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人精心策划了自己的一生，那就是让-保罗•萨特。这只是我大致得出的结论，并没有100%的结论，并没有100%的确信。我在研究这个人物的过程中，几经起伏。我一开始认为这个人很天真，文学上的才子，政治上的白痴。这类对句是人们很容易下的结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20世纪的堂•吉柯德”，从某种意义上看倒也并没有错。所以一开始萨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比较清晰的，我很容易就把他归为格茨这类人。但越读他的作品，越发觉所有人都被他生命最后三十年所持的政治立场迷惑了，这是一个早已在作品里将这个世界看透，却又保有一部分几乎不可能的天真的人。谁能肯定他不是亨里克？等我读到他后来不作为文学或哲学作品发表的诸如《战俘手记》，1974年《与西蒙娜•波伏瓦的谈话》时，我发觉他做选择的时候心里全明白。他甚至预料到了身后被人冷落的命运。“这的确是个变化的时代，向什么方向变尚不知道，不过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会长久。”又，“荣誉从来不是干净的……我在战后得到的名声，使我想要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但我从来没有把这种声名与我在后世将得到的或得不到的荣誉，混为一谈。那是要到死后才来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既然如此清醒，为什么不站在不湿脚的岸边？因为这既不符合他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我做了选择，人想做什么就是什么”，也违背了他为自己早已策划好的人生。那么这个精心策划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是伏尔泰、雨果、左拉式的人生。这三个人都是先成就文名，然后介入政治。共同点是三人今天都是在先贤祠供人瞻仰。伏尔泰以其宽容精神，雨果以其人道主意，唯左拉的情况要特别一点。
如果不自量力以“文学品尝人”自居的话，我要说，面对左拉，巴尔扎克只是个连锁旅馆的总经理；雨果只是个百科全书的推销员；而乔治•桑更像是个幼稚园老师。论眼睛“尖利无情”，感觉“苛刻刁钻”，以及人生观之“恶”，有几个人能出左拉之右。《卢贡-马卡尔家族》只有一个字，就是“恶”。左拉的眼睛是一双“吃人”的眼睛，那是不允许你有任何秘密收藏的眼睛，那是把火热的心瞬间冻成冰块的眼睛。在他的笔下，这世界只配做个茅坑，臭气熏天，拥挤着一个比一个更卑鄙的人，强者是混蛋，弱者是白痴。在思想上，左拉其实是个极“右”派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与年轻的希特勒的思想倾向差不太远。所以他若活到二站，会站在什么立场，真的很难说。只不过历史不允许我们做什么假设。这样看来，1898年闹出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事件，最大得益者自然是犹太人，其次就要算左拉了。他在最后一刻被人道主义大网打捞上岸，一篇《我控诉》让他从此贴上捍卫人权的标签，凭这张通行证进入中小学教学大纲，也算是买了一张通往永恒的单程车票。
要知道，没有被贴上法国大革命左翼理想标签的作家，不管文才多大，是进不了先贤祠的。所以萨特在战后选择介入左翼政治的路，其实是他必走的。他跟波伏瓦有这样一段对话：
萨特：我的确是照着这些榜样行动的，我早就想过50岁起要搞点政治。
波伏瓦“这是因为那些伟人们也搞政治。
萨特：我没有想过一生从事政治，但在我未来的传记里，应该有一段时期是政治的。
也就是说，前半生他在小说和戏剧里创造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后半生他自己已经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他只要演自己就行了。1945年，他的名声在几星期内便过分地膨胀起来，连他自己也看出比例失衡的东西是危险的：“活着便被视为一座公共纪念碑，并不是好事。”但时代显然如他所愿为他提供了机会，这个机会是烫手的。他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说过：“任何一部文学著作都是一次召唤。”在他眼里，没有无辜的文学，文学都是在向客体的人生揭示某种东西。萨特的名言：“文学必须介入”。此书在1947年战后左翼思想炙手可热时掀起的狂热，的确让他“想要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他只能去身体力行了。而他倒是达到了目的，比如他想做当代伏尔泰，这个标签还真让他拿到了。
1960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打到了最激烈的时候，萨特发起“121宣言”，这个宣言号召法国士兵发下枪杆不服从指挥。这下惹毛了政府和军人。他创办的《现代》杂志被封，老兵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枪毙萨特！”《巴黎竞赛画报》社论的通栏标题是：“萨特，一部发动内战的机器。”法院准备逮捕萨特，但戴高乐在最后一刻说：“伏尔泰是不可抓的。”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此文的第二个地点。
波拿巴街42号没有纪念碑
1962年，波拿巴街42号四楼面向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的那套寓所，在一声巨响中全部被毁。这是萨特母亲的房子，母亲再度守寡后，萨特在此陪他住了二十年。1961年右派军人已经放过一次炸弹，但那次是警告。两次爆炸之间，萨特还在拉丁区莫贝尔广场躲过一次暗杀。看来他开始为介入政治付出代价。对他的电话监听从1968年开始，一直搞到1976年。他60年代以后走向极“左”，受右派这种极端行为的逼迫也是原因之一。我发现人只要选择了立场，就等于闭上了一只眼睛，而另一只睁得过大。况且代价还远不止这些。
人们总喜欢去抓冲在最前面的人的尾巴。萨特还真让人抓住了尾巴。这个尾巴显得特别地难割，正是因为他在1945年以后冲得太快、太前了。可见你跑得越远你的影子也就拖得越长。本来在德军占领时期，法国绝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选择了被迫-或心甘的-合作，真正亲身投入抵抗运动并为之掉脑袋的人，到底还是廖若星辰。因此萨特只有抵抗之心，没有抵抗之实，倒也无可厚非。人家捉住他这个尾巴，是他1945年前的行动与其思想不合，1945年以后的过分行动又与之前的无行动不合。何况无行动倒也罢了，他在文坛的一举成名正是在德军占领时期。1944年5月到6月，他的话剧《禁止旁听》在拉丁区老鸽舍剧场场场爆满的时候，正是抵抗战士和诺曼底登陆的盟军人头落地之时。他自己的解释是：“战前，对于我们来说，参与政治，除了参加共产党，没有什么别的路。而参加共产党在我们看来毕竟还是有太多的东西不对我们的胃口。”但这一解释对这类明显言行不符的事实，显然是不够理直气壮的。如果他战后没有跳得那么左，人们也就没那么方便抓住他的小辫子。而他之所以冲得那么前，难道不正是试图纠正他战前的被动吗？这一切他早在写《魔鬼与上帝》时，就让格茨预言了：“要么立即做，要么永远别做。输赢都是早已定好的，时间和努力都无补于事。”外人只能从行动是否如一来测其真诚与否。他死后很快被一大堆盲目信奉者抛弃，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则并不因此视他为投机家。我读了他那么多的作品，几乎不允许我做此想。我宁可将此人归入我上面的判断：他一步步按照他为自己早已规划好的人生在走，一点都没有偏离航向。他无论如何要先成就文名。而战争给了他机会。大作家几乎都有他们自己的战争。比如很难想象钱仲书的《围城》没有抗日战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没有香港沦陷；海明威的小说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不幸与幸运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试想战争期间他如果介入，无非两个结局，不是战后被判为法奸，就是战时被杀头。而没有成名的他，死也是“白死”了。他自己看得很清楚，还是在1974年与波伏瓦的谈话中，他说，1945年“我已经肯定可以进入文学的不朽了，这就使我此后不再操心这个问题了。”下一步怎么先显然已经打好腹稿。
有一件事已经没有办法测试了。因为萨特没有活得那么长，他曾在话剧《禁止旁听》里让伊内丝说过：“人不是死得太早，就是死得太晚。”那么他自己属于哪一种？1980年他逝世后，左翼理想由于在世界很多地方实践挫折，已经不再时髦。相反，人权、普世的人道主义成了时髦。萨特阵营里的人几乎都成了急先锋。我一直在问，萨特如果活着会怎么样？事实上他若不是喝酒、抽烟、服用大量兴奋机，再活十年是有可能的。他在1964年预言苏联将赶超西方，他说第三世界是革命的火炬，说极“左”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引路人……一桩桩都没有实现。他若活着是承认判断失误，还是像他很多信奉者那样，把当年仍到西方资产阶级身上的罪名，以更不宽容的姿态仍到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身上？所以活得不太长也有好处，给人家一个谜，一生真伪有谁知。在《魔鬼与上帝》里，萨特让一个银行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把人分成三种：有很多钱的，没有钱的，有一点钱的……第三种人要推翻既有的社会秩序，是为了得到他们没有的东西，同时又想保住这一社会秩序，不让别人拿走他们已有的东西。于是他们实际上维护着他们思想上摧毁的东西，或者说他们事实上在摧毁他们装模做样在维护的东西。这些人就是理想主义者。”萨特自己是第三种人吗？
与左拉相比，萨特为他的政治立场付出的多，收获的少。所以知识分子介入政治有点像赌博，宝是很难押准的。这是一场事先难知输赢的游戏，付出的和得到的往往不成比例。比如加缪与萨特在政治上并肩走了一段后，到了战争和鲜血面前，走不下去了。的确加缪那种相当“狡猾的”普世的人道主义，更优雅，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资产阶级是不愿弄脏手的。相对萨特说的“一个革命政权必须清除一定数目的威胁到它的人，我看不出除了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坐牢终归还要放出来。1793年的革命者多半杀得还不够多”。这样的话，普世的人道主义是永远不需要更换的沙龙风景画。萨特有一句话是说给加缪听的：“我们美丽的灵魂，就是他人的死。”在合法的压迫和非法的反抗之间，在让你自生自灭和把你关进劳改营之间，合理还是不合理，文明还是野蛮，界限早已是设好的。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无法评判萨特。
说句实话，就像当年萨特无论如何不反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一样，我对选择了第三世界的萨特，从本能上是带有好感的，因为我来自第三世界，至少有一个声音始终没有退去，它在说：“这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忏悔者。而我们中国人对萨特要下一个评判就更难。萨特当年曾经狂热地推崇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认可红卫兵的造反有理。荒唐的是，当中国终于走出这场革命的时候，寻求思想新坐标的大学生们居然是在萨特那里拿到了思想解放的钥匙。曾经经历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股反思思潮的人都记得，存在主义一度是如此时髦，以至于萨特这个最反资产阶级，最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却成了中国反“左”思潮的思想旗帜。历史就是如此无声地在戏弄着我们。
萨特1980年逝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暗示了自身悲剧与历史悲剧的联系：
“面对这场终有一天会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面对我们这个苦难的星球，绝望又重新跑回来诱惑我：那便是，我们好象永远没有了结的那一天，好象没有目标，只有小小的，个人的意图，而我们为之奋斗的正是这么点意图……不管怎样，这个世界看来是丑陋的、恶劣、没有希望的。这不过是一个将葬身其中的老人内心不慌不忙的绝望。”
我们还是到波拿巴大街42号来结束这一章吧。42号没有纪念碑。在萨特住过的所有旧寓所楼门前，都没有纪念碑。估计与他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有关。他曾说一直梦想自己生前无名，死后成大名。事实好象正好有点相反。人算真是不如天算。42号走出来就是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他常写作和约会的“花神咖啡馆”、“二瓷人咖啡馆”并排立在与广场相连的圣日耳曼大街的拐角处。夏日黄昏，最后一抹斜阳打在了广场教堂钟楼上的时候；冬日晚上，细雨街灯一起打在石块地上的时候，都是让旅行者心动的瞬间。可惜我的词语是没有颜色的。这里的时髦女郎也会在冷雨中露出美腿，但那是不需要出卖的美腿。萨特旧居的楼下，有一家小艺术电影院，12月正在放映王家卫的《2046》。就一部分人的品位来说，世界是满可以大同的。然后你可以拐进广场周围任何一条小街，街角总有什么在等着你，那只能是你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