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上，他与翁帆女士结缡17载，这段婚姻一度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热点，在熟悉杨先生的人际圈中，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告诉网易科技，对于杨翁二位的结合，他们持肯定和赞赏的立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刘钝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杨振宁先生的崇拜者与观察者，据他的了解，因为有翁帆，对杨先生的日常生活与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助益。杨先生家人朋友对此也感到欣慰和高兴，“杨先生的子女在国外生活，和翁帆关系也很好，他们是朋友。”
学术上，杨振宁先生名声巨大，但他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清楚的认识。作为与杨振宁先生有将近30年交往的资深科学史专家，刘钝教授告诉网易科技，杨先生一生的科学成就，已经镌刻在清华大学赠送给他的大理石礼物上了，不妨称之为“杨氏十三诫”。
杨振宁先生晚年回国定居，帮助清华和中国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培育人才。刘钝认为，杨先生的性格使得他不是一位批评者，而是一位建言者。他对中国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寄以乐观的期待，似乎没有钱学森先生“大师之问”的那种困惑。
刘钝教授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颁发的“柯瓦雷奖”获得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与杨振宁先生结识，当时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杨振宁先生则曾受聘担任他们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对中国的科学史事业多有指导与支持。
网易科技：杨先生名望极高，但晚年也受到一些非议，尤其是在他和翁帆女士的结合上，外人是各种的声音和不理解，杨先生自己在意么？
刘钝：现在网络发达是好事情，但也有负面效应，常常会引起起哄、“吃瓜”的情形。对杨先生的各种议论，段子手键盘侠们尤其无聊，他们的无聊，多数来自于无知，少数则来自于无耻。对于这些事情，杨先生未必不知道，但他认为不必理会，这种事情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杨先生很幸运，有一位心甘情愿追随他崇敬他的知性女性，在晚年能陪伴他、照顾他，我们应该祝福杨先生。的确，我们也很感谢翁帆对他的照顾，使杨先生在清华园过得愉快，身体健康，这是好事。
杨先生家人对这件事也很高兴，他的儿女、弟妹和朋友们也都很高兴。杨先生的子女都在国外生活，他们和翁帆的关系也不错，都是好朋友。
我记得一件事，陈方正先生跟杨先生，那交情是很好的，是真正的老朋友。2004年我请陈先生担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竺可桢讲席教授，讲座对全国科学史研究生开放。他班里有一位学生正好在清华大学行政处工作，陈先生就跟这个同学说，你跟学校说一声，要照顾好杨先生。可能那时候陈先生看杨先生一个人孤独地住在清华园里，尽管有一位师傅给他做饭并照顾起居。
2017年9月杨先生与翁帆在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先生95岁寿辰庆祝会上。/图片来源：《晨曦集》
网易科技：百岁高龄的一个老人，从民国一直走到今天，在交流当中，杨先生会有意无意流露一些人生哲学或者人生经验吗？
刘钝：杨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很幸运。我记得在一次私人聚会上，他主动提到人生有四福（知福、惜福、培福、种福），曾文正也提到“四种福相”，他自己很知福，归纳为“聪明、长寿、成功、太平”四个方面。
杨先生说，我从小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不能读书，而我父亲还在中国最好的学校教书。然后我又在精力十足的时候在西南联大学习，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氛围，有好同学（黄昆、张守廉、邓稼先等）、好老师（叶企孙、吴大猷、王竹溪、周培源等）。
到了美国，又赶上物理学白银时代的余绪，爱因斯坦、外尔、费米等老英雄仍在，狄拉克、泡利、泰勒正值壮年；特别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掌门的是奥本海默，聚集了戴森、费曼、派斯、李政道和杨振宁等一帮青年才俊，可以说是风云际会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力日增，摆脱了过去的贫穷落后，他回来定居，这都是好时代，所以他说：我有福。
我觉得他的人生哲学就是知足常乐。社会上的人很少知道，他把纽约长岛的大房子卖了，连同自己的部分积蓄捐给清华大学建设高等研究院。清华给他配的经费，我听说多数也都捐给中心了。他当然不差钱，钱财对他已是身外之物了。
网易科技：现在有一种声音说杨先生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比如将他称为二战后最伟大的科学家，是能排在牛顿、爱因斯坦之后的，您怎么看这种评价？
刘钝：任何人都不要与牛顿和爱因斯坦比。但是杨先生与牛顿、爱因斯坦的研究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就是相信大自然的奥秘是可以认识的，通过数学与对称性支配原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在理论物理方面，杨先生的工作是顶尖的，我觉得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许加个“之一”就更保险一点。你们大概也知道，清华大学在他95岁时送了一件礼物，是一个黑色大理石立方体，顶面是一句杜甫的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杨先生特别喜欢的诗句；四面则分别刻着他在物理学四个领域的贡献。
镌刻着杨振宁先生13项伟大贡献的大理石纪念品。/图片来源：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杨振宁百岁华诞相册》
四个领域分别是凝聚态物理、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每一项下面又有若干子项，合起来一共13项，都属于创造性的一流成果。苏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朗道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的同事弟子将他的创造性工作归结为10项，仿照《圣经》中的“摩西十诫”称为“朗道十诫”。清华那件寿礼，可以称为“杨氏十三诫”，对此复旦大学施郁教授有很好的解说。
当然，杨先生没有像牛顿或爱因斯坦那样的“奇迹”，依我看人类今后也不会再有1666年和1905年那样的机会。不过杨先生的成就足以改变后来物理学的面貌，他的工作是奠基性的，非常重要。杨先生的贡献，还包括他以自己的例子改变了中国人自愧不如外国人的自卑心理，这是他感到得意的事，多次讲过。
刘钝：在我印象里杨先生没有提过类似的问题；反过来，我觉得杨先生好像比较乐观，他总是说中国有最好的大学生，因为他在清华给本科生讲过课，虽然时间不长，他觉得这些孩子都聪明得不得了，加上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中国人又有读书成才的传统，所以他是比较乐观的，他跟我们许多人都不一样。
当然，你要读他的文章，可以知道他也委婉地说出问题所在，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氛围，要有一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气氛，所以他总是怀念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怀念在普林斯顿高研院的时候，说那种自由探索的气氛是造就人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你要理解杨先生的这种乐观情绪，需要站在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看，他父亲那一辈当年教给他的那些东西，中国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丑条约中遭受的诸多屈辱，包括后来的南京大屠杀，这些东西深深埋藏在他心里，所以他看到现在中国国运昌盛很高兴，这些东西在他的《曙光集》《晨曦集》中都提过。在2007年出版的《曙光集》前言中他说过一句话，说自己年纪大了，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帮他看到。10年后杨先生在《晨曦集》前言中则说，最近10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大变化，如果我运气好的话，也许能看到天大亮！
有些人批评他，说什么的都有，但你非要让杨先生去当一个政论家，对什么事都骂上两句，那也不现实。他不是那种性格。
网易科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接下来的30年，您觉得我们国内能再出杨振宁这样的人吗？
刘钝：我觉得30年内中国再出诺贝尔奖或者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是绝对可能的，但是30年内像杨振宁这样的大师不可能再出现，因为这样的人，不光是要有学术上的天分，而且要有人文情怀，有艺术修养，有美学品位，是全面综合的一种文化素养的反映。现在有很多中青年科学家，也很受追棒，在学术上可能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顶尖水平了，但要说达到杨先生的地位，能被世人公认，能青史留名的，我觉得30年的时限可能还是近了一点，还得再往远一点看。杨先生也希望能有更多杰出的中国人成为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他也讲过，他寄希望于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