搞清传播途径，那次我们很被动。”
2003年4月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第一个预防“非典”的药物——α2b干扰素，侯云德等人的这项研究成果被“绿色通道”进入临床实验。有研究称，α-2b干扰素可抑制病毒的复制以及保护细胞免于损伤。间隔五天后，侯云德另一种ω干扰素也进入临床实验。中国科学院在当时一篇专门介绍侯云德的文章中写道，这两种干扰素药物，“相当于救命用的防护服，有助降低普通民众，主要是一线医护人员的感染率。”
虽然最终病魔被击退，但病魔留下的遗患未消，事后，不少患者依然要生活在肺纤维化等后遗症的阴影中，艰难度日。
“我们始终需要严阵以待，不能麻痹大意。”侯云德对网易科技记者说，“传染病是老的控制了新的还会来，不是说我们已经彻底消灭病毒了，病毒还是有的，你不可能消灭病原体的。因为病毒都在变异，你人类有抵抗力了，那新的病毒也会不断产生的。
“马克思说的一句话，叫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的物质，实际上是在不断改变的。世界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不是说一次性就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的。”
侯云德还告诉记者一个不无残酷的事实，“病毒病是治不了的，一般性细菌病是有办法治的，病毒病基本上没治。所以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做好预防。传染病我们对它的控制，单靠治疗是控制不了的，不能单靠治疗，一定要预防。”
侯云德：重点就是减少传染源，根本的控制，还是要靠这种办法。因为传染病的发展主要是三个环节：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一个是易感人群。过去我们是靠打疫苗，通过这个（办法）来减少易感人群，但是打疫苗你得要有相应的疫苗，针对已知的、老的传染病，那是管用的，但是一旦出现新的传染病，你都来不及研制疫苗。（而且）不是任何病都能打疫苗，有的打了反而糟糕了，有免疫病理的情况会发生的。
侯云德：假如一个新的传染病发生了，比如靠呼吸道传播的，它传播得很快，这个还没有办法有效地干预。萨斯后，我们就提出早期诊断、早期处理，遇到这种传染病，病毒挺厉害的，我们就提出隔离，你呆在家里面就不要出去了。这是早期诊断后的措施。这个很简单，你在家里一个礼拜不出去，基本上疫情就控制住了。这个机制非常有效，从国家到各个地方的县级以上的卫生系统，都在采用。
侯云德：这个办法采用以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生了两次大的流行性传染病，我们国家都没有过。我们国家从萨斯以后，没有发生过引起社会恐慌和破坏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大的流行病。
侯云德告诉记者，2009年开始全球范围爆发的甲型h1n1（人感染猪流感），得益于这种机制，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实现了人工控制，按原来的防控状况，这种本来过于迅速和无从阻断的呼吸道传染病，没有在中国大面积爆发。
网易科技：特别基层的疫情，比如某个村庄的疫情、犄角旮旯等盲区死角的疫情，怎么发现？如果有人感染了疫情，不主动检查，那怎么办？
侯云德：从发烧来判断，传染病在潜伏期就会传染了，潜伏期一般是一到七天，大多数人是三天左右，潜伏期里连自己都可能还没有感觉发病，这时候就会传播，潜伏期是不会发烧的，实际已经病了，不发烧，他自己也不知道得了传染病了。（到最后）传染病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要发烧的，一发烧了，你就不要到处乱跑。最关键的，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不然害己也害人，害人还占大多数。
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从国家到省以下各级法定传染病报告机制，每月，各级卫生主管部门都会发布一份统计算据，告知公众各类传染病的发病动态，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
而早诊断早处理的防控办法的采用，更使侯云德相信，在中国，“基本上不会再出现萨斯那样的情况了。”
网易科技记者查看过的资料显示，传染病重大专项设立以来的10年间，中国在应对传染病上面正逐渐取得主动。侯云德在重大专项上的一位搭档院士称，中国已经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的检测技术体系，如果“敌人”是这300种病原中的一种，3天之内就能摸清敌情，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同时，重大专项还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了1600多种病毒，以及十几种细菌，“未来寻找‘敌人’时，这些技术储备就能派上用场。”
资料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用疫苗生产国，主管部门每年批签发疫苗5亿-10亿瓶（支），全球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疫苗生产和销售等环节也时有问题发生，今年就爆出过长春长生假疫苗案，新华社最新消息称，疫苗管理法草案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主管部门负责人公开透露，草案将预防重大疾病疫苗的研制、生产和储备纳入国家战略，为体现最严格监管，草案提出，国家对疫苗生产实行严于一般药品生产的准入制度。
侯云德首先肯定了中国的疫苗应用，他对网易科技记者说，“我们国家打疫苗，世界卫生组织都知道，控制了不少传染病，都表扬过我们。”
侯云德：打疫苗要看不同情况，有的灭活疫苗，打了后会产生异常的免疫反应，有这样的情况，但这属于少数，不应当成为不打疫苗的借口。打疫苗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国家通过打疫苗控制了好多传染病的流行。从经济上讲起来，这也是最便宜，你打次疫苗花多少钱，你得一次病得花多少钱？
打疫苗是最有效，而且是最便宜的。这非常重要。中国人口这么多，主要是靠疫苗，而且中国疫苗水平还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并不落后。
侯云德：应该讲大多数疫苗是安全的，生产环节我们国家有专门管理机构，是要经过检验的，不批准你不能用。操作环节上有好几层，中央有中央的，地方有地方的，只要疫苗出来，用到人群身上之前，各种安全试验都做过，由国家批准了，才能（临床）实施，有一个管理疫苗生产和接种的过程。这种机构都存在的，没有问题的。
网易科技：近些年也出现过假疫苗的事情，像长春长生这样的事件，让人忧心，怎么样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侯云德答：长春长生这个事情是个案了，应该能解决的。疫苗，不能因为长春这个出了问题，好多人就打问号了，不应当打问号。总的来讲，控制传染病，主要靠 疫苗，大部分疫苗是安全的，不安全国家不会批的。
应该不断创新的，任何事都能够创新的，不是说每个疫苗都完美无缺的，有问题也要改进，任何疫苗也好，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是一成不变的。
还有半年多时间就九十岁了，10月那一次在北京演讲完，匆匆来去，侯云德很快回到了深圳家中，之后网易科技记者又数度就工作上的事务与他联系，来来回回，老先生为人爽朗，操着一口苏吴腔的普通话，谈吐既平和又激扬，但凡找他，都愿应答，不厌其烦，其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找他的时候，他经常会回复四个字外加一个叹号——“没有问题！”
谈论起传染病防控，侯云德整个人都在状态之中，明亮的眼神之中透着一股子精神。老先生的语言并不丰富，更多时候擅长的是专业上的表达，但他的那种豪兴飞扬，却是一贯鲜明的。继今年获奖时央视《新闻1+1》为他做了一期节目之后，时逢改革开放四十年，在12月，央视健康又给他拍了一条短视频，视频中的侯云德，虽然年已老迈，但是迎着镜头走来，于风拂衣襟中，目光凝注前方，暮色沧桑，更兼焕然风范。
视频里，老先生语气充沛地说了这么一段画外音，“做研究很快乐，因为不断地有新东西发现，外国人没有发现，我给他发现了，外国人发现错误的，我给他纠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