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一：随着癌症生物学研究的深入，管控癌症的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但这很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观点二：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人都说成急功近利，存在误判，其实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另有隐衷。
观点三：在基础科学研究上，我们国家有一大批很有潜力的年轻人，今后十年国家的科学实力会有很大的上升。
观点四：怎么鼓励学生提问和挑战，而不是让他们背很多东西，这要从更初级的教育，比如小学、中学的教育就开始来做这个事。
不是搞生物学的人，对王小凡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就算是个外行，只要稍微看看他的背景，就不难知道他是个什么量级的牛人。
1980年代，同是生物化学专业出身的王小凡和夫人董欣年女士先后赴美留学，他在加州大学，董女士则在西北大学。20年后，他们都成了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王小凡是杜克大学的终身教授、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董欣年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种夫妻同为科学家的搭配，颇不寻常。
王小凡的研究方向，是被医学界公认为人类健康“头号杀手”的癌症。10月29日，也就是网易科技记者在北京见到王院士的隔天，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咏在美国突然去世的消息报出，据说李咏患的就是咽喉癌——一种极其难治的癌症类型，人们为李咏的早逝叹息，也为在癌症这一恶疾面前生命的脆弱不堪而心颤。
人类要确保拥有高健康水平的生命质量，最大希望就寄托在王小凡院士这样一批走在国际科研前沿的杰出科学家身上。在癌症研究上，他有过不少重要的发现，例如，克隆了在癌症发生和生物发育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的TGF-βIII型和II型受体、发现特定的microRNA分子和分泌蛋白作为TGF-β信号转导的中间载体而影响肿瘤微环境的分子机制等，公众虽然不一定都能准确理解这些学术用语所表达出来的含义，但一定能理解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对于人类与癌症搏斗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正是通过他们，医学界才可能知道应该怎么样更好地运用药物和治疗手段来对付它。
李咏去世的消息公开后，人们也在审视中国的癌症医治现状，《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国在治疗癌症用药上，仍不理想，我们最新的药品，在美国已经上市六、七年了，有的正在使用的临床药物甚至已过了三十年。而在其他的治疗技术和机制上，也还有值得提升和加强的地方。
这里面涉及到科研环境和机制、人才培养等诸多问题，王小凡经常在中美两国之间往返，他虽然没有像施一公、饶毅、潘建伟等科学家那样全职回到中国从事科研工作，但他在推进中国科研环境、科研体制的改善方面，同样也在扮演着角色，释放着影响。
在王小凡教授目前的诸多身份中，有两项较为特殊：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加上又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基于国际性的视野和专业背景，他可以较为客观地审视和观察中国的科研现状。2018年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上，王小凡接受网易科技采访。
王小凡：癌症，我们科研上对它越有深入的了解，越知道它是一种多么复杂和难以对付的疾病。癌难治，就是因为癌细胞多变，它的基因组不稳定，而且同一肿瘤中不同癌细胞之间存在多种层次的异质性。在治疗上，你需要有更为精准的诊断和更为多样的药物选择。
癌的潜伏期往往有十到三十年，即使人体中产生了一些癌变的细胞，早期你是感觉不到它，也难以用现有技术手段发现的。它在漫长的潜伏期内，一直在和你的身体免疫系统作斗争。在这个对抗胶着期中人的身体表面上看似乎风平浪静，但癌细胞在这个周期里会不断积累突变，并分泌各种因子改变自己的微环境，躲开或削弱人体免疫系统的控制。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是很强的，理论上能辨认出所有不同于人体正常细胞的微生物和产生变异的细胞，世界上还没有发生的疾病它都有可能对付。但癌细胞不一样，它能通过一系列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分子机制，或者躲避免疫系统的识别、或者阻止那些已经认出癌细胞的免疫系统“战士”的攻击。
但是怎么样让免疫系统认识癌细胞、怎么样让识别出癌细胞的免疫细胞来发挥正常的杀伤功能，现在科学家的科研是到了一个新台阶，新技术也跟上来了。事实上，癌症免疫治疗的概念已经存在很久了，但之前在这个方向的尝试并不成功，让大家都有点失去信心了。现在因为PD-1抗体这种免疫疗法有了新进展，又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现在国外也把这种免疫治疗往主流上推。
在癌症治疗领域，另外一个发展迅速、很有潜力的方向是精确的靶向治疗。简单说就是对特定基因突变的病人来使用专门针对这个特定情况的药物，这样能极大减小副作用和提高有效性。但目前我们靶向治疗的药物选择仍然很有限，同时因为肿瘤异质性的问题难以解决抗药性的问题。整体上讲，虽然癌症治疗方法在过去二十年间有了很大提高，但对于多数癌症病 人我们确实还没有真正治疗的办法。它确实还是最难攻克的疾病。
我在国内有一个发小，两年前在国内因肺癌转移去世。他并没有接受针对特定基因突变的靶向治疗，也没有尝试PD-1抗体的免疫治疗，而只是使用了常规的广谱化疗手段。PD-1免疫疗法当然很贵，但如果他的癌细胞有反应，是有可能产生比较长效的治疗效果的。这个例子也让我感觉许多国内的肿瘤科医生还没有跟上新的医疗形势，或没有经过足够严格的培训训练。我们要加强医生知识体系和观念上的更新，这实际上是人命关天的问题。本来病人能多活几年，你用错了方法，结果就变得糟糕了。
王小凡：癌症是很复杂的疾病，但仍然有它的基本规律。我相信随着人们对癌症生物学的不断深入研究，管控癌症的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但这很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与病毒、病菌等外来物引起的疾病不同，癌细胞是起源于人体自身细胞的，它借用了许多亿万年来人类自身进化得来的精巧分子机制。同时因为基因组的不稳定和持续分裂增殖的能力，它可以充分借助进化的力量来“趋利避害”，逃脱各种治疗干预手段。癌症生物学中还有很多重要的基本问题没有清楚的答案，这些需要有更深入的基础研究来回答。就像PD-1抗体疗法的基础是阐明了PD-1分子通路在免疫系统中的功能一样，更深入的基础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在癌症治疗方面产生更多突破。
一方面，基础科学研究我们正在逐渐的发展，但还是相对比较弱。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以仿制药为主，从企业来讲，需要更多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努力突破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临床转化上和国外比有距离。从基础研究成果到临床应用，这不光只是在实验室做不同的试验。还必须要有明白基础研究内容方法的科研团队到医院去做转化研究，要有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参与，一起设计合理有效的临床试验。这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加大投入，我们现在很缺这方面的人才。
我们的医生如何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专心去做临床研究，去把我们最前沿和源头的科研发现，通过转化，一直到最后做出让老百姓得益的药呢，这些值得思考。
在基础科研上怎么样鼓励真正的原创，而不是口头上空谈？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基础科研这方面，要多直接支持有创新能力的青年科学家。
美国的做法有两套机制，一是以项目支持，一是挑出最好的科学家，投入资金来滚动支持。一旦入选人才支持的项目，在五年或七年的时间范围内，可以有稳定的研究资金，而并不限制具体的研究项目，科学家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考虑怎么将原创性科研进行下去，怎么样跟踪你所发现的最有希望成为重大科研成果的东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下面有一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每年有两百位申请人获得资助。这些申请人不是为了争夺这个称号，大部分人我想都不是为了这顶“帽子”，而是为了自己的科研生涯，都是想把事情做好。因为他入选 “杰青”，他的科研事业可能进行下去。
王小凡：我之前建议过，我们的科研改革，可以考虑过多面上项目的经费投入。目前重大项目少，竞争劲烈。
另一方面是要优化资源配置，我的建议是，如果可以将部分经费放到直接支持优秀科学家个人身上，设定一个周期，每过五年，就来评估你所做的原创性科研，那真正在搞科研的人就会有机会。
当然，这些钱最好是给已经有好几年科研经验的人，这样才比较稳妥。因为如果他已经独立做了四，五年研究了，我们就能看出他能不能胜任，能不能带团队，毕竟除了做科研，他还要能管人管钱。
在基础科学研究上，我们国家有一大批很有潜力的年轻人，我觉得今后十年国家的科学实力会有很大的上升。
网易科技：我们国家现在将原创科研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作为科学家，您怎么看科研原创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王小凡：科技强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成果。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一个需要自己来更多做原始创新的阶段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突破性的原始创新是最能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力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前沿的原创科学技术对于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国家安全等诸多方面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另一个方面，类似于管控癌症的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我们也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在这类问题上提供更多的中国贡献，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原创科学研究。
王小凡：一个是尊重知识产权。随着基础科研实力的上升，我国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原创型新成果出来，因此一定要尊重知识产权。比如说医药，大家问印度为什么可以“山寨”别人的，而且卖得还很便宜，中国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我们不是印度，我们的科研水平正在发展，是个新兴大国，而印度在科学研究水平上还差很远。我们不能够再像多年前那样不尊重知知识产权仿制别人的产品。
我们向西方学习科学研究的传统文化，就要学习这种尊重原创的精神，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创新。这方面需要有一段时间文化传统的碰撞，才能让这种意识逐渐深入到我们的科学文化中。
再一个，我们在高校也常常讲，怎么样鼓励创新性思维，怎么能让大家都敢于挑战权威。前天我们召开座谈会，现场几位老师提到开组会时老是没有人发言。中国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好像老师坐那儿，我们学生就不能讲话了。这种传统，反过来制约着我们。科学真理是不靠论资排辈的，因为面对科学真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确实从西方引入科学研究的时间还太短，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更为平等的交流方式还需要时间来深入人心。像组会这种形式，本来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思想可以发生碰撞，但还可以更好。我们这些人回来，很期待通过与国内的研究人员进行自由的讨论交流从而鼓励这种科学思想碰撞。国内培养的人才也应该通过短期访学等形式出去看看，这会增加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创新的动力。
怎么鼓励学生提问和挑战，而不是让他们背很多东西，这要从更初级的教育，比如小学、中学的教育就开始来做这个事，所以这也有一个长期过程，急不得。
网易科技：您最早是在国内读的大学，改革开放之初，又去国外留学深造，您怎么定位自己与中国、与中国科研事业发展的关系？
王小凡：我在乌鲁木齐上小学6年级时，之后有段时间停学，后来到河南南阳的工厂当工人。做了8年工人后，我通过自学参加高考，1978年秋季进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学习。上大学时，我刚开始学英文；1981年冬，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研究生，之后通过了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考试并赴美留学。
CUSBEA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初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想法，由著名华裔遗传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一手促成。从1981年到1989年，该项目连续派出422人。如今，许多CUSBEA学子已成为活跃于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吴瑞教授是我的榜样，他一生努力推动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发展。我也一直认为为祖国做事是理所应当的。
现在科技创新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国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平台。我们更有责任把中国的事情做好。
网易科技：一大批科学家先后全职回到中国，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虽然没有全职回来，但也经常回来开展学术工作，作为一个在中西间往来的科学家，能给中国的科研事业带来哪些帮助与影响？
王小凡：一大批科学家全职回到中国说明我们国家更为重视科学技术事业，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了很多条件和机会。这些科学家回到国内不仅带来了他们对前沿科学技术的理解，也通过他们的努力在氛围、制度等很多方面改善了国内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
最前沿的科学研究需要有国际视野，要和全球范围内的专家学者交流讨论，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邀请没有利益冲突的专家学者来参与我们的学术评价。我和很多其他专家学者一起参与了国内的一些学术评估活动，帮助许多大学和研究院所建立了更为科学、客观的同行专家评审体系，为进一步改革国内科研评价体系和经费管理方式等问题提供了一些意见建议。
向前看，中国的科技事业已经取得了许多从未有过的重要进步，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期，但也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提高的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努力来推动更多的原始创新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王小凡（1955年－），出生于中国乌鲁木齐，美籍华裔癌症生物学家，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2年考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参加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发起人为吴瑞教授），获得留美资格。王小凡为在同届CUSBEA考试中获得第一名。1982与妻子董欣年双双留学美国。
1987年至199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德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从事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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