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疫情带来了数字化经济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无接触经济高速增长。而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变也让中国物流保障的体系发生变革。
本次《新基建访谈》就智慧物流与智慧供应链的话题采访了刘大成教授，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刘大成是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互联网院物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博导、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危险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专家委主任。
刘大成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性能诊断与效率改善，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城市系统工程与产业集聚、产业规划与物流园区规划 ，成本控制与收益管理等。
针对智慧物流与智慧供应链，刘大成教授认为应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功能内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间的资源配置优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资源配置优化和平行产业链或并行供应链之间的资源配置优化。
刘大成教授告诉《新基建访谈》，中国制造真正的核心优势是成本优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和空间优势，所差的是科技劣势、创新劣势、金融劣势和市场劣势。
2019年数字经济的总收入达到35.8万亿元，占99万亿元GDP的36.2%，并解决了1.9亿个就业岗位，仅是“快手“平台就解决了超过2000万人的就业，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支持了500万名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员就业。此次疫情带来了数字化经济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无接触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可能代表了未来产业。
刘教授表示：“此次疫情，我把它分成前后两部分。前期和中后期的差别在于，前期更多聚焦在解决医疗防护物资和医疗资源的运输交付保障，更重要的是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后期面临的问题则聚焦在需求端。”
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疫情前期和中后期的物流体系如何构建？一部分是应急物流，一部分是利用不同的体系来防治。自助自救是什么？比如说湖北武汉，还有全国其他疫区。社区最了解当地情况继而来自助自救。再有是一些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他们是对人们生活或卫生用品的应急保障。还有军队或公共体系，这种以政府为核心的保障体系。最后是我们原来所谓的储备体系，是军民融合。
第一个层次应是功能内的资源配置优化，如仓储中的箱装球理论、运输中的旅行商路径规划问题等，高校科研院所的优化方法基本上属于这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则是功能间的资源配置优化，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支持的“以运分储”、“以储代运”等，仅仅是通过定性优化其收益就远超越第一个层次的优化能力，许多靠直觉参与其中的企业就容易成为创新的主体；
第三个层次是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资源配置优化，如今年中央提出新基建的目标之一——特高压，就是通过坑口发电、特高压输变电到东南沿海来替代传统的“西煤东运”、“北煤南运”以铁路运输从蒙西、山西和陕西的煤炭到东南沿海地区发电，实现了煤电运一体化。
第四个层次则是平行产业链或并行供应链之间的资源配置优化，甚至可以实现先收益后投资的“无本万利”模式。
现存的传统全球产业链生态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消费端，以中国为首的东南亚、南亚、东亚作为生产端，而非洲、南美是沦为资源端，形成针对中国的全球消费-生产-资源的外循环。
”我在2016年进行铁路货运预测的时候，就在讨论中国制造业不断地向中部迁移，而面向消费和生产的服务业则在东南沿海崛起，并根据投入产出的低成本和高效率比较不断引导市场向这两方面不断延展。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东南沿海地区构建国内循环的消费端，在中部地区构建国内循环的生产端，在西部地区构建国内循环的资源端，且东南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距离相当远，经济水平相差大，完全有条件形成国内的消费-生产-资源产业链生态。”
但内循环绝对不是闭关锁国，而更应该是与外循环合作后的取长补短。中国制造真正的核心优势是成本优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和空间优势，所差的是科技劣势、创新劣势、金融劣势和市场劣势。
中小企业的优势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比如大疆无人机，正是在以珠三角、长三角形成的各种产业集群中发展起来的。
首先，他们迎接的是市场供大于求，因为现在处于全球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在产业集群里要被中心化，而不是被边缘化。比如做电子产品，中小企业一定要“扎堆”进入产业地区，才能迎接创新的市场变革和规模优势所带来的低成本，利于我国的组织优势、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
第二，一定要获取资金支持，传统的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难是可以解决的，供链金融同小微企业如何结合决定小微企业是否能自成体系，所以整个供应链以实际的运营来进行融资、构建信用体系是小微企业在未来可见的成长。
第三，小微企业要善用能够提高劳动力效率的技术装备和工具。互联网实际上具有将差异化的供给和个性化的需求精准匹配，并形成规模化的能力。
第四，中小企业的未来一定是从产品向产品加服务的改变，形成供需越来越精准的定位，并且是全面以消费者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