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深寂的夜色里，金门桥上蜿蜒若带的街灯静静照出桔黄色的光，穿透薄雾辉映在墨蓝的旧金山湾海面上，波光麟麟。整个城市都在安睡。而在第六大街和布拉南街的转角处，两幢巨大的货栈夹住的两边满是花树的小径上，货车的喇叭声与刹车音划碎了宁静的夜。
旧金山鲜花市场里，眩目的荧光灯影下，数以百计的人头在大簇大簇的鲜花后面攒动，满目是加州橘黄的大丁草，橙、黄和紫色的夏威夷天堂鸟，和来自遥远的新加坡的各种颜色的兰花。全美各地的鲜花定购电话此起彼落，客户们争先恐后为那一簇簇花型保护良好花朵大小适中的鲜花下着定金。
鲜花销售的生意依赖着人们心底对戏剧般人生的如此渴望。一束鲜花可以燃起火一般的激情，可以平静下人狂野的嫉妒之心，可以给病人以祥和的安慰。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甚至可以仅仅只是在发间插上一朵小花便象征着你已是社会革命的坚定参与者。而现在这一切回复到仅仅是原始的商业交易。旧金山鲜花市场是全美仅次于洛杉叽的最大的鲜花交易场所，鲜花已经成为这个在过去70年从未停止过变化的城市里永恒不变的风景。在市场薰腻的香氛里，除了现场交易，商人们甚至通过自动或电子进行着鲜花买卖。
直到过去十年，全球的切花贸易仍极大程度上只是家庭生意，相同的农庄一代一代生产着相同的鲜花，亘古不变。而流连在在大约三万家花店和两万三千家超级市场里的美国人每年花在切花和观赏植物上的金额高达一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上代人所花金额的四倍。在人类历史上，鲜花贸易第一次成为全球性的庞大生意甚至引起残酷竞争乃至政治斗争，鲜花贸易也甚至进入到冷冰冰看不见人脸孔的互联网生意中。
在这个四月的一个清晨，威廉.扎比蒂尼在不停歇的十小时忙碌后终于可以坐到花市咖啡店最后一个空位上了。扎比蒂尼一家是旧金山鲜花市场的老手了，威廉的父亲作为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在1921年开垦了家庭农场。“这是穷人的职业，任何人都可以来做它，”扎比说道，市场上所有人都这么亲昵地用扎比来称呼威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家庭一直幸运地得以生意茁壮成长，甚至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人们贫困得买不起肉也要想方设法买“能放在桌子上的一点美好与欢乐。”在六十年代，扎比更把生意扩展到运输分销，把来自超过三十个加州农场的鲜花运送到全国主要的鲜花市场。有一段时间，他成为旧金山地方电台的名人，在每天早上的广播里做些广告向人们推荐今天在花店里应该购买些什么。扎比说，他在尝试让鼓励人们每天都享受鲜花所带来的一切，如同在古老的欧洲一样，每天都有新鲜的花束，而不仅仅总是在特别的日子里才想到去拥有一束鲜花。
然而，这里不是古老的欧洲。像许多的移民一样，扎比一家在加州开垦了自己的花场，这里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硅谷。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他们发现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花场，自己的彩虹木，金鱼草，郁金香都成了高科技革命的震中。“每天都有人要买我们的地皮让我们搬出去，于是我们就成为了真正的不动产发展商了，”扎比说。他们拆掉了绿荫荫的花房并把物业租给了科技公司。但离开旧金山鲜花市场是绝对不会加以考虑的，他说。“我爱这个市场：哪怕只是看看这里的人们，只看看那来自全世界的花儿。”
即使扎比也不得不承认，市场最初始的精神与灵魂已经消失，毕竟时光不再。鲜花从种植到售卖到家庭现在可以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而从前它们是如此娇嫩而禁不起哪怕是一般的长途旅行。这一切得归功于空运直航和在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冷藏科技。即使是最娇嫩的百合花或兰花也能够装箱并运输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美国人消费的切花中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于进口：今天的旧金山鲜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鲜花贸易枢纽，而扎比作为鲜花批发商，经营着超过两百个品种。他的花多数来自新加坡和圣达克鲁兹。在当今的全球性贸易中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仅靠过去的传统式的家庭作坊式经营是无法参与竞争的，”扎比说。
一天早上我驾车穿过旧金山湾到理查蒙得去会见琳娜.海尔。琳娜在黎明前就起来整理她的玫瑰。我到达的时候她正在包装散落的花枝，准备晚上分送到市场。琳娜的花房独自静静的矗立在宁静小镇边缘的街道旁，就像过去的数十年间里的情形，一如当年父亲将花场从柏克利搬来时的模样。在1899年的柏克利，琳娜的祖父开始了这将会传递经三代人的生意。
多年来，琳娜的花场延绵着一望无际的玫瑰，支撑着旧金山市场玫瑰的半壁江山。八十年代早期，海尔的父亲到波哥大考察哥伦比亚新生的鲜花工业。他回来时对自己的女儿说：“我彷佛看见了一列飞奔的列车顺轨道而下，对我们呼啸而来。”
父亲是正确的。1991年国会通过了安德恩贸易优先法案，授权免除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切花进口税。如今美国消费的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玫瑰来自哥伦比亚进口。琳娜和其他的花场主年复一年奔走于华盛顿，希望证实法案摧毁了加州的玫瑰工业，危及到他们的生计，法案完全是个错误。“这就像试图阻止哥伦比亚人生产毒品一样，”海尔忿忿地说道。“但有实际效果吗？当然没有。”
九十年代以来，加州数以千计的玫瑰花场倒闭。1996年，比尔.撒凯关掉了他最大的玫瑰园并卖掉了地皮。这是他父亲1950年在旧金山东部开垦的财富。然后，只剩下两英亩半的花场，撒凯做了件父亲永远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他雇佣了一位市场经理人来帮助自己继续能留在这行业。
经理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减少撒凯生产的玫瑰数量。市场上除了潮水般涌入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玫瑰外，许多印度和非洲农民也开始从海外运入玫瑰。如果谁让撒凯的父亲放弃他的玫瑰，那将无异于让莫扎特应该转行去演奏爵士乐——这是不可想象的故事。“父母告诉我们玫瑰永远都不会过时。但我想我们不得不为旧金山市场带来点不同的东西了。我们开始种植雏菊、百合和向日葵。”
这些决定，正如比尔说的那样，挽救了生意。撒凯那规模比从前小得多了的花场开始了盈利。当我们沿着苗圃散步的时候，比尔不时停下来拽起些生长在花房边一条泥沟里的马蹄莲百合看看。“我们从前忽视了这些，”他说。“现在它们在旧金山市场上为我们带来滚滚财源。许多餐厅购买这些用来做大型展示陈列。”
像比尔.撒凯这样的生意现在或许能够生存下来了。而从家庭式的生产到零售这条链面临来自更大的公众化的公司的竞争。从在各主要城市里的分支机构里，他们能够进行您用来送给病中亲人的康乃馨的从种植生产到销售所有环节的工作。
尽管切花贸易遍及全球，荷兰仍然是占据切花出口最大份额的国家。在荷兰，七个拍卖行把持了世界切花出口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六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南十英里的阿尔斯梅尔鲜花拍卖行进行。
阿尔斯梅尔在拍卖行中的份量正如同上海是无可争议的大城市或者珠穆朗玛峰是无可争议的高山一样，令人畏惧。在它那设有五个拍卖行的大库棚里，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个足球场地。在每天大约四万宗交易中，超过一千九百万枝切花被售出。每天晚上来自欧洲各地的卡车满载着鲜花驶入，也有从十五分钟车程之遥的希佛国际机场运来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产品。拂晓前买主们开始骑着自行车在巨大的场地间穿梭检阅商品，六点半开始交易，鲜花被直送至码头装船运往全球各大城市。到了中午时分，偌大的阿尔斯梅尔广场安静下来，几乎空空如也。
当我参观特拉尼加拉这个荷兰最大之一的玫瑰庄园时，玫瑰专家马歇尔.范.布鲁根领着我浏览了一圈早场拍卖会。他向我解释道，哪些品种能够拉高市场价格甚至比竞争对手们如何在进行操作可能会更加重要。在这个早上卖掉的数百个玫瑰品种中至少超过三十个是在数英里外的特拉尼加拉庄园所出产。如同所有的玫瑰品种培养业者一样，特拉尼加拉庄园向全世界所有引进它所培育的特有品种的玫瑰园收取特许使用费，有时甚至高达每株一美元。阿尔斯梅尔拍卖行的市场分析部负责人马里克.范.韦耶科告诉我现在业界都沉浸在培育新品种的狂热中。“顾客方面总会有一个饱和点，”范.韦耶科说。“因此我们任何时刻都需要新的，更新的，更更新的品种来迎合他们。”在这样的氛围里，荷兰人成为最主要的品种培育源，他们对每一种可能的新品种都大惊小怪如获至宝，如同发现了珍贵的伦勃朗画作一般，激动不已。如果拍卖会上能成功推出一个新品种，将会数以万计的玫瑰庄园都会一窝蜂地去种植这个品种，而财富却仅仅只属于唯一的成功者。
在早场拍卖会上最先出现的是一种很别致的、花瓣深度卷曲叫做艾蒂丝帕芙的樱红色玫瑰，接着是黑美人，一种很繁茂的深红色花型如舞台帘幕的品种，再下来是法兰西鹅黄色的“帕匹隆小狗”，最后出场的是格兰披治。此时范.布鲁根站了起来。格兰披治是特拉尼加拉庄园最近培育的品种，有着与众不同的深红色细而长的花瓣，使得花朵呈星型。然而格兰披治真正不凡的是却花的坚韧度。范.布鲁根声称，格兰披治不再需要加州或者哥伦比亚热烈的阳光来培育，它可以在花瓶里保持至少十二天。这是第一种特拉尼加拉庄园要求经销商以花的名称来销售的玫瑰，期望有朝一日顾客走进花店时直接说，“嗨，伙计！来一打格兰披治！”
在拍卖的休息间歇，拍卖师走到范.布鲁根座位旁告诉他格兰披治可以卖到每枝三荷兰盾约合一点二美元。范.布鲁兴奋得吹起口哨，“这可是个难以置信的价码！”他说着，接着笑起来：“这一切不过是托法国人这个周末庆祝母亲节的福罢了。可是这个日子里谁会介意多花点儿呢？”有了这个价格，许多在为自己的花圃寻找一个稀罕的、价格稍高的玫瑰品种的农场主也许会选择格兰披治了，如果这样，特拉尼加拉庄园的培育者将挣到上千万美元。
这看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然而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却要耗费许多年。前些天范.布鲁根带着我参观了位于阿尔斯梅尔附近的特拉尼加拉庄园花圃：数以万计的杂交玫瑰品种在经受着细致而挑剔的检查。特拉尼加拉每年种植约两万株杂交品种，其中仅仅只有两千株能够在下一年繁殖，而第三年只剩下两百株。到第四年，只剩下极少量的能够在市场中接受考验。
尽管荷兰在1999年鲜花的出口额超过三十亿美元，这个国家的地理现实却是领土狭小，没有厄瓜多尔、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那样的常年适合种植鲜花所需的气候。特拉尼加拉在加州和厄瓜多尔拥有自己的花场，而它的竞争者则把花场开到了津巴布韦、肯尼亚、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地方。在相互竞争的同时，荷兰种植者也通过空运和互联网与世界上其他一些较小较独立的花卉生产者展开竞争。在阿尔斯梅尔我认识了来自印度的曼尼希.米沙拉，他在1996年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了玫瑰种植，“因为这行业看起来就是个冷门。”曼希尼几乎分不清小苍兰和郁金香的差别，可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他省吃俭用积攒下钱来开垦他那四英亩大的花场并把出产的玫瑰船运到阿尔斯梅尔。
为促进花卉业的蓬勃发展，私人资本和荷兰政府在相关的实验研究机构投下数以千万计，以期能延长花卉在花瓶中插放的时间和减少在途运输颠簸的擦伤以及增强其香味。“然而能否培育出新的品种才是我们的未来希望所在，”阿尔斯梅尔的范.韦耶科说。“对于荷兰的业者来说，这是维持荷兰在花卉业至尊地位最有保证的方法，如果我们不能培育出新的品种，那意味着荷兰王朝已走到了尽头。”
从拉丁美洲的花卉农场直航到拥有巨大冷库的迈阿密国际机场只需要不到四小时。迈阿密已经成为鲜花进入美国的首要门户和检查站。通过迈阿密口岸，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在1999年分别有十三万四千吨价值四亿七千万美元的花卉进入美国市场。
一月的一个清晨三点，我坐在了飞往厄瓜多尔的货机座椅上。当我们向南飞越加勒比海时，初升的阳光照耀在南美大陆北岸，弥望的都是从前震撼过比尔.撒凯和琳娜.海尔的景象：一排接一排的长方形花卉农场里满是玫瑰，一望无际。
停机坪上早已整整齐齐堆好无数的打好标签的纸箱，满盛着即将运往迈阿密的玫瑰，彩虹花，百合，向日葵，康乃馨和兰花。在箱子堆中，我找到了二十六岁的罗得里格.阿吉亚拉。阿吉亚拉一家十五年前就开始了花卉种植。“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很少经济作物，仅仅从事一点家庭种植，在基多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他笑着说，“当我们听说花卉这门生计后我们就开始了种植。到现在，我们已经有着非常不错的向日葵出口生意了。”
在基多的市中心，我遇见了从二十年前厄瓜多尔的花卉工业建立伊始就开始从事信贷的马里希奥.达瓦洛斯。身材魁梧总是笑容可掬的达瓦洛斯在七十年代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学博士时可以说对花卉一无所知，然而他听说过发生在哥伦比亚的关于花卉业的一切。“厄瓜多尔没有人有这行的经验，”他说道。“物资匮乏，什么也没有。我们必须从国外空运一切，甚至是包装花卉的那些纸箱。”
当事业开始时，一切的不利因素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达瓦洛斯有着无与伦比的自然条件。他的玫瑰甚至看来可以无须照料就能蓬勃生长。寒冷的秘鲁洋流与温暖的巴拿马洋流以及中安第斯山脉的气流“共同为我们带来了各种所需要的小气候，”达瓦洛斯说，“使得我们能够常年种植大量各种季节性花卉。”向南或向北季节性变换的洋流为厄瓜多尔带来可以预报的雨季，厄瓜多尔每天能够享受长达十二小时的日照。厄瓜多尔现在种植着大概一万六千多种脉管植物，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整个北美大陆的全部植物种类数，还包括超过三千三百种兰花。
由于具有较大的花朵和较长的茎，厄瓜多尔玫瑰很快在批发商中风行起来。这极大的鼓舞了种植者的信心，他们中的很多主要是为荷兰和哥伦比亚的花卉公司供应货源。
厄瓜多尔的花卉工业为国家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收益。即使是在九十年代后期这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鲜花工业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基多六十英里以北的加亚姆比直到1990年仍是一个沉睡中的农牧业小镇。当2000年一月我访问时，这里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唯一一个没有失业的地方。超过四十个花卉公司在这里拥有花圃，覆盖面积将近一千英亩。
在加亚姆比很难找出不在抱怨头痛，胃疼或者其他疾病的人。许多当地政要和医疗部门官员都指责花圃过多使用化学农药。当我采访厄瓜多尔最大的独立玫瑰生产商内陆公司的助理总经理伊万.巴汗蒙德时，他小心谨慎地向我解释公司的安全措施。“我们有健康保险和二十四小时医疗服务，”我们看着一群厄瓜多尔妇女正包装着即将在下午空运往迈阿密的长茎红玫瑰时，他说。“当我们喷洒农药时每个人都会穿戴防护面具和采取保护措施。”
如今内陆公司在它那超过三百英亩的花场上雇佣了周边村落的一千名工人，即使是那些经常抱怨化学农药给他们带来可能伤害的人们也说，如今他们可以挣到从前连想都不敢想象的那么多钱了。大型花卉公司支付的仅仅只是廉价的薪水，而这已经足以改变这里的生活。在加亚姆比附近的圣达马里安尼塔村，二十四岁的塞甘多.罗杰里奥.多潘塔靠为花卉商摘采鲜花每个月能挣到一百美元，这个数目已经比他从前在基多的建筑工地上做一年所挣到的全部还多一倍。二十岁的尤兰达.奎西佩已经做摘采玫瑰的活儿差不多四年了，她说自己由于严重的头痛刚刚离开了这个行业，然而花场已经为她和她的邻居带来了横财。“我家里现在有了电视机，”奎西佩说。“我们还买了收音机。许多家庭都重建了他们的房子。”
许多厄瓜多尔的花卉种植者都担心好日子快到头了，正如八十年代早期琳娜.海尔的父亲预见了来自哥伦比亚的威胁一样，厄瓜多尔人担心着正日渐一日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冲击。“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的自然条件，我们的玫瑰是全世界最好的。然而荷兰正在肯尼亚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地方大量投资，”达瓦洛斯说。“仅仅有自然资源是不够的。”
那么谁将会是花卉贸易中的幸存者？达瓦洛斯相信会有不同的生存空间。在整个市场中，对培育和农场种植都投以巨资的大型荷兰公司来说有他们盈利的地方，而对于生产成本低廉、投资少的小型业者同样也有他们的生存空间。
回到迈阿密后我和杰拉德.史蒂芬公司的创建者戈里.盖迪斯共进早餐。他相信，通过致力于发展全世界第一个以花卉名称命名的全国性零售品牌，他的公司能够在未来的花卉行业里扮演重要的角色。盖迪斯的公司位于距离迈阿密货运站不远处的福特劳德代尔。它是模仿“巨型炸弹”影音店的模式建立的，盖迪斯曾在这间巨无霸影音出租公司担任过几年董事长。“当我们开创巨型炸弹影音店的时候，全美已经有两万五千家影音店了，但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品牌。”他说，“今天全美同样有数以万计的花店，也同样没有一家全国性的品牌。”在我们见面之前的十四个月里，杰拉德.史蒂芬公司已经收购了两百五十家花店。然而作为参与鲜花行业复杂性的见证，自从1998年创立以来，公司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家庭作坊式的鲜花生产是否比大型公司更容易生存下来的条件也许将取决于能否大批量的买卖和快速而经济地把鲜花分销到全球，而这样的潮流最终将把家庭农场挤压出局。至少，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和不远的将来，这些鲜花生产者仍继续精心呵护着他们的玫瑰和百合——这些能放在桌子上的一点美好与欢乐。
（译自2001年4月号<National Geographic>Flower T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