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制定之后，时隔26年，首次进行了重大修改，于2022年4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并正式公布，并于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最近全网关于《职教法》的讨论很多，讨论最热烈、甚至引起全网沸腾的消息当属新职教法“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的消息，这一消息于4月25日上了微博、今日头条等多平台的热搜榜，微博的热点如下，这个话题在微博的阅读竟然达到了7.5亿次。
“中华第一刊”《半月谈》官微也发布了消息：
正当人民群众为这个消息欢呼雀跃的时候，很多媒体又站出来说“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是误读。在大家莫衷一是的时候，4月27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这（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其实是一个误解、误读。”
陈子季进一步解释道：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都要协调发展。初中教育以后要实行普职分类教育；高中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都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要“因地制宜”，就是说不要搞“一刀切”，要允许各地普职比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差异，各地可以根据区域社会发展的程度、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情况合理规划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的招生规模。
其实不用听官方的解释，只要看看此前出台的一系列关于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就知道新《职教法》肯定没有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因为法律和政策是一致的，而政策的精神正如陈司长的介绍。
下面，本文将从七个方面论述新《职教法》解决了的问题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七个方面分别是：
一、以院校模式开展的学历型职业教育的本质
二、学历型职业教育的难处
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能平起平坐吗？
四、片面强调职业教育的公平会不会动摇高考的公平？
五、新《职教法》立足于学历型职业教育，对开放型技能培训关注不够
六、当前教育的核心问题不是技能教育问题，而是如何在移动互联网的干扰下教育好所有孩子的问题
七、一些建议
一、以院校模式开展的学历型职业教育的本质
我国是一个超14亿人口的大国，2000年至2019年每年新生人口基本在1500万-1700万的区间内，新生人口大跌是这两年的事，2020年新生人口1200万，2021年新生人口1062万。我们当前的教育机构解决的主要是1500万-1700万青少年的教育问题。2021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是1076万，这1076万就是俗称的“大学生”，这批毕业生按照年龄对应的出生年份是21、22年前的世纪之初，2000年新生人口1771万，2001年新生人口1702万。
图表：2000-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变化情况 新华社发 张玉薇（大巢制图）
面对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有1076万青年成了“大学生”，也不能掩盖600-700万同龄青年没有上大学的现实。要知道，2022年大学生人数空前增加，比2021年增加了167万，2021年才909万，往前推，能上大学的人数更少，这就意味着以前没有机会上大学的青年更多。
那么，每年六七百万甚至更多没机会上大学的青年，其初中后和高中后的教育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不管上什么学校，政府首先要解决青年人有学可上的问题。我们不能让所有青年都上大学，国家没有这么多的大学，也不需要人人都成为大学生，所以我们实行分流。
既然大学只能装得下一半青年（前些年），那就得把另一半青年分流到职业教育轨道上去。所以我们根据中考的文化课成绩，把成绩低的这近一半青年分流到了职高、中专、技校等学校，让这部分青年接受职业教育。
这种政策安排，既保证了文化课成绩靠后的这一半青年有学可上，也似乎顺应了这一半青年不太爱学习理论的特点。给他们职业教育，让他们人人掌握一门职业技能，这样既有利于这些青年的自食其力，也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实业立国。从大逻辑上，这样安排似乎没有问题。
而从教育部的角度来考虑，他们最大的任务是解决所有青年“有学可上”的问题，这一任务实际上超越了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本身。因为，如果中考成绩靠后的这近一半青少年无学可上，他们被迫全部流入社会，因为他们年纪尚小，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没学上对这些青年自身的成长成才非常不利。
所以我们看到，教育部组织建设了那么多职高、中专、技校等职业院校，并且用学历教育的方式开展职业教育，原因就在这里。按理来说，现代社会的任何一门职业技能，不需要全职学习3年、5年甚至6年。
最近有一本书比较热，作者是美国的自学专家乔西.考夫曼，书名是《关键20小时，快速学会任何技能》，作者的演讲视频也在网上传得比较火，我截图如下：
专家说用20小时可以学会任何技能。假如我们每个人没有自学专家那么牛，20小时学不会一门技能，20天可不可以，2个月可不可以？如果这还不够，20周时间肯定够了，也就是不到半年。看看我们身边以技术技能谋生的人，有哪样技术是我们全身心投入学习20周学不会的？很少！
所以，如果仅仅以学习技术技能的标准来判断，那么当前的学历型职业教育，用3-6年时间给青年教授某项技能，肯定不是为了技能本身，而是另有深意。
什么深意？教育！
技能培训不需要限制学时。大家去学驾照，学多长时间非常自由，能考过就行。在村里可以熟练开拖拉机的人，可能不用怎么学，直接去考就能把汽车驾驶证考到手。这就是真正的职业培训。
但教育必须限定学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专3年，本科4年，高等教育可以提前修完学分，从而提前毕业。但基础教育阶段，基本上要熬年份，要熬够规定的教育年限。为什么？因为教育是陪伴，是成长，必须保证青少年有足够的时间成长，不能催熟，不能拔苗助长。
所以，教育部主导的学历型职业教育才必须按照学历教育的构架组织。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学历型职业教育“以职业教育为名，行学历教育之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
实际上，我们无法否定学历型职业教育的功劳，“为后进学生提供兜底教育”是当前学历型职业教育最大的社会功能。数量庞大的职业院校为“学习成绩靠后的一半青年”提供了安全成长的环境，不管这些青年在职业院校里学没学到技能，他们都在职业院校里获得了成长。为了这份成长，职业教育从业者们呕心沥血，甚至担惊受怕，真的很不容易。
二、学历型职业教育的难处
学历型职业教育为学生提供的是“教育”，按逻辑说，“职业技能”只能是学历型职业教育的副产品，但现在社会舆论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价指标越来越倾向于“职业技能成果”，各种考核、各种评比、各种竞赛，都是以职业技能为核心。这就让包括教育部在内的所有学历型职业教育参与者感到力不从心。
教育部搞职业教育力不从心表现在没经验没资源。几十年来，教育部是管教育的，它熟悉的是学历教育，习惯于把学生关在校园里教授理论知识。而职业教育显然要打开校门，大搞校企合作。可是教育部不掌握企业资源，搞实业的企业不听教育部的。
没有企业的参与，职业教育始终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怎么搞好职业教育，教育部也没有经验，因为教育部的决策者管理者践行者都是从教育系统成长起来的，拥有的是教育思维，而不是实业思维，所以设计的很多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并不切合实际。这就让学历型职业教育多少有些脱离现实，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职业院校搞职业教育也很为难。既然学历型职业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是进行“学历教育托底”，那么把学生管理好，让学生在校期间不出事，并且尽己所能地给学生一些成长需要的养分，让学生知晓人情事理，拥有比较完善的人文素质，拥有学习任何技能的悟性，这是职校老师擅长的，也就是说职校老师擅长的是学历教育，是学历教育之下的通识教育，而不是技能技术。
职业院校也是按照学历教育的需要组织老师的，基本上所有老师都来自于大学，而且追求高学历，越是高学历的老师越没有企业工作的经验。但学历越高的老师职业院校越喜欢，职业院校老师的晋升也完全不考虑职业技能，看的是论文、课题等为国出谋划策的谋略。
在这样的体系下，怎么搞好“职业技能”的培养呢？简直无解！
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能平起平坐吗？
新《职教法》第三条：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
新《职教法》第十五条：职业学校教育分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由高级中等教育层次的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实施。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
以上两条法律条文一是提高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二是为职业教育拓宽了上升渠道，使职业教育不再终止于大专，而是可以有职业本科，甚至职业硕士、职业博士。
在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方面，多部门早就出台文件，要求消除用工中对职业文凭的歧视，给予职教学生更多公平待遇。尤其2021年10月人社部发布的《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要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要求，或者不再设置学历要求。
那么这些法律和政策文件能推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地位平等吗？
我们先不要要求千千万万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一碗水端平，让所有人都公平平等地对待职业教育学生和普通教育学生，因为是否公平对待是教育的结果，我们不能直接从结果上要求。我们要先看培养过程是否做到了公平平等，如果培养过程平等，学生质量平等，再来要求机会平等待遇平等才是合理的。
在培养过程中的资金投入上，从教育部网站公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发布”可知：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33.87亿元，其中全国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8671.83元，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7446.93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22407.39元。可见，在教育经费投入上，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均费用不但赶不上普通高校，也赶不上普通高中。
职业教育获得的经费少，就招不到高水平的老师，就买不到充足的设备。所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并不平等。
再说学生质量。当前情况下，上职高和中专的学生是中考中成绩靠后的那部分学生，成绩靠前的学生都去普通高中准备考普通大学了。而在接下来的高考选拔中，学生按照高考成绩的高低，依次走入985高校、211高校（现在都叫双一流）、普通本科学校、高职大专院校等。高考成绩高的学生对应的就是好大学，成绩差的就去高职大专。
很明显，我们用“横切法”对着学生的成绩排名一刀切下去，成绩好的那一半学生接受普通教育，成绩差的另一半学生接受职业教育，这种“横切法”能促成学生毕业后平等的评价和平等的机会吗？谁都知道，不能！
这就好比卖萝卜的菜贩子，把一个上头大下头小的长白萝卜从正中间处一刀两断，然后把这两半截萝卜放在一起，非得要卖一样的价钱。相同的价钱下，顾客只想要上半截粗的，结果菜贩子说顾客歧视了下半截萝卜。
夏天卖西瓜的商贩要是把西瓜切开卖，有经验的商贩一般不会横切，而是竖着切，怕顾客只要连着藤的那一半而嫌弃另一半。卖萝卜的如果真要把萝卜切开卖，那一定是竖着切，从萝卜的脑袋切到屁股，只要刀法准分得匀，两半萝卜卖一样的价钱，不会有顾客嫌弃的。
从这些最浅显的道理我们不难明白，如果我们总是对学生的成绩进行横切，并且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给成绩高的那一半学生，那么被“横切法”隔开的这两部分学生不可能完全平等。要想完全平等，必须采取“纵切法”，即中考和高考中，每个分数段固定比例的学生分别去接受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
比如，要想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1：1分流，以高考成绩为例，那就600分以上的，分一半去上职业院校，300分以下的也分一半去上普通大学，当然，300分到600分 的也各分一半接受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这样才能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完全平等。
如果做不到以成绩的“纵切法”来分流学生，而是在各个阶段都用“横切法”进行“人以群分”，且把成绩差的都投入到职业院校，那么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永远不可能平起平坐。
有人不这么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理解中考和高考成绩到底反映的是什么内涵。关于文化课的成绩到底能反映一个人的什么素质和品质，我看过最让人信服的说法是2019年看到的一篇文章《大数据告诉你：学历真的能改变命运》（用标题去百度能搜到）。这篇文章中关于高考成绩能代表什么，是这么说的:
高考并不是一种技能测试，高考是一种素质测试，它的出发点是把更优秀的人筛选出来。读过大学的人能清晰地认识到高考涉及的基础知识有多简单，以数学为例，最难只到函数的变形与应用，连微积分都鲜有涉及，要知道微积分学17世纪下半叶就被创立了，也就是说，高考所考察的数学知识仅仅是17世纪以前的研究成果而已，大学数学系一个学期学的内容，大概在知识广度与深度上就已经数倍于全部初高中内容了。
整个高中阶段，有关部门不断地推陈出新，用更复杂、更诡秘的题目形式去强化考核的技巧性，而老师则配合地带着高中生们，翻来覆去地熟悉那一丁点知识点，掌握它的全部变换，这一切的主要目的不是让学生把那点儿可怜的基础知识领悟透彻，因为大多数的解题技巧在现实生产中毫无价值。
高考的出发点，直白点儿的说，就是看看哪些学生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执行力（“我已经告诉你该干什么了，你能干好吗？”），通过这种筛选，完成社会分化，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其实一直在被应用，只是大家都很有默契地不说出来罢了。
此前知乎有一篇文章说得很好：高考就算是考电子竞技，仍然还会是目前上名校的这些人上名校。我很赞同这种观点，高考只要还是素质测试（电子竞技还真的是素质测试），那么它考什么都一样，因为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执行力的人，干任何事情都同样优秀。连高考这么简单的测试都通不过的人也敢说自己比他人优秀？！
那些认为高分就代表低能的人，你可以不认同这段表述，但你不得不面对全社会对高考成绩的认可，就不说大学是按照高考分数高低录取的，就算是毕业了去求职，用人单位首先看的还是第一学历，因为他们知道第一学历是根据高考成绩分出来的。也就是说，HR们认可高考成绩所代表的聪明、勤奋和执行力。这份认可才是全社会对高考趋之如骛的根本。
前几年李国庆还是当当网老总的时候，在电视招聘节目《非你莫属》上，一听到北大硕士的第一学历是二本院校，立马灭灯，并给出了自己拒绝的理由，那就是当当网只看第一学历，要求211大学，并坦言，目前在招聘应届生时还没有找到比第一学历更有效的判断标准。这就是职场的现状，用人的主导权在老板手上，学校和学生没有反驳教育老板的能力。这也从侧面说明，全社会非常认可高考成绩。
四、片面强调职业教育的公平会不会动摇高考的公平？
新《职教法》确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确定职业教育应该有本科及以上层次。职业教育的本科文凭目前已经有了，职业教育的硕士、博士文凭或许不久之后就会推出。很明显，在职业教育中推出这样的高文凭，就是为了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平起平坐。
再加上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也规定在就业时不能歧视职业文凭，甚至一些需要技能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要求，或者不再设置学历要求，以便为职业教育者提供更多机会。那也就是说，在就业市场上，职业文凭的含金量也应该和普通教育文凭相同。
这些法律和政策的逻辑是为了公平。我们应该为中考和高考中成绩靠后的这部分青年提供更多机会，不能让他们在竞争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国家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不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教育公平吗？
但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
按照中考和高考的成绩，对青少年进行分层，让勤奋好学的高成绩者获得更多机会，让中华文化中“天道酬勤”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是公平？还是说不以中考和高考成绩为参考，高成绩者和低成绩者拿相同名号的文凭并拥有相同文凭含金量共享平等机会是公平？
哪种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哪种公平才是对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真正有益处的公平？
目前老百姓认可高考，认为高考是中国社会中受益群体最广泛执行程序最严谨分配结果最公平的一件事，这种公平在人的一生中，甚至以前碰不到，以后也碰不到。也就是说，大部分青年在自己18岁的时候经历了这一辈子最公平的事情，不靠天不靠地不靠关系，只靠自己的聪明、勤奋、自控力和执行力就可能出人头地，甚至获得阶层跃升的机会。
几十年来，高考的公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他们和他们身后的家庭信任高考的公平，信仰知识改变命运，并为此呕心沥血地奋斗。而中国社会也受益于这种奋斗，积极向上的奋斗推动了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突飞猛进，这是高考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中考其实是高考的向下延伸，小学的激烈竞争当然也是高考的向下延伸。老百姓被牢牢地拴在了高考这根绳上。但这根绳是公平，是机会，不是桎梏。
当老百姓信仰对中考和高考的成绩采取“横切法”是公平的时候，那么，采取一些措施对“横切法”下成绩后半段的学生授予和前半段学生相同名号相同效力的文凭，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公平？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同时存在以成绩“横切法”为基础的高考公平和“横切法”之下不以成绩论高低的平均式公平，我们只能在这两种公平中选择其一。
职业教育不是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存在，不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之笔，它不是比普通教育更高级的教育。对于绝大部分青年而言，中考成绩没考好，高考成绩没考好，主要还是聪明、勤奋、自控力和执行力等某一方面有缺陷，这样的青年，接受几年职业教育，在综合能力上就能后来居上吗？
如果不是综合能力的后来居上，而是某项技能的卓尔不群，就不说这种传说中的卓尔不群现实不现实，就纵观当前之社会，如果技术技能这么值钱，能在人生境遇中四两拨千斤弯道超车，那为什么制造业还如此艰难，还招不到人？逻辑能自洽吗？
任何逻辑不能自洽的理论都是对现实的扭曲甚至掩盖。
普通高等教育是“严进宽出”，所有的职业教育基本都是“宽进宽出”，粗放型的“宽出”决定了手握职业文凭的毕业生不一定就学到了职业技能，或许只是在学校里混了几年而已，可能啥都不会。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要无视普通高等教育“严进”的意义，进而降低高考在评判人才质量中的权重，甚至无视高考成绩，那么，这是真正的公平吗？
要想让职业文凭和普通文凭具有同等的高度和相同的效力，必须要从“根”上进行调整，这个“根”就是中考和高考成绩的切割方法，只有采取中考和高考成绩的“纵切法”，从高分数段到低分数段都划分出一定比例的学生去接受职业教育，职业文凭和普通文凭才能平起平坐，社会各界也才能认可这种平起平坐，这样做也才是效率和公平兼顾了的真正有活力的公平。
当前之中国，高考制度是极少数兼顾了公平和效率且老百姓认可并满意的制度，也是激发广大青少年奋发向上争做好青年从而增进社会活力的好制度。所以，捍卫高考的公平既符合绝大多数老百姓望子成龙的小利益，也符合国家进步发展的大利益，轻易不能改变。
勤奋好学的青少年那么努力，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努力学习和不努力学习，结果不一样。如果结果是一样的，还有谁去努力？
五、新《职教法》立足于学历型职业教育，对开放型技能培训关注不够
新《职教法》第一、二条说，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才要发展职业教育。而本法所称的职业教育包括了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
第八条说，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
以上条文明确说明，职业教育包括学历型职业学校教育和面向全社会所有人开放的职业培训两大块。这两大块都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总负责，也就是由教育部总主管，人社部等其他涉及到职业教育的部门是配合。
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是由教育部设计和管理的，这一点从新《职教法》的修订程序就可以看出。据报道，2019年12月，教育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21年3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但是我们知道，教育部主要是管理“基础教育”和“学历教育”的行政部门。而长期以来，职业技能的主管部门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劳动者的从业资格和技能进行国家级认定的“职业资格证书”通常是由人社部颁发的，为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还专门成立了“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等部门。人社部制定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把全社会的职业资格都纳入其中进行管理，2021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共计72项职业资格。
这样一来，我国的职业教育实际上就是教育部和人社部共同管理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具体有什么法律条文来区分教育部和人社部在职业教育上的职责划分，但从具体操作中可以看出，教育部主要负责学历型职业学校教育的管理，而人社部主要负责社会性职业资格证书管理。
新《职教法》是教育部主持修订的，内容上重点关注的是教育部重视且擅长的“学历型职业学校教育”，对职业教育的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社会性职业培训”规定得较少。也就是说，新《职教法》主要解决的还是接受学历型职业教育的学生、尤其是应届生怎么获得学历证书的问题，而不是怎么进行职业技能考核、获得代表专业技术能力的职业资格证书的问题。
直白点说，制定《职教法》是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安排每年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继续接受学历教育的问题。
站在教育部的立场上，重点关注学历型职业教育也是职责所在，毕竟，如果不把每年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的问题安排好，任这些少年流落社会，那会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一套法律，两个问题，重点关注了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必然就有所忽视了。
实际上，如果我国真的要“建设技能型社会”，那么根据以往经验，社会化的“技能培训”在提升技术技能方面一定是最高效的。比如，驾驶技术是一项技能，国家把驾驶技术培训完全放开后，民营驾校遍地开花，培训费用十多年不涨，培训合格的机动车驾驶人截至2021年10月已达4.8亿人，驾驶技术的高效培训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突飞猛进的因素之一。
但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完全走社会化的“技能培训”道路，否则，给十五六岁的孩子3个月培训好了一项技能，就让他们走入社会去谋生，这显然会造成更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学历教育，即便一项职业技能3个月就能学会，我们也必须让学生在学校至少待3年。无他，就是为了发挥学历教育的“保姆功能”，用学校的管束监管孩子的健康成长。
教育部更关注青少年的“学历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但规范全社会职业技能提升的最高法律也不能偏废社会化的“技能培训”，如果法律能把“学历型技能教育”和“社会化技能培训”分开考虑，抓住各自的痛点，效果应该会更好。
我们的职业教育，既要帮助“没技术没学历的应届青少年”解决学历和技术问题，也要帮助“有技术没学历的社会中青年人士”解决学历问题，后者的现实迫切性一点不比前者弱。
如前文数据，每年有几百万青年没有机会获得大学文凭，这些年累积下来，需要通过开放式学习获得高文凭的社会人士非常多。
当前，每个单位招聘员工，文凭排在第一位。很多热点城市落户、买房，最低文凭要求是大专，所以获得大学文凭，是那些当年没有应届读大学的社会中青年的迫切需求，
有些社会中青年可能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了某种技能，比如学会了贴瓷砖，可以日入500元，月入15K。比如学会了烘焙，会做188种糕点，且自己弄了个面包店，日入1K,月入3个W。
TA想在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落户买房，有技能有经济实力，就是没文凭。那么，我们的职业教育能不能对这些社会青年的职业技能进行认证，凭技能给他们一个大专及以上的文凭？
从新《职教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看似乎是可以的：学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为受教育者从业的凭证。接受职业培训取得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证书等学习成果，经职业学校认定，可以转化为相应的学历教育学分；达到相应职业学校学业要求的，可以取得相应的学业证书。接受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的，可以依法申请相应学位。
我理解，以上的条文还是把颁发文凭的权利授予职业学校，社会人士虽然可以用职业资格证书等兑换学分，但是不是又必须要求想拿文凭的人首先成为职业学校的脱产学生才可以兑换？
无论如何，法律有了这样的规定，相关的配套政策也要抓紧推进落实。要大力推进全社会有技能的人士获得高层次职业文凭，我觉得这才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点。要让那些凭自学或职场上的传帮带而掌握了某种技能，且靠着这项技能赚到高薪的劳动者加入到职业教育的队伍中来，把他们在院校之外的技能学习成果纳入到职业教育的成果中来，这才能给职业教育增色，从而增加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否则，总是把职业教育和应届生画等号，而应届生薪资一般不高，且又不一定干专业对口的工作，这就会使职业教育对应的市场薪资没有竞争力。从而使职业教育不被群众认可。
教育部主管文凭发放，而青年一旦脱离了教育体系，走入了社会，那就与教育部没有多大关系了，学什么技能，考什么职业资格证书，那是人社部主管的事。很明显，当前在用职业资格证书换取职业文凭的制度设计和现实操作上，还是不太顺畅的。这项工作要抓紧改革和推动。
六、当前教育的核心问题不是技能教育问题，而是如何在移动互联网的干扰下教育好所有孩子的问题
当前很多人总企图用“职业教育”四个字来掩盖教育的核心问题。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当前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移动互联网对孩子无处不在的干扰导致很多孩子不爱学习不愿学习的问题。
前文说过，职业教育目前是为中考、高考成绩后半段的孩子提供的教育，那么这部分学生的成绩为什么会处于后半段？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肯定不是智商问题。既然高考成绩代表着聪明、勤奋、自律和执行力，那么，成绩落后大概率是因为学生不勤奋、不自律，学习习惯不好，学习积极性不高。
不要企图否定，好几个省份高职录取分数已经降到了160分，有的省份本科录取分数线降到了280分，总分750分啊，这样的分数线，我真看不出竞争的激烈性在哪里，这分明就是学生没学好嘛。
学生为什么没学好？一个个那么聪明，初中高中那么点内容为什么没学好？
很多孩子是被手机和电脑耽误了，尤其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能管好孩子吃喝就不错了，哪能禁止得了孩子玩手机上网？这种成长状况和职业院校里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孩子有没有关系？肯定有直接关系。
当前，城市孩子的学习成绩普遍较高。城乡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考试题，如果乡村学校老师水平没有城市重点学校老师高，那也有那么多免费的网课做补充，一个学习兴趣高学习习惯好的农村孩子借助这些资源，完全可以把学习搞好，近几年不断曝出寒门学子考入清华北大的案例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可是，农村孩子作为一个整体，为什么在中考和高考竞争中全面落后？
答案很清晰，如果你去农村走走看看，答案更清晰。节假日抱着手机从早刷到晚的农村孩子一堆一堆，为了玩手机在学校和老师打游击的学生一堆一堆。城市的移动互联网更发达，城市孩子受到的诱惑更大，但是因为父母在身边管束着，大部分城市孩子至少在小学阶段还是认真学习的。但到了初中也很难管。
移动互联网对孩子学习的干扰，是每个家庭都面临的难题，不分城乡。
被移动互联网搞得不爱学习的孩子，他们不止不爱学习文化知识，他们也不爱学习技术技能。把这些孩子送到职业院校，给他们戴上“职业教育”的帽子，他们就会变成“大国工匠”？“大国工匠”的门槛这么低吗?
所以，我们不能以“职业教育”四个字掩盖中高考中成绩后半段孩子教育的真正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些更加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调研，结合日益服务业化的社会现状，寻求在移动互联网干扰下的有效教育方式，实事求是地审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问题，真正地正视问题，真正地解决问题。
当前我们各个教育层次的所谓教育教学研究，大多沦为了发论文申课题的利益游戏，极少有针对时代的教育大课题大难题进行专业且综合的调研。教育的改革和制度设计，欠缺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不直击核心问题，教育怎么能搞好？
七、一些建议
根据前文对职业教育和新《职教法》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要“建设技能型社会”，必须更加重视“社会性技能培训”。
新《职教法》更多关注学历型职业学校教育，比较忽视纯技能型社会职业培训。这种偏颇会影响国家“建设技能型社会”目标的实现。建议在政策和法律落实中加强“社会性技能培训”，打通以技能换学历的通道，让更多低学历高技能的社会人士凭借技能获得较高学历。
其实实现这一点也不难，职业文凭的获得应该衡量两个方面，一是基本的文化素质，二是技术技能水准。可以让国家已经花重金打造好的慕课（MOOC）课程在职业文凭的文化素质学习和考核中发挥更大作用。任何人都可以自学指定的慕课课程，只要修够科目，考核合格，就可以获得文化课总成绩，不用要求脱产的院校学习。
技术技能水准的考核由国家统一组织现场考试，各环节打分够了就可以通过。文化考核技能考核都过了，就可以拿到相应的文凭。大专有大专的文凭要求，本科有本科的文凭要求。
简单一句话，请参照“驾照学考”。
现在的自考文凭为什么不改一改，弄成职业文凭？文凭这么重要，必须拓宽社会低学历人群获得文凭的途径。
职业文凭，标准放松一点，甚至水一点，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文凭能帮助更多社会人士就业、落户、买房，帮他们获得更多的公民权益，文凭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至于公平性，最终是由企业HR眼里的文凭含金量决定的，市场自然会调整。
2、“学历型职业学校教育”还是应该坚持以“教育”为根本，以”技能培养”为附加要求
“学历型职业学校教育”在现有体制和资源下，真的做不到为市场培养紧缺的实用型人才，前文已经从现状和逻辑上分析过，做不到。那就踏踏实实以学历教育为根本，用“教育”滋养学生，并且，这样做，学生的收益会更大些。比喊口号做样子有用得多。
关于教育和职业技能对一个人的未来有什么影响，我想把这段话送给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者：
“教育就是要培养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才最能适应社会需要，学生有了社会适应性、创造性和潜力，到社会上才能发展和成长。在学校里学得很窄，在社会上不一定能进得了那个门，社会是多元的，是发展变化的，只有打好基础，才能适应未来，才能适应社会需要。”
关于这段讲话的完整内容可以阅读我的文章《在学校里学得很窄，在社会上能进得了那个门吗？》。
我还想给神话职业技能的所有人推荐两篇调查文章，让你们明白在学校里即便学到了非常实用的硬手艺，可是在当前的产业格局和制造业现状下，技术技能可能也无用武之地。
第一篇：2021年杜连森博士撰写并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调查报告《“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这篇文章详细调研了掌握制造业硬技能的职校毕业生在工作中的技能使用状况。
第二篇：2021年10月洪蔚琳写的自媒体爆文《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这篇文章详细调研了制造业中心广东顺德某中职学校中职生的学习和工作状况，讲述了为“珠宝名镇”量身培养的珠宝设计师的艰难处境。文中有一个小标题是“入学零门槛，这里没有竞争，‘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特别触动人心。
认真地调研，真诚地直面问题，是做好教育的根本啊！
3、无视中高考的公平价值，以职业文凭混淆人民群众认可的人才分类分层的传统机制，可能对社会公平和效率提升都没有好处。
这点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
4、要重视移动互联网干扰下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推动教育的与时俱进，不能掩盖很多孩子失去学习兴趣的问题。
如何在移动互联网的干扰下教育好孩子，这是个新的时代命题。可以说，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是人类有史以来干扰最大的，太多新鲜的有趣的东西分散着孩子的注意力，专注专心成了一件难度很大的事。
父母陷入与网络游戏和短视频争夺孩子的战争中，而且这场战争越到孩子的青春叛逆期父母越艰难。被游戏和网络废掉的孩子，心里没有想法，眼里没有光亮。这样的孩子不是少数。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这样的孩子觉醒，重新喜欢上学习，这真是个很难的事。
或许，我们需要对基础教育的一些科目进行调整改变，对教学方法进行调整改变，加一些与时俱进的内容和方法进去。不要让孩子总是处于两个极端之中，这两个极端一是全社会网络资源无处不在触手可及，二是学校和家长视网络和游戏如洪水猛兽，能控制得了孩子的时候，坚决杜绝孩子接触。
夹在这两个极端中的孩子，在诱惑和恐吓控制中徘徊躲闪。这种状况不应该是教育的常态，因为没有顺应孩子的天性。怎么有更好的安排，需要更多的研究设计。
我常常想，十多岁的孩子中，调皮捣蛋甚至胡作非为的那么多。四十来岁的成年人中却较少有惹是生非打架斗殴的坏人，而多了那么多如老黄牛般的中年父母？或许社会和生活就是一所学校，它会用缓慢、有力且冷酷的方式，让绝大多数或不学习不想事或桀骜不驯的人认识到生活的真相。
那么，在冷酷的生活真相到来之前，让我们用教育提前告诉孩子，不要浪费青春，不要蹉跎岁月，应追求人生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教育的意义。
我的其他三篇有关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热文如下：
1.论大破大立之际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投资
2.一文说清当前教育的问题：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顶层设计的思考
3.普通高中太少，让更多孩子上职高，这种工业时代的思维，适合商业社会吗？
