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专家朱永新收到一位北京家长来信，反映“双减”政策推行之后，她刚升初一的孩子仍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多睡觉。一学期后虽取得不错成绩，这位“70后”母亲仍焦虑不止。
“双减”以来，不少学生家长、老师的心态尚处于调适过程：既感慨孩子年幼便承受学业之重，也对子女未来心怀担忧。校外培训的“虚火”已明显下降，家长们却“心火”难退。在朱永新看来，社会仍需凝聚对于“双减”政策的共识，也需出台具体措施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朱永新将长信发到网上，一天时间就收获了150余万浏览量。7000多条留言意见各异，家长们激烈讨论“要不要减？”“减什么”“减后怎么办？”。尤其即将面临中考、高考的学生家长，担心孩子成为“双减”政策的“小白鼠”。
全国两会前夕，朱永新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谈到，“双减”本质上是为缓解教育焦虑，呼应社会需求。政策自实施以来，学生作业负担明显减轻，同时遏制了资本在教育领域的野蛮生长，这对教育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他指出，“双减”在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保障不到位、课后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政策落地，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凸显，教师压力明显增大。他今年的提案建议适当增加教师编制，及提高教师待遇。
“对‘双减’的考验更多会体现在升学考试上，所以我们也要关心怎样解决好‘普职分流’问题。”朱永新说，需在升学环节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相关政策。
他提到，不可否认，目前社会关于“职业学校就是差生学校”“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解决这一问题应当从根源着手，对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制度体系进行改造。
对于一些学生初中毕业进入职校，朱永新认为，这种“分流”为时过早，很多学生并未获得平等学习机会。他建议，未来可适当缩短基础教育阶段时间。“比如，现在从上小学到读完高中要12年，未来能否压缩为10年？同时降低课程难度，让学生充分享受学习乐趣，待其高中毕业再进行‘分流’，会更符合成长规律。”
“水平高低不应是普、职院校间的差别，兴趣能力才是。”朱永新说，“社会应当塑造‘重水平轻文凭’‘看能力不看学历’的风尚。”
“我曾对一位朋友讲，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将来是个普通人吗？”朱永新向记者提起了这样一段对话。被问的友人想了想后回答：“如果孩子自己满意，我也可以。”
“双减”政策实施半年多，社会上“鸡娃”现象普遍存在。适度的激励机制有助儿童身心成长，过度施压或将造成子女与家长的双重焦虑。有网友评论，一些家长对子女期望过高，还有家长希望通过子女实现自己的愿望，更违背了教育初衷。
“往最好处努力，但往最坏处着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焦虑。”朱永新说，“父母的一些焦虑有时可能是自己制造的。享受孩子的成长，关注孩子的需求，尊重孩子的兴趣，接受孩子长大成人的事实，父母或许会少很多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