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裳儿：我看风柜
郁闷，基本无话可说。老叫我老姐来的。原来混网易来着。
风柜简介：他也不肯说。楞说他正在失业。有缺主编的请和他联系。
几年之前，从海上过来的一阵阵大大小小的台风，只有 “今年第十三号”或“今年第十八号”这样毫无个性的模糊名字。时间过去之后，人们对某些年里刮过的台风都没有了具体的印象，他们只说，“那年那场大的……”。是的，大的，人们都能模糊地记得，最起码，只有在大台风才会吹倒路边的大树，掀走屋顶的瓦片，冲决江岸的堤坝，偶尔还会带走几个倒霉的人，他们被风带离了这世界之后，人们慢慢地不想念他们。这一年的夏天，当胡锋坐在黑白电视机前，吧唧地吃着当饭的方便面，看着天气预报里漂亮的女主持人，将台风唤作“桃芝”或“飞燕”，惊讶不已。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名称富有诗意，而是胡锋把它们转换为本地方言后，就有了荒诞的味道。
这天，临近傍晚时分，胡锋端着面碗，走到窗前，外面风声呼啸，下着急雨，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地响。他看着窗外白茫茫的景象，突然就想起了棉花地，那边怎么样了？暴风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了，虽然他知道，暴风雨不过是台风登场的前奏，台风要到夜里一点左右，才会在这一带沿海正式登陆。而台风一旦来临，潮水冲决堤坝，那些刚刚棉铃初绽的棉株，都将会被会被盐碱呛死。想棉花做什么？他突然觉得好笑。他把面碗放到了窗台上，那里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碗了。天气热的时候，这些碗间会出现许多的蚂蚁，它们搬运着碗上那些残留着的变硬了的面条，而一旦台风要来，蚂蚁便消失无影无踪。他已经记不清到底吃了几天方便面了，总之吃多了，就跟吃屎没什么两样，不论干吃还是泡吃。这种天气里，他并不在意吃什么，也不在意台风有多大，即使台风把他的房子给吹倒。想到这房子给吹倒，胡锋突然感到好笑——那他就有可能成为灾民了，说不定政府还会发点补偿什么的。他越想越好笑，终于忍不住地笑出了声音。是啊，他在意什么呢？
这时，门被人敲响了。胡锋很奇怪，但是还是去开了门，一个人骂着“狗生的，这么迟开门”，就被雨风推了进来，进屋了还站不稳当。是大强，他没打伞，全身湿透，跟落水狗似的。胡锋说，“早晓得是你个狗生的，我门也不开了。”大强说一甩头，水溅了胡锋一脸，说，“敢？”胡锋又问，“有病哪，这大雨跑来做什么？”“嘿嘿，嘿嘿，”大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跟阿平几个，还缺个人。”胡锋马上猜到大强几个打牌坐不起桌，说，“又找我输钱？不去不去。”大强却继续赔笑，说，“嘿嘿，别这么说，这多绝。兄弟，那天不就是手气背了点嘛。”胡锋认了死劲，说，“不去。”大强却有点要哭的样子，说，“你不去，也行，支点钱给我先，阿平在那边等我。”胡锋气得直想骂娘，但还是把口袋里的余钱都掏了出来，大强这才欢喜了，钻出门，丝毫不顾忌大雨，唱着走调了的《十送红军》，很快消失在青石板路上那头。
事实上胡锋是喜欢玩牌的。牌桌上的注下得不大，但却足够消遣了——除了打牌，他们还能做什么？镇上的年轻人好象都无所事事，坐等天灾。在牌桌前，不管谁赢了请消夜，他们都输了自己一生里那些近乎多余的时间。可是胡锋很久没有去玩牌了，最近的日子里，他只下象棋。和他下象棋的是棉花地那边的老冷头。
老冷头的棉花地在镇东两里多地那边，看似稀疏的棉株挨着江堤延绵开来，有两三亩。棉花地依堤坝，地势比较高，再里面一些，就都是水稻田了。所以这使棉花地看起来不成气候，毕竟镇上只有老冷头一个人种棉花。只有到了绽铃时节，才看得到这棉花地应有的气派。那时，白花花的棉絮努力地把憔绿色的小果撑开，然后被风一点一点地吹干了，直到让人感觉棉花要给风吹飘走。整个棉花地，苍茫一片，谁进去都要染一身白，若是棉絮落在发须上，它便为人凭空添了一些岁数。但这样的景象，这两年一直没出现过，肆虐的台风推着潮水，冲决了堤坝，给日光快晒出一副丰收景象的棉花地，一下就被淹成了泽国。等水退去，棉花已终止了生长，叶子凋零，颈杆惨黄，慢慢腐烂，只有半熟的棉铃顽强地挂在枝头晃动。
老冷头不是本地人，但迁到镇上好多年了，也能算上本地人了，口音和本地人却还是不一样的，便是连他的名字，镇上人似乎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姓冷，这姓在本地是没有的。他和镇上的人来往很少，包下那块地种棉花后，就更象是刻意将自己从镇上的人群里分离出来一样。他几乎每天都待在棉花地里，棚子修修补补很多回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种棉花，谁都知道在那块地上种棉花，欠收或绝收的年景居多，何况，这些年来，县上种棉花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政府好象也懒于收购了。但话说回来，种水稻也好不了哪儿去，因为潮水如果进来毁了棉花地，也势必会毁了地势更低的水稻田。老冷头没有子女，他一个人在棉花地里，临水道搭了一个竹棚，他就住在棚子里，夜里，睡在床上，听见棚子下面风吹着流水响。有个阴天的下午，胡锋找他去下棋，老远看到他从竹棚子蹒跚出来，须发飘扬——就象一幅冰冷的国画。就想，这个老头一定是给人遗忘了。
和老头下棋是很有趣的事，说实话，他们的棋艺都不高明，正因为此，两人捉对便互有胜负，谁也不服谁。老头棋品不错，从不悔棋，胡锋不同，时常要悔的，每到此时，老头便哈哈一笑，倒令胡锋脸红。叫胡锋奇怪的是，自己在镇上的那副品性，到老头面前，就使不出来。他在镇上时，除了长辈，即便是镇长，张口闭口也都是“狗生的”，别人管不到他，但在老头面前，却自觉收敛了。
那个倔强的老头，胡锋劝他这两天到他屋避避，他却不听，死也不肯离开棉花地。胡锋一阵恐慌，马上找出了那件破得不成样子的雨衣，马虎披上。才出门，正好碰上邻居家婶子提着一个猪肚子（可能谁家的猪发瘟给宰了，正好叫她碰上。）跑回家。婶子掏钥匙开门，顺口问正要跑进雨里的胡锋，“阿锋，落大雨，走哪去？”胡锋笑笑，说，“走去将棋。”婶子还没反应过来，“啊？”胡锋却早往江堤那方向，跑远了。
江堤是去棉花地的捷径，是镇上人家出人力，挖滩涂上的硬泥新筑的。这工作人们称之为“打塘”，做一天拿十块钱，每次镇上组织打塘，胡锋，还有大强和阿平几个都去，出工不出力，到拿钱时，却比贼还紧。但不管镇上组织多少人打多少次塘，堤坝总是不牢靠，一遇大台风就垮——经不得潮水冲。现在，堤坝上除了细场的板车辙，还有人脚印，深深浅浅，一片泥泞。而江上，也是一片白茫茫，雨太大了，对面的岛都看不见了。胡锋不敢跑，一跑就会摔倒。还没到棉花地，就看见一个苍老的身影在地里缓缓地移动，天地苍茫，那样子，象是在棉花地走了很久很久。
是老冷头，胡锋连忙走过去。老头穿着肥大的蓑衣，戴着斗笠，活象一个稻草人。他早看见胡锋了，说，“早见到你了，就雨太大，有点不灵清。阿锋，落这大雨，跑来做什么？”胡锋伸手拿住一个棉铃，棉铃很饱满，说，“阿伯，明朝又要刮风，大的很，你还是去我那里吧。”老头不理这个，说，“走你那，棉花怎么办？我这蛮好。走，走棚里将两盘。”然后自己顾自己往棚子那边走，胡锋没办法，只好跟上。
胡锋现在已想不起怎么和这个孤僻的老头熟起来，熟到每天走上两里地找他下棋，印象里似乎和一只鸽子有关。那只鸽子是信鸽，脚上有环，不知道在哪儿给气枪打中了腿，飞不动，落在路边。那天下午，胡锋和大强几个打牌饿了，出来到镇上的店子吃猪脏粉，没走几步就看到它，几个精力过剩的年轻人，眼睛立刻亮了，一起扑过去。那鸽子虽然因脚伤的缘故，落在路边，但飞起来还是没问题的。它不甘被抓，马上扑棱着翅膀，七扭八歪地飞起来。正打算放弃，养过鸽子的阿平说，这是只受伤的鸽子，飞不远。于是一伙人又重新追上去，赶得鸽子无法落地。就这样，追着追着，不知怎么鸽子就飞到了棉花地。一伙人看着鸽子落到棉花地中，马上分开来找，这一来，就踩了许多棉苗。后来老冷头出现了，起先他叫胡锋几个别踩棉苗，但谁都没理他。老头劝不住，气得怒火中烧，操起一根长竹竿就朝这伙人掠过来。谁也没想到老头这么狠，鸽子也顾不上了，跳着脚，都逃走了。
那次事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后，有天下午，胡锋不知怎么，就想着到滩涂上抓蝤蠓。蝤蠓就是清蟹，野生的蝤蠓能卖很高价格，这些年滩涂上已经很少见了。胡锋一路找到几个蝤蠓洞，里面却不是没有蝤蠓，就是个头太小。他埋着头走，不知不觉就走到棉花地堤坝这边。那时胡锋还记得鸽子那档事，所以当他看到老冷头出现在堤坝上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可老头似乎已经忘了鸽子那档事了，或者那天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胡锋，他站在堤坝上，对着一脚涂泥的胡锋喊，“抓蝤蠓哪？”胡锋看他好象没把那档事放心上，就回了一声，“是啊。”老头又喊一声，“抓几个了？”胡锋有点不好意思，回了一声，“没哪。”这声音没喊上去，但老头还是听到了，他笑了起来。他顺着堤坝斜面，慢慢爬下来，跟胡锋说，“你走这来。”胡锋想了一下，过去了。老头走到一个小泥潭边上，指着一个洞穴，对胡锋说，“见着没？这里有一个，我站坝上撒尿，它爬出洞看。”
那个下午，胡锋犹豫着，走进了老冷头的棚子。老头把胡锋抓来的蝤蠓放海碗里，灌醉后蒸了。还没揭锅，溢出来的老酒香，夹着蝤蠓的鲜甜味，就在四周空气里飘来荡去了。后来，两个人一人端一碗老酒，坐在棉花地边上，扯了白生生的蝤蠓腿，眯着眼睛讲了半天话。再后来，老头问胡锋会不会下象棋。胡锋再次犹豫了一下，说，会。于是老头从床底找出一个手绘的棋盘来，上面放了一个红绸布袋，胡锋猜布袋里装的是棋子。棋盘上都是灰，老头有点性急，边走边吹气，灰就飘起来，飘到老酒香似乎还未散尽的空气里。吹不净，又用袖子擦。老头满脸堆笑，说，“有两年没将棋了。”
这一次，老头还是和平时一样性急，进棚子立马脱了蓑衣，摘去斗笠，把床底的棋盘摸出来了，放上桌，摆起棋来。胡锋却不动，只看着他。老头觉得不对劲，就说，“你摆棋哪。”胡锋说，“还将什么棋，台风来，阿伯，你个棚子会给刮没掉。”老头说，“没了就没了。”胡锋说，“棚没了当然没关系，我是讲你命也会没了去。”老头说，“别讲这，将棋。”胡锋说，“不将，要将到我屋将。”老头动手把胡锋这边的棋也摆上了，说，“到你屋棉花怎么办？”胡锋说，“你在这就能替棉花护着？”老头说，“我看着塌实。”胡锋说，“命没了塌实什么？”于是老头不说话，起身倒了碗水喝。完了，仿佛找不到事做，身子在原地转了两次后，才重新坐下来。
棚子是漏水的，好几道水线，明晃晃地落下来，有如珍珠散落，而风则从竹棚的各条缝隙间窜进来，“嗤嗤”地响——外面，风已经很大了。老头心无旁鹜，眼盯着棋盘，想也不想，开了个当头炮，再看胡锋这边，稍微想了一下，替胡锋走马，接着替自己出车，再想一下，替胡锋架炮。就这样，他一个人，自己管双方，来来往往，走了十几手，只当胡锋不在一样。胡锋看着看着，就沉不住气了，当老头要替他移相时，连忙拦住老头的手，自己用车逼王。老头一看，笑了，说，“这有一军？没看见。”胡锋说，“晓得你棋臭。”老头不服气，就说，“我是逼你。”胡锋笑了，老头因为自己说了真相，也笑了。
到底棋还是两个人下的。胡锋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天有点暗下来了，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风雨飘摇之中。胡锋走了个子，说，“你怎就不肯走我屋呢？”老头大半天不回答，只顾看着棋盘，好不容易走了一个马后，抬起头，看着胡锋，说，“那白鸽我给放了。”胡锋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原来老头知道鸽子那事里有他，他还一直以为老头没认出他呢。
那次给老头用竹竿赶出棉花地后，大强和阿平就说着要报复一下老头，但后来都忙着玩牌了，谁也没当回事放心上。胡锋和老头一起吃蝤蠓后，一伙人知道了两人的交情，就再没提这事了，却也没胆子跟胡锋一起，到竹棚吃老头做的盐水煮豆子。一伙人很好奇胡锋怎么会和老头搅到一处，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群二十五六岁的单身汉，除了玩牌之外，还打架，不得已地在镇上游荡，招惹年纪正好的女人，偶尔也偷点东西，无事生非，除此之外，似乎无事可做。镇上的人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却都骂他们是狗生的。狗生就狗生，也无所谓了。一伙人都这么想，只要玩牌凑得起桌子即可，一辈子是很快的事。
老头接着说，“白鸽只伤了腿，包包就好了。”胡锋点点头，说，“哦。”老头叹口气，说，“命哪，该怎活着就怎活着，我活这岁数就没意思。”胡锋头大了，说，“讲什么呢？”老头这时突然眉毛一扬，说，“将！”胡锋一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步傻棋，竟让他将死了，连忙悔棋，说，“不算不算。”把棋放回来。老头笑得更厉害了，到最后忍不住咳了起来。老头的身体不是很好。
“你看，棋走错了好悔，人活错了就没话讲。”老头推乱棋子，也不管胡锋，只顾自己说，“你见着镇后面山上的佛堂没？早些年我走这里，想做和尚，人不收我，就住镇上了。”胡锋赶忙问，“早先你做什么？”刚问出口，就后悔了。和老头下了很久的棋，却从未问过老头的事，现在想起来，胡锋甚至觉得这过程有些微妙。老头却仍是笑，说，“给你讲也不信，我都忘了。不瞒你，阿锋，有时我就想，我一世人只在这镇上过，活活就活到老，活到死，那该多好，讲老实话，我都想不出比这还好点的一世人。”胡锋明白老头虽不想说他过去的事情，但这么问也未侵犯到老头，就鼓足气，又问，“你怎想种棉花？”
话刚落音，门却“砰”地一声，给人推开了，进来的是大强和阿平，这两个胡锋的死党，就跟水里捞上来的一样，而且，看起来有点慌张。阿平说，“你当真在这，走，快。”胡锋呆了一下，反问，“狗生的，你两个跑来做什么。”大强说，“走，路上跟你讲。”说完就拉胡锋的手。胡锋没有动，他留意到阿平的右手臂的衬衣袖子划了一个不小的口子，血从袖子下面渗出来，给雨一冲，染开一片。阿平也注意到了，就说，“狗生的输了不认，还砍人。”胡锋问道，“又相打了？”大强点点头，他似乎有点顾忌老冷头在场。阿平却说，“你走不走？我俩个刚给人追着，鞋都掉了。狗生的，不砍回来我就不信了。”胡锋一看，阿平果然掉了一只鞋，看起来有些滑稽。
老头已经在收棋盘了，他一手提着红绸布袋的袋口，一手捡棋子，一颗一颗的，将棋子丢进袋子。那是牛角做的子，它们在袋子里撞击了一下，发出很闷的一声，“啪”。老头一边把棋盘放到床底，一边对胡锋说，“有事干你就走去，快。” 大强和阿平脸上已经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也催促了一声，“快哪。”胡锋瞪了他们一眼，斥道，“叫什么？”然后又对老冷头说，“阿伯，你还是去我屋吧。”老冷头扬扬手，说，“你走去。”
胡锋走出棚子时，惨淡的夜幕已无边地降下。风象是从各个方向袭来，吹得人站不稳。这时的棉花地，似乎突然间开阔了许多——雨让人看不见前方。一个个蔫乎乎的棉铃擦着胡锋三人的身体，又弹开，他们就这样歪歪扭扭踩着田埂，穿过棉花地，跑上了江堤。江水在奋力地拍打着堤坝，激起骇人的浪花。胡锋站在堤坝上，风肆意地撩起了他的衣裳，他回头，看大雨里渐渐模糊了的棚子，似乎预想到了什么，他甚至觉得，自己可能已永远没有机会去了解老头为什么要种棉花了。
他们又跑了起来，在堤坝上——这时风有如一只无形的巨手，试图抓住三个渺渺的身影，然后将他们抛到一个不知有多远的地方去。
江慎，2001年8月9日，湘中。
六岁以前我住在一个院子里。这院子里的主房早年是一个地主的，据说他并不坏，也一直住在院子里，可我从没见过他。房子是批斗的时候分下来的，是木结构，双层。后来起到边上的房子，都是砖石结构，基本是单层的，看上去却一点也不比双层的主房矮。这许多的房子一间挨着一间，不留一点空隙，仿佛一个“U”字。但看似绵密的结构底下，却藏着许多的漆黑的过道，仿佛怎么都可以窜到任何一户人家的屋里去。“U”字中间的空白是用砺灰浇过的一块坪，一到下雨天，家家户户檐前就挂起了许多道银线，不一会，坪内就涨满了水，好在我们的门槛总是很高的，不到台风天，水不会漫进来；坪中央有个大水缸，接了许多年年雨水，又脏又臭，到夏天，里面就生许多的小虫。
我六岁之前就生活在这个院子里，但直到如今我也没弄清楚，院子里究竟住了几户人家，六户？七户？还是更多？多年后的一天，我再次爬上屋子后面的当年日本人建起的碉堡，站到那棵孤峭地生在碉堡墙缝里的榆树边，向下俯瞰，望见了一片棱角不甚分明的青瓦顶，上面长满了绿色的或枯萎了的苔藓类和蕨类植物，突然觉得，这看似熟悉的屋顶之下，其实是我从未生活过的一个世界。
当时我家是这“U”字右边末梢，正对面，也就是“U”字的起笔处，住着一个邮递员，许多年后，这个邮递员成为镇邮电局局长。其余的人家，都住在“U”字的弯和底那里。记忆里唯一分明的一家就是邮递员一家，他们是国家职工，家里显得很干净，有四个子女，都比我大；其余那几户人家，便记得不分明了。我那时不喊人，院子里来来往往的大人都不喊，尽管我认得他们，他们也认得我；即使是我父母，也很少和他们有瓜葛，仿佛邻居之间仅有的联系就在于房上的砖瓦。这个院子一般上都是很冷清的，各家做各家的事，只有结婚或死人的时候，才热闹起来，吃红白喜酒，都在这院子里。另一种热闹的场面出现在我们家搬出院子之后，有一回来了一个跑江湖的卖艺人，他有三四个猴子，给我们表演了许多好看的节目，其中有个魔术，是把一只碗的斜着放到凳子上，与凳面接触的，只是碗底的一个小边。我的一个伙伴，跑上去，直接把那碗翻过来，发现碗底是缺的，被打磨过，所以就可以平稳地斜着放到凳子上。这个魔术让我们这些小孩尤其惊奇，回家的时候纷纷拿了吃饭的碗，自己做这个魔术道具，谁都没有磨成功，倒是糟蹋了几个碗。卖艺的在结束表演时还拿了许多药来卖，还吹嘘自己会点痣。很多人上了他的当，我的另一个伙伴在卖艺人走后三天，他脸上被点过的地方就烂开了，好了以后，那个印迹比没点的痣还要明显。
我小的时候很乖，从不乱跑，平时总爱抱着自家的猫，骑在高高的门槛上。晴天逗逗坪里一身绒黄色新毛的小鸡和小鸭，雨天就看着檐上落下的雨线，折纸船，待到坪内如池子般地涨满了水，就把纸船放出去。
我说了，那时候我经常抱了一只猫坐在门槛上。这只猫是否真的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我现在却很疑惑。没错的话家里是养过一只猫的，很中国的那一种，灰色的毛，个头挺小。和我长大后看见的一些毛色怪诞的猫不一样，它似乎成为了一种象征，就像我六岁之前的生活，肯定是存在过的，但真实的状况，却无从记忆。因此，一旦回忆那段时光，反而觉得自己时时地陷落一片暧昧的空白之中。奇怪的是多年后我问母亲是否还记得那只猫，她竟断然地肯定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养过什么猫。是母亲记错了？还是我记错了？有一段时间我老是纠缠于此，却终无结果。
我至今仍能记得母亲那时对那只猫的态度，既喜欢又厌烦。因为它老是在家里踱步，一下是在桌子上，一下是在灶台上，毫不停动。最要命的是，母亲打毛线衣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它很喜欢玩线球，这是猫的通病。它总能将母亲的线球抢到，并把它弄乱，摊的一地都是毛线，收拾也收拾不起来。于是母亲大声地呵斥，那小动物受了惊吓，会跑开一会，可是过了一会，又会走拢来，母亲也只好听之任之了。那时我很小，却很喜欢那只猫的。因为我听说猫有九条命，很是了不得，所以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偷偷把鱼丢给它。父亲向我瞪眼，我就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小东西吃了东西也就像没吃什么东西一样，若无其事地还在我们脚间走动。不过它最好不要走到父亲的脚边，因为保不准父亲就会给它一脚。但就是这只猫，曾让我有过一次惨痛的经历。我已经忘了那天下午那只猫为什么爬到树上去了，好像是叼了我一个什么东西。那棵树是柑子树，就在那个炮台边上，是我们家的。每年都能结好多的果子，平常我也是喜欢爬上去的。
那只猫上了树，我就在下面叫它下来。叫了大半天，那该死的东西还是不肯下来。还悠然自得地在上面看着我，好像给了它鱼吃它却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这种轻蔑的态度引起了我的不满，我决定不再好言好语地和它对话，自己爬上去。树不是很高，我能爬上去，但树的枝桠却分得挺开。猫看我上来，它就不停地跳跃腾挪。它还能等着我靠近然后再跳开，这简直是轻狂了。我火了，于是在看准的情况下，向它扑了过去。可是，那只猫还是躲开了，而我却掉了下来。为此我像一个瘸子一样走路走了一段时间。不过奇怪的是那只猫在我跌下树那天起似乎就不见了，让我想报复它一下都没有了机会。现在我努力地想，可是仍然记不起那只猫是怎么不见的。这件事母亲应该记得的呀，可是她怎么会说我们家从来没有养过猫呢？
记忆里另一个模糊的点就是那棵柑子树。按道理说那棵柑子树就生在我家屋后面，日本人建的碉堡下边，一点没错。可是多年后我回到那里，却看到树的原址上早已覆上了水泥，成了一条三米多宽的水泥路。正像那只猫一样，看似生长于固定一点的树，在记忆里也有了不可预知的转移能力。
那颗柑子树开花的时候，一个院子都能闻到一股很好闻的若有若无的香气，开花时节，蜜蜂和蝴蝶就围着它飞；天气一热，树上爬出一种好看的大甲虫，我时常抓了它玩，但是总要留心它的排泄物，那东西很臭，洗也洗不掉。柑子树每年都要结许多的果实，我们家却摘不到几个，总是在未全熟的时候，便被村上的孩子，摘得只剩下树冠上那几个。父亲带我去摘的时候，总要叹息一声，但这的确是毫无办法的事，我对果实被人还去一点也不觉得难受，相反，等到我大一些，野性的力量充盈我的身体时，我也和那些偷我们家柑子的小孩一样，偷遍了村上所有的柑子树、枇杷树、葡萄、桃树、桔子树和枣树。我并不介意他们偷我们家的果子，相反，我还从中得到了一种乐趣。那一回，我看到院子里的几个小孩（当时都比我大），爬上了我们家的柑子树，摘了许多。那时候柑子还没熟呢，酸得不行，后来他们把这些柑子藏到了一个稻草堆里，因为稻草会把那些果子烘熟。但他们离开时，我就把稻草堆里的果子扒出来，藏到了另一个稻草堆里。等果子烘得软绵绵的，就拿了出来。这时吃，倒像不是吃自家果树上结的一样。
可是，现在，碉堡边修了水泥路，柑子树早就不知了踪影。有一年柑子上市，爸爸说，我们家也有颗柑子树的。我吃了一惊，从这句话看，我们家的确是有过那么一棵柑子树的，可是，那只猫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没有猫，那也就没有柑子树了；如果有柑子树，那一定也有一只猫。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可是我还是被纠缠住了，反复不能理出头绪。
因此我更加地困惑，那在那个院子里，还有什么真正发生过的，但我却觉得是错觉的往事？说实话，关于六岁之前的生活，我记得最为清楚的，就是有一年发大水。我们那里很少发大水，不，应该是极少发大水。因为我们那里河道多，陡门也多，降雨量一旦过量，陡门就开了，水给排到江里去了。我五岁那年，遇上唯一的一回，那场水漫过了我家的门槛，家里的小板凳（那是父亲为我做的）都飘了起来。我坐到了小板凳上，故意地不将屁股全落到板凳上，这样板凳就能够稍稍浮动起来，如同骑马一样。这个细节很是清晰，以至于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做梦时，还梦了这个场景。但是后来母亲把我抱到了高凳子上，我在高凳子上哭了，一定要下来，而母亲坚决不肯。
母亲为什么不肯呢？因为我们家柴仓的缘故。柴仓是依墙建的，墙后面就是碉堡，但那墙不知道怎么，有了几条小小的裂缝。有几次，母亲要抓柴往灶膛里塞的时候，竟然发现柴仓里盘了小小的蛇。蛇是从碉堡那边爬过来的。父亲就想用水泥堵了那些缝隙，可是他一年里有十个月在海上，就没来得及顾上。这次发了水，母亲就怕蛇从水里游出来，不小心咬了我。现在看来，母亲的担心有些多余，碉堡里的蛇也应是怕水的，它们也要逃到高高的没水的地方，以防淹死。
六岁之前的另一个细节是母亲告诉我的，而我对此以毫无印象，不过我相信母亲说的是实话。母亲说我那时候没什么玩的，总拿父亲从上海带来火柴玩。父亲是水产公司的，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船上，经常去上海。隔壁邻舍经常托他带东西，常带的是豆腐乳和火柴，后来还给他们带飞鱼牌自行车。那时候，飞鱼牌自行车是很稀罕的物事，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豆腐乳和火柴也要从上海带呢？上海的豆腐乳是有名的，可是火柴就没必要了吧。母亲说我爱玩火柴，总是拿了一整盒拆了玩，开始不知道划，也就无所谓，让我任意而为，后来我能划出火来了，她就把所有的火柴都藏了起来。母亲说这个往事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意，仿佛这是她能记起的关于我小时候最好玩的事。
有一段日子，我经常问母亲一些事情。母亲有时很耐烦地和我说这些事情，当然，有些问题她以为是我不可问的，她就不打算告诉我，那多是关于家乡的一些神秘不可解的老风俗，现在已经消失了的，直到我托出原委，她才半藏半露地说了一点；有时她不耐烦，觉得我管那么多干嘛，她就干脆地不理我。但是，每当问到我的童年时的一些事情时，她就眼里就有了光彩，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在她的印象里，我刚生下来时是很胖的，不爱哭，很爱睡，特别容易带，比我弟弟要好多了；因为父亲是祖父的幼子，而我又是父亲的第一个儿子，祖父因此也特别眷顾我，时常抱着我出去；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如此，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外孙，就打了一个金耳环，一个银脚镯给我。后面的那些外孙，就没有了。我记得那个金耳环和那个银脚镯，还是我亲自要求母亲给我取掉的，因为同学们都笑话我。不过，耳朵上的穿孔至今仍在。
母亲说话的时候始终是笑的，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她除了对我刚出生时有印象以外，在那个院子里其它的事情，她也没有了可靠的记忆。她对于院子里的人都还能回忆得起来，这是和我有所区别的地方。院子里的那些人后来许多都搬出了院子，有一两个还住到了我新屋子边上，比如那个邮递员，就住在我家对面不远处。其他的人，她有时也能说起来。有个人家的大儿子在市里当了警察，本是很有出息的事，可前年在街上，给人劈了，幸而还有一口气，被救活了下来。母亲后来也买了东西去看他，毕竟从前是一个院子的。我原不知晓这事，她一说，我便能想起来，这个警察许多年前是和我玩过弹珠的。还有一户人家的儿子，生得风流倜傥，和许多的女人有了往来，有一回把一个女的肚子搞大，那女的家里不肯，执意要他做出赔偿。这事后来人人皆知，这英俊的人就跑出去了，只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路，这时也不知道成家了没有。
但说实话，我对院子里大多数的人是不感兴趣的。院子里只有我父亲和那邮递员是吃国家饭的，别的都是老农民，他们长的黑而壮，有着执拗的神情。可对有一个人，我有着极强的好奇心。这个人不知道住在哪儿，似乎是我家边上，又似乎是主房上边，又似乎从来没在这院子里住过。前面说了，这些房子里边，藏了许多条的漆黑通道，有些人家的房门就生在某条通道的一个角落，不仔细找，是找不出来的。这也正是年幼的我，无法区分这院子里住了多少人家的缘故，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家，其实又并不是一家，看起来不像一家的，实际上倒是一家。
也就是多年后的爬上碉堡的那天，因为听说老屋子有坍塌的迹象，我就陪了母亲到院子走了一路。这时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重新回到这院子，看着那些砖瓦，那些门窗，还有屋檐下方被雨水冲出的积水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重新站到了那些漆黑的通道里，闻到了一些陈腐的气味，不知道是什么：老鼠的尸体？发霉的稻草？还是陈年的木制品？还是泥土？无法辨认。我小的时候对这些通道充满了畏惧，一半是因为黑，一半是因为臭。直到多年后的这天，我站在通道里面，心里依然发冷，仿佛这微小的畏惧在我身体里从未泯去。我转来转去，终于，在一堆稻草边上，我看到了一架木梯。它的下面部分已经被稻草覆盖，这说明，这架梯子已经很久没用了。梯子上方有扇门，锁着。恰恰在此时，母亲找到了我，说，快出去，臭。我随着她出去，顺便问了一句，这楼上老早是谁人住？母亲脱口而出，和尚呀。
“和尚”！是的，就是这个人了。我的下意识里，在我的童年，最多只见过他四五次，或者稍微多上那么一两次。他出现的次数，真是很少的，这使我一度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住在我们院子里。然而母亲的这句话，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他当时就住在楼上。他干嘛总不下楼？我问母亲。他经常出来的呀，母亲想想又说，不过他下来的确是少些，不晓得在楼上做什么。
他穿黑色的旧衫，上面有盘花扣子，剃光头，脸渗人的白，下巴上几根清须。我那时坐在门槛上，看见这个人过来，眼睛便自动被吸引了去——院子里再没一个人能给我如此分明的印象。而我见到他的次数又那么少，所以就怀疑他是不是哪一家的客人。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总之，他是一个穿着黑色的谜。院子里的人偶尔也会说起他，语气里多有鄙薄的意思，仿佛这个人不应该生活在这院子里一般。
有个清明，是个下雨天，祖父买了香烛炮仗来，父亲和母亲便带我一起上坟。下山时，我跟着祖父他们走在田间路上，远远地看到前面走着一个人——穿黑色的旧衫，白脸清须，唯一和平日不同的是，他打了把青布伞。他一个人，走得有点匆促。那时他正要经过一片开得雪花似的梨园边上，他的黑旧衫，黑雨伞，被白色的梨花一衬，便显出一种不可语说的神秘。
这个画面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却越来越不清晰——仿佛有这么一个人，只是在清明时偶遇的，并不是院子里穿旧衫的那个人；院子里出现的穿黑旧衫的人，并不是住在院子里的；住在院子穿旧衫的人或许也是有的，只是不是清明遇见的那个。这种无可诉状的想法，不知为什么在我脑子里纠缠了许久，直到那天和母亲一起回到老屋子，才被她一语惊醒：这地主死了有几年了。
村上死了人，总要发一个讣告，贴在路边醒目处，隔天又会贴出一个放电影或唱戏的告示。但我似乎没有见过他的讣告，或许他死的时候，我已离开了家乡。
2002年7月13日，湘中，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