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成才道路上的分叉口》
新学年开始,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注意到班上有位印度学生,便打趣地问道:“你们不是有IIT(印度理工学院)吗?为什么来MIT?”学生答道,他没能考取IIT,所以才来了MIT。1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好笑吗?假如你对IIT有所了解的话,那么这个段子不仅不够幽默,反而是过于写实了。每年大约有60多万学生参加印度理工学院联合考试,争夺全国23个校区一万三千多个名额,平均录取率为百分之二。2作为对照,MIT在2021年的录取率为百分之七。前几年宝莱坞大片《三傻大闹宝莱坞》(3 Idiots)更是以令人难忘的艺术手段坐实了这个不甚幽默的幽默。
其实,要是以录取率作为优秀大学的标志,我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比IIT还要低,更不用说MIT了。据网易推算,清北每年在全国的录取率大约在千分之0.72左右。3当然,由于考试制度不同,清北的录取率与IIT或MIT并无可比之处,但就考生的质量而言,我相信,清、北、MIT和IIT四校之间应当差异不大。问题是,在当今成果导向的人才培养评价体系中,值得夸耀的不是录取率而是毕业生的成就。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度人创造了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神话。据统计,百分之三十的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是印度人,其中包括谷歌、微软、百事可乐、万事达卡、德意志银行等世界上最著名的企业。另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美国硅谷工程师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印度人,而且世界高科技企业CEO中的百分之十是印度人。其他领域里印度人的成就也令人刮目相看:从哈佛商学院院长到CNN名主持人到名作家名医师,不一而足。
印度留学生为何能在事业上更成功?
印度成功人士中间很多人是在本国完成本科教育后赴美深造的。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尴尬的事实:留美的中国学人大多也是研究生。就人数而言,中国留学生一直在印度之前;从大学排名来看,中国大学在各种排名榜上的表现远比印度要亮丽得多。然而,印度留美学生凭什么在事业上比中国留学生更加成功?
坊间有不少关于印度留学生为何成功的解释,虽说经得起推敲的不多,却不妨姑妄听之。
耐力决定论:印度人口众多、语言繁杂、基础设施极差。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每天起床甚至不知道刷牙时水龙头里是否会冒出水来。这既培养了他们对无法控制力量的接受,也培养了他们坚持下去的需要。这种对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的耐心和耐力是他们日后成为领袖的基本训练。4
竞争决定论:在一个十亿多人口的国家长大,一切都归结为几率。升学的几率、出身家庭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就业的几率、考取公务员的几率、海外留学得到签证的几率,等等。5既然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那么从几率中刨去运气后剩下的就是竞争了。
语言决定论:要说中国留学生对他们的印度同学最不服气的,大概就是英文了。印度口音极其难懂,但印度学生在课堂上从不羞怯,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说话的机会。在大学里与老师和同学、在职场上与同事交流渠道畅通,自然加分不少。
诸如此类的理论还有很多,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是,耐力决定论和竞争决定论,在中国学生身上也基本适用,尽管外在条件有所不同。假如环境决定成败的话,那么财富500强的CEO中应该有更多来自第三世界的新移民。事实并非如此。
沟通有赖于两种能力支撑:表达+思维
语言决定论值得我们驻足深思。由于工作关系,多年来有幸结识很多印度教授,大、中学学生及其家长,也交了不少朋友。印度人英文总的来说比我们好是事实,但也没有好得太多。据统计,百分之八十的印度人母语是印度语,英语只是第二语言,而真正把英语当成第一语言的仅占百分之二。承认这一点的话,语言决定论便基本不成立了。我们之所以觉得他们的英文比我们顺溜,结论只有一个:他们比我们善于沟通。
难道印度人天生善于沟通?不至于吧。企业家汪涛的观察很有意思。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担任中兴印度公司CEO期间的有趣发现,即印度员工无论技术专业背景是什么,都同时还有一个MBA学历。6汪涛对此现象作了不少未经证实的猜测和解释,我不尽认同也不太关心。我关心的是教育与成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父亲辅导上小学的孩子念书,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就你这样,将来只能去考文科!”有趣的是,我走访过很多印度的名牌中学,那里的尖子们居然也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理!因此,印度最优秀学生上本科一定会选择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英文简称)专业。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印度理工男(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理工女)们开始向“文”倾斜。有人注意到,全美数学奥赛队的主力军近几年来一直是华裔孩子,但印裔孩子却蝉联了全美国青少年英语拼字比赛13届冠军。后者是一项极其考验英语功底的比赛,能从数万美国本土中小学生中脱颖而出,印裔家庭对于孩子语言能力的重视不言而喻。7
从这个角度来看,汪涛发现的MBA现象就不难解释了。中印学生及其家庭虽然都非常重视STEM教育,但印度人似乎更早、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纯理工背景的短板。因此,MBA成为他们补缺罅漏的最佳选择。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以为MBA只是教人当老板、做管理,其实不尽然。MBA教育的精髓是通过案例法逼着学生面对应用场景分析现实问题,并通过没完没了的课堂报告(presentations)教学生如何有效沟通。
沟通能力不是简单的爱说话。其实有很多爱说话的人,并不一定善于沟通。沟通有赖于两种能力的支撑:首先是表达能力,其次是思维能力。前者是沟通的形式,包括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而后者则是沟通的内容,与一个人的逻辑思维密切相关。一次有位来香港任教的美国教授对我抱怨说,他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面对过一片沉默的课堂,让他完全不知所措。幸亏有的班上有印度学生救场,才不至于让他太过难堪。他给我的问题是,印度与中国香港的学校同样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教育的影响,为什么印度学生课堂发言从不甘人后,而中国学生却恰恰相反呢?
答案我在香港的职场里找到了。平时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我发现,大家似乎恪守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主管在场,随员基本不发言,至少不会在主管开口之前抢先发言。加上在日常生活中亲历香港社会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我理解,单纯质朴、不善辞令仍被视为一种美德。“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也许,学生的表达能力本来不输于他人,只是敢为人先并不为这个社会所接受,更遑论赞赏。
不提供思维逻辑训练的本科教育是残缺不全的
行文至此,一幅人才成功路线图开始呈现。从本科教育到出国留学,中印两国的莘莘学子们重理轻文的求学之路颇为相似,但他们在毕业后的成才之路上分道扬镳了。分手点在哪里大家可以见仁见智,而大学的责任则是发现其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印度学生的成就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在我看来,我们的大学在教学过程中不鼓励学生表达还是小事,因为表达毕竟不是很多职业生涯之必需。但一个人的表达或沟通能力背后是他的思维能力。如果我们的大学未能为学生提供思维逻辑的训练,那么这样的本科教育便是残缺不全的。
近年来高教界同仁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关于通识教育的讨论持续升温便是明证。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将通识教育的目的界定为拓宽学生知识的广度,与此相应的措施便是开设文、史、哲、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概论课程。然而,开扩知识面虽然有助于提升思维能力,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知识广博和思维敏锐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换言之,随着搜索引擎的普及,我们周围的“知道分子”远远多于真正的“知识分子”。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热门话题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问题是,假如学生连基本的思维能力都存在问题,也无法有效地沟通与交流,哪来什么批判性思维呢?
可见,大学采用何种通识模式或传授哪些通识知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识课程一定要为学生提供思维逻辑的训练,帮助他们学会如何有效沟通。具体课程的内容可以根据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有所不同,但写作、讲演、逻辑推理、问题分析等方面的基本能力训练应是通识课程设计的核心,也是当今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面对日趋全球化的职场,通识课程也许是我们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的综合能力需要在一个模拟的现实世界里作一次演练。
1桑迪潘·德布:《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见https://leverageedu.com/blog/iit-acceptance-rate/。 3见https://3g.163.com/dy/article/GS3KR0BA0536MQKQ.html。 4S.Mitra Kalita: “9 reasons the Indian CEO keeps coming to the rescue”, CNN Business Perspectives, February 4, 2020. 5同上。6汪涛:印度对中国真正的威胁是什么。“纯科学”2017-09-24,https://mp.weixin.qq.com/s/Z_9zMAtpnmARwbIXoH8X0w?。
7https://zhuanlan.zhihu.com/p/43971955。预 告
下期,程星博士将就“细节决定成败?”这一话题进行分享,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
程星博士,现任麦可思首席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政策与管理硕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助理院长兼教育学院教授、纽约市立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规划与院校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在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领域学养深厚,经验丰富。
著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研究导论》《大学国际化的历程》《美国大学小史》《细读美国大学》,合著《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案例》等。
注:本文推送标题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辑自拟。
本期责编 | 麦可思 姚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