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的名词解释：
初唐四杰，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
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
初唐四杰的作品风格：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 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 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 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思想严肃，五言八句的 律诗形式由他们开始了初步的定型。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 唐太宗喜欢 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 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 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滕王阁序》;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 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 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 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 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 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 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 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初唐四杰的意义：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 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 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