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今天才交作业，一个是认真追剧需要时间，再者想给大家一些缓冲来思考：它“押中作文题”并不意外，那些金句也只是表象。说这部剧是写作文“yyds”，实在是有些小看它了。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涵盖了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甚至哲学的中国近代史百科全书。每一集的情节、画面、台词都暗含着“大语文”知识点。
国外：德军和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鏖战八个月；弗洛伊德提出了精神分析学；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罗曼·罗兰；这一年，美国首次实现了横贯大陆的无线电电话通话。
徽骆驼精神是一个时代的群像。历史上的徽商异军突起，称雄明清商界数百年，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辉煌，铸就了徽州人创新创业、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精神内核。祖籍徽州的一代文豪胡适先生，将之形象地称为徽骆驼精神，多次手书“我们是徽骆驼”、“努力做徽骆驼”。徽骆驼精神由此传扬海内外。
旗人女子：暗示复杂混乱的时代，虽然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封建残骸尚存，落后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
对联：“东土多贤能识大体，西窗共话畅晓戎韬”。意思是中国多贤能志士且识大体顾大局，聚八方英才研究明白军事韬略。强大军事力量，抵御外寇的侵略。而袁世凯和两位大臣确是在商量着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白事+红事+照相的外国人+军队+杂耍：暗示着世风就像一锅大杂烩，宗教迷信、三书六礼为代表的封建糟粕，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而消亡。
清朝末年，统治者昏庸无能。不但被欧洲列强欺负，连邻近的日本都敢和清朝叫板。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把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打得全军覆没。清朝统治者大受刺激，于是官派留学生赴日深造。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是后来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切革新运动的先声。
《辛丑条约》第六条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中美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
两处场景的对比写出了当时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内受国内当权派的欺压，在外受外国列强的欺辱。
延年小心粘出，放生于草丛中。蚂蚁也可称为蝼蚁，也可寓意于最广大的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陈延年是百年前优秀青年学子的代表，他放生蝼蚁，嘴咬糙饼，面露微笑，有着青年学子关心和爱护劳苦大众的寓意。
陈独秀谈中国改革之路，三千年之大变局，三千年之大强敌，何为变局？何为强敌？强敌不光是在武力上，而是制度上，思想上。首先要改变思想，造就一代新人；提出创办《新青年》的想法。
陈延年痛斥陈独秀贪生怕死，不忠不孝。旁人为陈独秀辩白，陈独秀一句话没说，把青蛙扔到水池中，平静的水面激起水花，暗示着新思想也必将把中国这潭死水激起千层浪，青蛙已不是井底之蛙。
抬手遮雨，迎风破浪：不畏艰险，毅然前行，道路是曲折的，艰险的。腋下油纸包里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汽车里吃三明治的少爷：有钱人家的少爷无动于衷享受着舶来的食物，与哭泣的等着被卖的小女孩形成强烈对比。
青年迎雨奔跑，踏水而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泥泞污浊，但是被他一脚踏开。冒雨前行，象征着不畏艰险、毅然无惧，同时也意味着道路曲折、崎岖。不过此时的，显然已经找到了踏开这一沟雨水，迎击这一场风雨的办法，那就是他夹着的青年杂志。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互助论》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活动家和理论家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发表的一部代表作。全书共分八章。它是克鲁泡特金用无政府主义观点写成的一部社会发展史，他认为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而没有权威和强制的社会较之有国家和权力支配的社会，更能保障人的自由、更完善、更理想和富有生命力。
士人，古时指读书人，亦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士人是古代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
1917年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曾对曹家渡工人聚居区做过一个社会调查。得出了以下结论：“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常见男工谋10元，女子做丝厂每月所入亦如此”。
鲁迅先生写过，在当时4个人，东来顺一顿火锅，1块大洋，有酒有肉。一个四人餐火锅，200到300元。
1917、1918年间，北大本科一年的学费是30元、宿费15元、膳费24元，总共是69大洋。合计15000~20000元人民币。
总结：一是抱定宗旨（为什么读书）；二是砥砺德行（修身）；三是敬爱师友。明确求学目的及办学宗旨，望学子们以身作则，匡正流俗，为天下人之道德楷模。勉励学子尊敬师长，团结友爱，实为良好社会风气之必要。极富针对性，有着匡正时弊的重要意义。
用典：《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出现原因基本相同：国家分裂，没有统一的政权。周王朝式微，诸侯国林立。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而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政府没有时间管控教育和思想。
新旧文化碰撞，新文化对旧文化不是决裂，文化是不能割断的，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中成长，对旧文化扬弃和革新。不能一刀切，清一色。
这是蔡元培的办学方针。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重塑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资治通鉴》：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予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始于20世纪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
《示众》讲述了大街上一个犯人被示众的场景，期间出现了各色人围观。“看客心态”是中国传统社会给中国人一笔巨大的“遗产”，是中国国民最普遍的心态之一，是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一次伟大的发现和深刻的概括。
正因为看客心态是国民劣根性的渊源，所以它的发现不仅使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第一要著”是国民精神的改变，而且直接促成了鲁迅弃医从文。
其中一个人对着犯人大喊：“爷们儿，别害怕，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则致敬了《阿Q正传》。“此贼盗窃数目巨大”也致敬了阿Q被诬陷为“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陈独秀上海接胡适，没有接到。陈独秀没见过胡适，只读过文章，几封书信交往就视为知己，比作伯牙子期，也说明陈独秀这个人热情、无拘无束的性格。
要想根本上改造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制度，除了思想启蒙，还要倾听大众的呼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新道路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陈独秀对李大钊的评价：见识超人、侠肝义胆的慷慨悲壮之士。源出唐朝韩愈《送董邵南序》开篇第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胡适说，陈独秀提出的“二十年不讲政治，只推行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正合他的理念，愿一生追随陈独秀。
胡适与李大钊见面后，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辩论，李大钊强调新文化运动要讲政治；而胡适则强调新文化运动不讲政治。
新文化不会离开政治而孤立存在。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对旧文化时代的抨击和摈弃，也是对封建王朝的抨击和摒弃。
胡适与李大钊必然要分道扬镳：胡适从小就漂洋过海，前往美国读书，接受的完全是西化了的教育；而李大钊却一直深入江南一线，体察民情，了解疾苦。
所以，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偏向于一种他所见到的美国式的民主生活状态的宣扬。而李大钊则更倾向于鼓动“唤醒沉睡的民众”，鼓励他们拿起手中武器，为新生活而改变现状。
说白了，胡适的新文化，更多层次的是理论上、缓和式、隐晦式的说教，而李大钊则提倡实践式、激进式、立竿见影式的争斗。
最终的结果是，李大钊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更多的是唤醒劳苦民众斗争的运动，而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则鼓励全民开创西方式的。
关心劳苦大众，在工人中普及列宁主义，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注意，该场景中有个小女孩说：“你就是那个大胡子。”双关语，确实是大胡子。也暗指李大钊就是中国的列宁，是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革命的先驱。
《鲁迅论语文改革》一文中曾经对此进行过解释：“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鲁迅先生已经不止一次提及过汉字的弊病。诸如他在《汉字和拉丁化》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旧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又饱受着西方列强导弹欺凌。想要在文化上救中国人，必然要解决国人文盲的这个问题。
普及教育最大的障碍便是汉字的复杂。作为繁体字的汉字，不仅难以看懂，写起来也十分有难度，这自然就大大提高了普及教育的难度。于是鲁迅和诸多文学大家才会提出废除方块字，以便让中国人学习文化，尽早改变贫困交加的社会局面。
好了，思路进一步发散，我们还可以给孩子做横向的延伸：与《觉醒年代》同一时期，国外发生了哪些大事件呢？
欧洲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法国为中心，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一个最深远的影响就是掀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顺着这条时间线继续捋，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的到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北洋军阀史……很自然地就能回到《觉醒年代》里“新文化运动”这条线上来。
除此之外，《觉醒年代》也是一部艺术品。以车辙、长城做为历史时间文化的特别符号，根据枣树、沙尘等写意画的方法传递历史之韵。单单是第一个镜头里的长城、牌楼、枯树、穷苦大众，以及舞台追光的效果，就已经交代出了核心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